谢作诗的书谢作诗:降息不能达到刺激经济的目的

2018-0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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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简介：7月5日晚,央行决定自2012年7月6日起下调金融机构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金融机构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下调0.25个百分点,至3%,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下调0.31个百分点,至6%.这是央行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第二次降息.此举表明将于下周公布的第二季度经济数据疲软超过预期,降息是为了支撑7.5%的预定增长目标而采取的预防性措施.同一天,欧洲央行.丹麦央行也纷纷减息,英国央行则推出了又一轮500亿英镑(合779.5亿美元)的债券购买计划.各国央行的举措凸现了全球决策者对于经济状况的担忧.看起来,这次

7月5日晚,央行决定自2012年7月6日起下调金融机构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金融机构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下调0.25个百分点,至3%,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下调0.31个百分点,至6%。这是央行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第二次降息。此举表明将于下周公布的第二季度经济数据疲软超过预期,降息是为了支撑7.5%的预定增长目标而采取的预防性措施。

同一天,欧洲央行、丹麦央行也纷纷减息,英国央行则推出了又一轮500亿英镑(合779.5亿美元)的债券购买计划。各国央行的举措凸现了全球决策者对于经济状况的担忧。

看起来,这次降息理由充分:第一、经济放缓远超预期,企业利润继续下降,财政收入增速加速放慢。第二、外汇占款急剧下降。第三、广义货币增速和总量皆超常放缓。第四、社会融资总额增长迟缓。第五、股市持续低迷不振。

第六、全球经济形势恶化,各国都在放松货币。由于全球范围内很多经济体已经开始大幅度降息,中国如果保持较高利率将导致明显的息差,可能导致资本流入和较高的资金对冲成本。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央行降息在一定程度上暗合了国际潮流,并与欧洲央行此前的举动形成了政策上的协调。

而且这次降息不仅仅是非对称降息,而且还扩大了利率浮动范围,意味着把定价权更多交给了金融机构,让金融机构自主定价,这是利率市场化推进的重要信号,对金融市场改革具有重要意义。

不过,我仍然要质疑这次货币政策是否能达到它的预期目标。

高增长时代已经结束

世界经济过去二十年来的高增长乃是特定条件下的高增长。IT革命,柏林墙倒塌前社会主义国家转轨市场经济,二十多亿廉价劳动力融入到世界市场,这二者共同抑制了世界市场制造品价格的上升。中国的价格就是世界的价格。美国(西方)于是可以大发货币,大搞赤字财政。美国高消费、低储蓄的生活方式就是靠超发货币和赤字财政来维持的。把未来的钱叠加到现在来花,当然会带来短期繁荣。说是短期,由于参与者众,其实是可以很长的。

美国高消费、低储蓄,必须有另一个经济体低消费、高储蓄来与他匹配,否则世界经济就不能实现均衡。与美国相匹配的经济体正是中国。由于人口红利以及由于体制性原因,中国经济表现为低消费、高储蓄、高投资。单独来看,中美经济都不均衡,是不能持续的,但彼此匹配作为一个整体总供给与总需求则实现了均衡,又可以持续增长。可以这样说,正是因为中美两国一阴一阳、一男一女美丽的双人舞,才成就了世界经济过去二十多年的高增长。

但是西方世界是怕通胀的,民主政治怕通胀。当中国出现民工荒的时候,西方就得被迫收缩货币了。当国家到了资不抵债的时候,赤字财政就不能维持了。这正是华尔街金融危机爆发的背后深层原因。当二十多亿廉价劳动力融入到世界市场的时候,西方国家的高工资、高福利本来是应该做向下调整的,但名义工资不变,由于制造品价格被遏制,实际工资反而是上升的。

这就是西方国家结构失衡之原因所在。现在西方被迫紧缩。西方储蓄率上升,中国的低消费、高储蓄就成为问题。中国必须从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经济增长转变到投资、出口、消费共同拉动经济增长,特别是依靠消费拉动经济增长。这是中国经济面临的结构问题。

涨工资、增福利,皆大欢喜,但是紧缩就是一个痛苦的过程。西方国家的结构调整绝不可能短期完成。中国要更多地依靠国内消费来拉动经济增长。但是消费的背后是收入,没有收入让人消费,那是笑话;有了收入不让人消费,那也不可能。而收入的背后是产权,不改革解决不了收入问题。但是今天的改革,再也不是上世纪80年代的有人受益却没有人受损的帕累托改进了,今天的改革虽然可以使得蛋糕做大,但却会有人受损。改革也不容易。

但是结构问题不解决,世界经济不可能重回高增长轨道。今天的世界经济正在还账,还过去几十年来透支未来的欠账。我们要问:世界经济还有没有可能再来一个二十多亿的廉价劳动力?西方国家还可不可能长期地扩张货币?还可不可能大规模赤字财政?没有了,不可能。所以,世界经济过去二三十年来的高增长其实是一个特定条件下的非常态高增长,现在处在调整期。总体上,世界经济进入了一个低增长的通道。这个不是短期的,而是较长期的。

今天的经济困难很大程度是政府刺激经济的恶果

货币之水不会均匀流向经济的每个领域,而会首先流向包括房地产在内的资产市场,产生泡沫。当资产市场上价格百分之五十、百分之一百上涨的时候,实体经济领域就会发生资金倒抽效应,钱反而要大规模流出实体经济领域。从银行获得授信额度,只拿出一部分做实业,其余则投入到高利贷市场,参与炒楼,这在全国不是少数,这正是上一轮经济扩张过程中的真实写照。

其结果,愈是扩张货币,资产价格愈是狂涨而得不到控制,而实体经济领域资金倒抽效应便愈是强烈。货币扩张不但没有起到为中小企业提供宽松经济环境的作用,反而成为制造中小企业融资难、扼杀中小企业的罪魁祸首。

扼杀中小企业的并不只是宽松的货币政策,政府和国有部门投资冲动对于私人部门的挤出效应不可忽视。中央政府的4万亿,地方融资平台的14万亿,铁路负债2万亿,其他诸如电力、水利等部门有没有?所有这些负债加总起来会占用多少资金?会拉高多少市场利率?民间融资难、借贷利率高,这是重要原因之一。

虽然华尔街金融危机前已经出现民工荒,但是金融危机初期到底出现了严重的民工返乡潮和严重的就业问题,然而金融危机过去不到一年,民工荒就再次出现并且比金融危机前更严重。应该说这与政府和国有部门庞大的投资有关系。政府过大的投资,不仅仅拉高了利率,也制造了民工荒,严重挤出了民间经济。

2010年、11年的问题,不仅仅是利率高、贷款难、企业倒闭潮,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在2010年下半年到2011年上半年极短的时间里,出现了利率从17.96%到40%的巨幅拉升。短期利率巨幅拉升,什么原因?是因为政策短时间内急剧转向的原因。

道理其实简单:政府实施扩张性宏观政策,企业和个人于是增加投资,扩大生产。可是刚刚增加了投资,扩大了生产,政策就转向紧缩。四层楼的厂房刚修到第二层,遇到紧缩,这种情况下,面对再高的利率,企业也得贷。政策不稳定,急剧转向,因而会大幅提高企业的财务成本。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国际市场萧条,为遏制当年出口下滑的颓势,4万亿投资注入,市场利率被人为压低,经济在短期内呈现蓬勃发展势头。但是印钞票刺激经济的代价是,物价像涟漪般的扩散上涨。在物价压力下,政府开始迅速收紧银根。从2010年下半年起,中央银行通过11次上调准备金率、5次加息以及控制全年信贷总额等方式实行货币紧缩政策。银行在政策的要求下开始催促还贷,控制新贷款发放,企业于是迎来肃杀的秋天。

其实无所适从还算好,最可怕的是错判了形势。本来经济处在一个下行的通道中,但是政府强刺激硬把经济拉了上去。老板不知道,他觉得贷款很容易,这个银行请他贷款,那个银行请他贷款,产品销售也好,于是很难不扩大生产。

可是厂房刚刚建了一半,产品还没有下线,政策又收缩了。于是企业就死定了。大家去观察那些跑路的老板,都是前期借贷参与了炒房炒地、过度扩张。反之,那些选择稳健经营的企业,即便有些困难,也不至于“生还是死,这是一个问题”。政策紧不可怕,可怕的是政策先松,然后收紧。这是最可怕的。

但政策大松之后必然大紧,再想松回来,却变得骑虎难下了,也已经不可能救命了。今天我们就处在这个时点上。今天货币刚刚有点松动,房价就马上反弹。发改委再次加快审批有关投资项目,一大批大项目上马,但是怎能保证不会再次挤出民间经济呢?

降息的作用不大,要改革,改善微观经营环境

中国经济面临的另一个问题是经营环境恶化。这个问题不是降息能解决的。

第一,税费高昂,上游产品垄断高价,增加了企业的生产成本。现在企业增值税17%,所得税25%,各种附加大约2.5%。而且中国的油价、电价、电信费也都高于国际水平。全国人大代表黄细花所做的实验表明,同一车货物,从广州至北京,全程遵章守法,不超载,一车货物不但没钱赚,还亏了3200元。

运输成本从广州至北京比从广州到美国还贵。中国生产的产品,在美国的销售价格竟然比国内低。考虑到美国、欧洲市场上的中国产品质量高很多,国内价格比美国、欧洲市场上的中国产品价格就高出很多。这种情况下,中国企业怎么参与国际竞争。

其二,高房价对于实体经济的伤害。除了资产泡沫化过程中会产生虚拟经济对于实体经济的挤出效应外,高房价还直接推高企业经营成本。交易关系中的双方,你的成本其实也是我的成本,你的收益其实也是我的收益,当然,我的成本也是你的成本,我的收益也是你的收益。

工人的高生活成本,其实也是企业的高生产成本。在高房价下,企业很难低成本雇到工人的。如果说企业内迁到中西部能够低成本雇到工人,那么沿海的劳动成本上升就与高房价有很大关系。当然,这里户籍制度、孩子就学难等问题也制约了沿海地区的劳动供给。

其三,通货膨胀和人民币升值双重挤占出口企业利润空间。人民币对外升值,以本币结算,销售价已经降低。更要命的是,人民币还对内贬值,劳动力、原材料价格上升,出口行业的利润空间受到双重挤压。郭台铭在清华演讲时讲,汇率波动是出口企业面临的最大的政治经济风险,企业不得不对冲,而且汇率波动影响企业成本核算,无疑大大增加了交易费用。

教科书讲本币升值可以抑制通货膨胀,但这是在外围没有货币超发和流动性泛滥的情况下才是成立的。当今时代显然不是这样。在外围存在货币超发和流动性泛滥的情况下,人民币单边升值会带来热钱流入,不但不会抑制通货膨胀,反而会加剧通货膨胀。

其四,金融制度缺陷,企业融资成本过高。国家规定的贷款基准利率是6%,可以上下浮动2个基点。但实际上,企业向银行贷款1千万,银行会要求企业存1千万,然后给企业开1千万承兑汇票,企业拿汇票再到另一家银行贴现。

企业不仅要承担6-8%的贷款利率,同时还要承担7%的贴现率,再加上其他的融资成本,企业的实际融资成本大约就在18%了。不仅如此,广大中小企业还很难从银行获得融资。温家宝总理最近说要打破银行垄断,讲得好,早一点讲更好。中国真的需要金融自由化。但是金融是高级产业,金融自由化需要更加严格的产权界定和法治保障。不是管制,不是审批,是产权界定,是法治保障。

其五,产权界定、法治保障和其他制度建设滞后。随着近些年城市化的加速,强制拆迁等破坏产权的事情时有发生。而社会分配不公、不平等加剧等问题也降低了人们的产权保护预期和社会安全感。这是因为,当社会矛盾激化不易调和时,一般来说容易产生多数人剥夺少数人的倾向。

产权不安全,富人们就不会下注投资,就会转移资产。我们总讲产业结构升级,可愈是高端的产业,愈是需要产权和法治做保障。没有严格的产权界定,没有良好的法治环境,产业不可能高级化,企业很难抵御成本上升。产业结构高级化还要求更高的人力资本,但是我们的教育跟上了没有?特别是职业技术教育跟上了没有?应该说没有,问题很大。

所有这些都不是凯恩斯主义能解决的。不要迷信需求管理,什么罗斯福新政,要不是二战,罗斯福新政早败露了。就是二战也救不了凯恩斯和罗斯福。不是有70年代的滞涨吗?

不可能绕开的路

需求管理救不了中国经济,改革是一条绕不开的路。

第一,条件已经发生变化,8%以上的高增长时代已经不再存在。要主动下调经济增长速度,从更多地依靠高增长来实现社会稳定,转移到更多地依靠社会建设来实现社会稳定。

第二,要改革,不要宏观调控。中国需要的不是宏观调控,而是改革;中国需要的不是“凯恩斯”,而是“邓小平”。政策多变,调来调去,会搞死人的,不能再调了。

第三,要打破上游产品国家垄断经营。不只是银行,石油、电信各行业都要打破垄断。

第四,减税,改制国有企业,抑制政府投资。减税,说起来简单,其实很不简单的。比如,你公务员的规模不减下来,税收怎么能减下来?又如,你经济社会以一种高成本的方式运作,也不可能减下来。但是,你经济社会总不能永远以一种高成本的方式运作吧?你不可能永远依靠高增长来维护社会稳定吧?这就又回到了改革。

我个人的处方,是改革、减税,同时变卖国有资产。变卖国有资产,这是一个很好的过渡。政府投资必须要得到控制,挤出了民间经济不说,还会产生坏账,留下债务。14万亿的地方融资平台会留下巨大坏账的。

第五,土地等重要要素产权要界定给个人。土地等重要要素国家所有,就剥夺了老百姓的资产性收入来源,国内消费需求就不可能旺盛,主要依靠出口和投资拉动经济增长转向依赖国内消费、投资、出口共同拉动经济增长,特别是依靠国内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结构调整就不可能完成。

我们有些人,当初主张分税制的是他们,今天反对分税制的也是他们。认为分税制导致地方政府没钱,所以要搞土地财政。但是,地方政府是因为没有钱才搞土地财政的吗?土地产权归地方政府,怎么可能不搞土地财政。收入的问题,背后其实是产权问题。

第六,要放弃18亿耕地红线政策。吃不吃得上饭,不是种粮的土地多与少的问题,不是粮食多与少的问题,而是收入高与不高的问题。世人不是因为粮食少而挨饿,而是因为贫穷出不起价才挨饿的。见过穷人挨饿的,可有见过富人挨饿的吗?发达国家不主产粮食,但是发达国家的人民挨饿了吗?发展中国家多数农业是主产业,可是饥饿偏偏发生在这些以农业为主产业的发展中国家。

如果能够出到汽油的价格,我们就能从汽车口中抢回吃不完的粮食。工商用地收益是农业用地的十几倍、几十倍,为什么要限制农业用地转做工商用地呢?

假如限制农业用地转做工商用地,损失的只是工商用途和农业用途的差价倒也罢了,问题是限制农业用地转做工商用地不仅导致收入由穷人向富人转移,而且严重伤害制造业。不只是增加商品房供给可以降低房价的问题。高房价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三十年的高增长产生了很多收入,但却缺乏有效的收入载体。

股市不争气,土地又国有,房地产成为承载三十年巨大收入的有限的几个载体之一,能不装得满满的?房价能不高吗?反之,要是土地界定个人,那么960平方公里的土地,每一寸土地都变成吸收收入的海绵,房价就不可能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