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捷2015癌症统计 重量级报告!2015中国癌症统计数据

尽管之前已经有过对于全国癌症估计的报道,但这些都只限于特定的年份或癌症种类,很难进行不同癌症间的横向比较。本研究提供了更加全面的全国范围内的癌症统计,使用了最新、最具权威性的数据,包含了信息与时间趋势。

癌症防控需要依赖于基于人群的发病率和死亡率数据,以此来执行政策和评估政策的有效性。因此,最新的全国范围内对于癌症负担和时间趋势的分析,对理解癌症的病因学,和有效的预防、早期诊断和管理措施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些结果也会成为未来评估中国癌症控制有效性的基线,也将有助于区分地区间需求的优先级。

中国人口占到了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因此这些数据将会对世界癌症负担有着重要的作用:大约22%的新增癌

症病例和27%的癌症死亡发生在中国。更重要的是,中国的癌症谱与发达国家明显不同。中国最普遍的4个癌症是肺癌、胃癌、肝癌、食道癌。这几种癌症占到了中国癌症诊断的57%,而在美国只有18%。同样,中国的这几种癌症占到了全世界发病负担的1/3到1/2。

与此相对,美国最普遍的癌症是肺癌、乳腺癌、前列腺癌和结直肠癌。中国最普遍的癌症生存率很低;而美国的几种除了肺癌之外,预后都非常良好,对于前列腺癌和乳腺癌,有相当的比例是在早期诊断扫描的时候发现的,因而抬高了发病率。癌症发病类型的差异对于死亡率的差异有着重要的影响。

我们对2015年的预计是基于72个登记点2009-2011年的数据。这些登记点只覆盖了中国人口的6.5%,但它们是目前可用的最好的全国范围的数据,代表了8550万人口。除此之外,与之前的研究(只覆盖了人口的2%)相比,本研究采用数据的人口覆盖面明显扩大,包含了更多的西部地区,因而对于中国整体情况就更具有代表性。

另外,大陆的全部12个基于人群的癌症登记点都有着高质量的数据,完全满足CI5的标准。全国发病率的估计可以广泛的与之前发表的进行比较。两个中国之前发表的年度报告估计10年和11年的新增癌症病例分别为309万人和337万人。更早的一个估计是05年的296万人,尽管使用的方法不同。

我们对于2015年中国发病率(429万人)的估计要明显高于GLOBOCAN在2012年作出的340万人的估计。这些差距主要来源于数据时间线的不同(09-11/03-07)、代表性的不同、地理覆盖程度的不同(72个登记点覆盖6.

5%的人口/23个登记点覆盖3%的人口)。尤其是有着更高发病率的农村居民(213.6每10万人/191.5每10万人)占到了32.7%,GLOBOCAN2012年的估计只占到了21.

5%。用来获取全国发病率的数据也是不同的,因为GLOBOCAN2012通过把23个登记点的特定年龄、特定性别、特定位置癌症死亡率模型化转化为发病率。需要承认,这些数据并不都满足IARC的质量标准,已发表报告中的这些差异低估了中国对于提升癌症登记点覆盖率和质量的需求。

与发病率相比,我们的死亡率与GLOBOCAN有着更高的相似性。我们估计2015年中国癌症死亡为281万人,GLOBOCAN2012为246万人。这反映了两个研究使用的死亡率数据源是相似的:GLOBOCAN用了DSP(04-10),我们使用了72个癌症登记点的数据(09-11),DSP数据就是这些数据的一部分。

DSP数据基于县,按照地理区域划分,被特殊设计为具有全国代表性。对于港澳的发病率和死亡率,GLOBOCAN2012计入而我们没有计入。

我们发现整体癌症的发病率地区间有显着的差异(农村/城市,地区间)。农村居民比城市居民有更高的发病率,并且发病率在中国的7个行政区域都是不同的。这些地理差异可能由多种因素造成,但农村更高的吸烟率明显是重要原因。12种由吸烟引起的癌症占到了中国所有癌症的75%。与我们的假设一致,癌症发病率最高的西南地区在2002年的报道中有着最高的吸烟普遍性。

我们发现癌症的死亡率和存活率的地理差异更大。这些差异或许可以部分解释为,更为有限的医疗资源、更低水平的癌症护理、农村和欠发达地区被诊断出时就已经是晚期的概率更大。这就为政府向农村和欠发达地区投入更多资源和服务提供了理由。

2000-2011之间中国的癌症诊断数量有着显着的上升。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中国的人口增加和老龄化。其他因素可能也有贡献,比如不健康生活方式的流行、疾病意识的提升、诊断服务和数据完整性的提升等等。发病率增加幅度最大的是前列腺癌、宫颈癌和女性的甲状腺癌。

前列腺癌增加的因素目前还不清楚;这可能与逐渐应用前列腺特异性抗原扫描和活检水平的提升有关,也有可能是由于逐渐西化的生活方式。西方的生活方式增加了中国的肥胖率,减少了活动量,可能会对结直肠癌和乳腺癌发病率有影响。乳腺癌发病率的上升也可能与计划生育政策有关。

与发达国家发病率减少的趋势相反,中国的宫颈癌发病率在增加。这可能也反映出了帕帕尼科拉乌试验的不足,中国据报道只有1/5的女性做过帕……实验来进行宫颈癌的检查。HPV感染率的增加,和大陆HPV疫苗的不足,表明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的宫颈癌趋势将继续和国际保持差距。

女性甲状腺癌的增加与其他国家相类似;尽管这可能与各种新技术的使用导至的过度诊断有关,但由于缺少疾病阶段的信息,也不能排除发病率确实在增加的可能性。

胃癌、食道癌、肝癌的发病率和死亡率都有明显减少。尽管发病率减少了,但人口基数的增加和老龄化仍然使得新增病例的数量非常大。对感染的控制可能也对这个趋势有影响,比如对导至肝癌的HBV、HCV的控制,对导致胃癌的幽门螺杆菌的控制。

通过对婴儿注射疫苗来进行HBV早期预防已经取得了明显的成效:0-19岁的肝癌死亡率15年内下降了95%。尽管HBV疫苗的成功对于预防儿童肝癌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但也许不能解释对于全年龄段的影响。

还有其他很多的重要因素,比如受到黄曲霉毒素污染的玉米的减少和饮用水的净化。计划生育政策减少了家庭内部的儿童间HBV的传染,更加规范的注射操作减少了医院内HBV和HCV的传染,这些因素可能也会对整体肝癌发病率有影响。

4.2 对于中国早期诊断和管理的提示

尽管预防措施对于减少长期癌症负担有着重要的作用,但这些措施无法在近期内见效。因此,加强早期诊断和提升医疗服务将是快速缓解中国癌症负担的重要措施。尤其是,地区间的重大差异证明了确保公平的诊断时间、癌症护理可用性和医疗服务质量的重要性。

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巨大困难就是中国巨大的人口基数和地理的多样性。即便是按照目前的乳腺癌监测扩张速率,仍需要40年来为目标年龄组的每一个女性进行一次检测。另外,相比高收入国家更加年轻的诊断患病年龄中位数也为我国提出一些建议,中国的资源应当集中于提高意识和检测乳房肿块时的早期诊断。

尽管有这些地理和人口的障碍,对于食道癌的内窥镜扫描项目正在扩张。另外,新一代基于高风险HPV的扫描测试正逐步应用于中低收入的农村地区。

由于Ⅰ期肺癌的手术治疗已经正式可以显着提升存活率,因此使用低剂量的CT更早地探测肺癌不仅可以降低现有的死亡率,也可以间接提升公共健康预防和控烟运动的有效性。由于中国很多医院继续使用X光来诊断肺癌,增加医学检测容量,尤其是在农村地区,仍然有着很高的优先级。

为了解决地理多样性和医疗资源分配不均(城市有30%的人口和70%的医疗资源),中国已经实施了癌症护理超级中心策略,集中了很多癌症专家,处理癌症病例的密度非常大。然而,拿掉得到最优治疗的地理和财政屏障仍然有着最高的优先级,因为农村人口和弱势群体不仅短缺医生,得到医疗服务的距离也更远。

另外,尽管基本医疗保险几乎实现了全覆盖,但它几乎不为癌症治疗负担哪怕部分费用,这就意味着病人要么自费治疗,要么放弃治疗。

任何试图提升早期诊断和治疗的动机都需要考虑中国的独特传统和文化信仰。很多人得了癌症就听天由命,不远谈论治疗和预后,因为无论怎样,得了癌症就会死。更好的理解这些思想对于实施正确的项目和提升医患间的信任非常重要。与此同时,传统中医已经在中国的卫生体系里面存在了几千年,与中国的文化、政策、历史都相关。因此,或许可以将癌症的护理和治疗与中医研究中心整合起来。

为了更好地量化早期诊断与治疗对于发病率和死亡率的影响,我们还需要疾病所处阶段和接受治疗的数据。既然这种数据在目前的中国癌症登记体系中是没有的,这就需要具有足够大、有代表性、基于人群的特殊的调查研究。

4.3 限制

尽管这篇研究中的数据覆盖人口是之前研究的两倍,但这仍少于中国人口的十分之一。仍然有许多未知水平的不确定因素。尽管我们在控制数据质量方面已经付出了很大的努力,但数据质量中仍然有许多变数。M/I比率被用作近五年相对存活率的近似值,这种解释可能是有问题的,因为死亡率和发病率可能是涉及到完全不同的人群。

这使得它更容易受发病率的影响,因此为更容易死亡的癌症提供了更加精确的估计。然而,17个登记点的未发布数据表明,所有癌症的M/I比率只比计算得到的5年相对存活率高了1.

4%。最终,对于一个14亿人的国家来说,要保证分子面临的风险和分母相同实在是一个不小的挑战,尤其是考虑到在大城市医疗机构里面治疗的病例和来自农村的移民病例。患病案例的地理信息是基于永久居住地而不是治疗地。另外,通过城居和新农合得到的外出务工者(占人口的9%)的癌症诊断,都是基于他们的户口登记得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