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德格尔张祥龙 张祥龙:海德格尔翻译《老子》及其有关问题

前面第十二章末尾所提供的事实已经确切无疑地表明,自1930年起,海德格尔已对中国“道”有了强烈的兴趣和关注。他在演讲稿中引用《老子》28章来说明自己思想的“转向”的特点,而且在学术讨论会的“当场”随机引用《庄子》“秋水”末尾的“壕上观鱼”的故事来说明缘在与缘在之间、缘在与世界之间的原本关联。

然而,他在公开出版物中讨论“道”并引用老庄都是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的事情。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有两个因素在这里起作用。

第一,海德格尔从来就是一个要在“实际的语言体验”中达到思想的境域领会的人。尽管他在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就被老、庄吸引,但由于不懂中文而只能通过德文译本来阅读老庄,因而总有些未能登堂入室而惴惴不安之感。

因此,尽管有时情不自禁地引用老庄,但一涉及正式出版就退缩了。第二,由于1945年开始受到政治审查,陷入孤立状态,他更深地返回到托特瑙山的“自然”和内在精神世界中去,并在这时巧遇了中国学者萧师毅(他那时已将《老子》译成了意大利文)。

如果我们相信萧师毅所讲的,那么通过这次没有产生直接结果的合作,海德格尔在一定程度上进入了中文的老子世界,对于“道”有了某种实际的语言体验。这样,他在五十年代才敢于在公开出版物中谈及道和引用老庄。

所以,与萧师毅的合作在海德格尔与中国道的关系史上起着很重要的作用。不过,从掌握海德格尔遣稿的海德格尔的长子赫尔曼· 海德格尔(Hermann Heidegger)那里也传来一种说法,即海德格尔并没有要求萧与他共译《道德经》(《老子》),是萧本人想这样作而找到海德格尔的。

两人并未一起正式从事《道德经》的翻译,萧对这件事的叙述有许多是编造。[1]于是,我们就又面对另一个海德格尔传记中的“问题”,即他与萧师毅共译《道德经》一事的真实性的问题。

本章将首先介绍萧师毅所讲的这次合作的前因、过程与结束方式,并提供一些海德格尔与中国“道”发生关联的事实;然后来分析一下这桩学术公案,看看争论双方的论据以及最可能的事实真相。

按照萧师毅的说法,1946年春,他与正在接受占领军当局审查的海德格尔在弗莱堡的木材集市广场相遇,由此引发了两者之间的这样一段对话:

“萧先生,如果人们从你所写的同一段文字得出两种截然相反的结论,你会有何感想呢?”海德格尔以这样一个突兀而又有些刺激性的问题使我吃了一惊。“你看这是怎么搞的,纳粹挑出我的《存在与时间》中的一段话,说道:‘海德格尔先生,从你书中这一段话看来,你不是一个雅利安人。

’但现在,你们的盟友法国人在我面前指出同一段话,说:‘海德格尔先生,从你在书中写的这一段话看来,你是一个纳粹。’你看,萧先生,同一本书的同一段落居然能够产生如此不同的结果。你对此有何评论?”

在有些不知所措之中,孟子(孔子之后的最伟大儒者)所说的一些话出现于我心中。“海德格尔教授,您问我对纳粹和盟军这些断论的看法,我只能给您一个中国式的回答。我感到他们那些肯定有问题的解释说明的是一件事情,即人们今后必须更用心地研究您的哲学。

如果能够得到适当的解释,您的哲学对未来将起相当大的作用。孟子说过:‘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海德格尔显然被这段话深深打动了。从那以后,我们再也没有谈及这个问题。也就是在这次相遇中,他提出由我们一起合作来翻译《老子》。我高兴地接受了这个提议。[2]

在这段叙述中,海德格尔的那种“被夹在两者之中”的状态以一种令他本人苦恼的形式表现了出来。但是,他却没有或无法到基督教教会或任何一种西方的意识形态中去得到最需要的支持,反倒是被一个东方哲人的话“深深打动了”。

他的思想的特点、这种思想的命运、以及他本人对东方的亲近感,于此可见一斑。而且,他当下主动提出的建议是翻译萧师毅那天并未提及的《老子》。这样一个严肃的、要消耗大量时间和劳作的愿望也绝不可能出于一时冲动,而应是多年宿愿的及时“开启”(Erschlossenheit)和“显现”。

海德格尔与萧师毅合作翻译《老子》的过程和结尾也是富于含义的。1946年夏季学期一结束,每个星期六,萧师毅就到海德格尔的山间小屋去进行这项工作。很可能是在海德格尔的提议下,他们并不参照其他人的翻译,而是直接与《老子》的原文打交道。

而且,他们也并不严格按照此书的顺序进行翻译,而是先着手于那些涉及“道”的章次。海德格尔不只是要从文字上翻译出《老子》,他更要与这本书的中文文本进行直接的对话,并首先获得对于“道”的语言体验。

由此看来,他多年阅读德文本的老庄的经验已在他心中聚集了要直接理解中国“道”的要求。海德格尔进行这项合作的具体方式更是说明了这一点。萧师毅写道:“海德格尔实质上是在考察,深入地、不知疲倦地、无情地询问。

他追究原文中的符号关系,这些关系之间的隐秘的相互引发(interplay),以及在这种相互引发中产生的每一种可想象得出的意义的上下文。只有各种意义的完全整合到位才使他敢于去决定一个思想形式的轮廓,并由此去将中文原文的多层含义清楚地、和谐地转化为西方的语言。

”[3] 可以想见,这种研究式的或海德格尔式的“翻译”不会进行得很快。到整个夏天结束时,他们只搞了八章。萧先生虽然意识到这个合作的成果会带来轰动性效应,但是,正如他所说的,“我必须承认,在我们的工作中我无法摆脱掉一种轻微的焦虑,那就是海德格尔的笔记已超出了翻译的范围,这种倾向使我这个翻译者和中间人感到不安。”[4]

萧师毅的“不安”确有道理。很明显,海德格尔的目的和作法不只是一般意义上的翻译,即按照萧师毅告诉他的意思用德文相应地写出《老子》的译文。他最需要的乃是一种摆动于两个语言之间的思想上的实际交流。通过这种没完没了的“自身缘起发生式的”(ereignend)询问,海德格尔想获得对于“道”的直接语言经验。

不过,这并不是说海德格尔是在打着“合作翻译”的幌子而利用他人。海德格尔的一生中似乎没有出版过什么翻译作品,尽管他精通不少种外文。

因此,在这次空前绝后的翻译工作中他几乎完全是个新手。很自然地,他是在用他平日读书、写作、教学的风格来从事这项工作的,而这却会令萧师毅感到“焦虑”,因为他只习惯于一般意义上的翻译方式。终于,按萧师毅的说法,他决定不再继续这项合作了。直至六十年代,当萧师毅再次携友访问海德格尔时,后者还不无遗憾地提及萧师毅的退出。[5] 确实,思想的份量毕竟比单纯的翻译沉重不知多少倍!

尽管这次合作没有取得翻译成果,却深远地影响了海德格尔,形成他与道家关系中的最大一段因缘。从1947年的《出于思想的经历》和《关于人道主义的信》开始,海德格尔的作品中的语言有了越来越多的道家痕迹。更重要的是,通过这次合作所提供的“中文经历”,海德格对于自已的“道性”信心大增,以至在五十年代和六十书代初几次在正式出版的著作中言及“道”和老庄,形成了他与“道”相沟通的高潮期。

在他讨论人性观的名篇“关于人道主义的信”中可以辨认出某种道家的气象。这封信写于1946年11月,恰值他与萧师毅合作翻译《老子》之后三个月。它的基本趋向、即批评基于概念形而上学的“人道主义”,并揭示一种由境域发生的存在观引导的人性观,与道家乃至中国主流天道观看待人性问题的基本方式非常接近。

除了上面已讨论过的一些论点之外,我们在这封信中还可发现几处具体的说法似乎受到了《庄子》的直接影响。比如,他这样写道:

在对于思想的技术解释中,作为思想元基的存在被放弃了。从智者们和柏拉图开始,“逻辑”就认可了这种解释。人们按照一种不适合于思想的尺度来判断思想。这种判断相当于这样一种做法:为了估价鱼的本性和能力,去观察它能在陆地的干涸状态中生存多久。在一个很长的、而且是太长的时间中,思想就处于这种干涸状态之中。人们能否尽力去将思想再次引回到它的元基或所谓的“非理性主义”之中呢?[6]

这段话与《庄子》中数次出现的“泉涸,鱼相与处于陆,……不如相忘于江湖”、“鱼相忘于江湖,人相忘于道术”[7] 的讲法极为相似。它们都是在用鱼在水中和陆地上的境况来说明有境与无境的人生和思想的不同。考虑到海德格尔在别处几乎没有用过这样的比喻方式,这段话极有可能来自他阅读《庄子》的体会。此外,此信中关于思想和语言“为于无为”的特性的论述[8] 也似乎与老庄有关。

在公开出版的海德格尔的著作中,已发现四处与道家直接有关的文字。两处说到和讨论“道”的含义,两处引用《老子》和《庄子》的原话来阐发自已的思想。本书的下一章将讨论它们的含义,这里只做一个先行的说明。

在“同一的原理”(1957年)中,海德格尔将“中国的主导词‘道’(Tao)”与古希腊的“逻各斯”以及他自己思想中的主导词“自身的缘构发生”(Ereignis)相提并论,认为它们所显示的乃是思想最原发的体验境域,因而都是“难于[被现成的概念词汇]翻译”的。

这些思想的充分实现将导致技术机制的消解,即从它当今的统治地位回转到在一个缘构发生的境域中的服务。在这样一个生动的、和谐的、充满原初意义的境域中,人将更真态地赢得自身的缘发本性。

[9] “语言的本性(Wesen)”这篇文章出自海德格尔1957年12月和1958年2月在弗莱堡大学做的演讲,收入《在通向语言的道路上》这本书中。在那里,海德格尔直接讨论“老子的诗化思想”中的“道”的含义。

从中可以看出,中国的道在海德格尔心目中代表了最本源的一条思想道路,与他本人最深切关注的问题--语言的“全部秘密之所在”、技术对人的统治、作为存在本义的“自身的缘构发生”、等等--以及思考这些问题的基本思想方式息息相关。

在1958年发表的“思想的根本原则”一文中,海德格尔引用了《老子》二十八章中的“知其白,守其黑”。[10] 又在1962年做的“流传的语言和技术的语言”的演讲文章中援引了《庄子》“逍遥游”末尾关于“无用大树”的一段话。

[11] 这两处直接讨论的都是技术问题。在海德格尔看来,现代技术与西方形而上学有着重要的思想关联。它只去追求揭蔽状态的光明和有用,以至产生出了原子弹爆炸时 “比一千个太阳还亮”的致命的光明,并将一切、包括人生形态按照单一的有用标准“冲压”成型。

它看不到,“黑暗”的、“无用”的维度对于人生的极端重要性。一个清新真实的人生和世界一定是那能够巧妙地发生于这两者之间、并维持住“黑暗的光明”和“无用之大用”的缘构境域。这“发生”和“维持”,却都与“ 技艺几微”(techne)和“诗意的构成”(Dichtung)有关了。

在出版物中,还有一些被别人报道出来的有关海德格尔与道的关系的事实。比如,据萧师毅和另外一些人的回忆,海德格尔的书房中挂着他请萧师毅写的一对条幅,上书《老子》十五章中的两句话:“孰能浊以止,静之徐清?孰能安以久,动之徐生?”萧师毅并在中间加一横批:“天道”。

[13] 。萧师毅在其回忆中又提到,海德格尔在弗莱堡的保鲁教堂所做的“技术与转向”的演讲中讲到:“如果你要用任何传统的,比如本体论的、宇宙论的、目的论的、伦理学的等等方式证明上帝的存在,你就贬低了他;因为上帝就像道(Tao)那样是不可被言说的。

”[13] 波格勒则报道海德格尔在1960年于不来梅做的题为“象与词”的演讲中,使用《庄子》“达生第十九章”中的“梓庆为遽”的故事来拒绝在美学讨论中流行的质料与形式的二元区别。[14] 等等。

从五十年代初到七十年代,海德格尔还在出版物和一些场合讲过他对“东西方思想”的“交汇”的看法。他五十年代的言论是比较积极的,希望“使欧州和西方的说(Sprache)与东方的说进入对话,以便在此对话中有某些东西从一个共同的本源中涌流出来、被歌唱出来。

”到七十年代就变得比较谨慎了。下面这段话说出了他的愿望和遇到的困难之所在:“对于我,与那些相对于我们来说是东方世界的思想家们进行对话是一桩一再显得急迫的事情。

在这个事业中的最大的困难,就我所见,来自这样一个事实,即在欧洲或在美国,除了很少几个例外,几乎没有什么[思想家能]通晓东方的语言。另一方面,将东方的语言翻译为英文,就如任何一种译作一样只是一种权宜之计。”[15] 对于海德格尔,与东方思想的对话是“一桩一再显得急迫的事情”。(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