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基伟将军谈谢富治
谢富治1980年开除党籍,1981年被确认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这个人物已经死去25年。他没有看到历史对他的缺席审判,但他的在天之灵会安宁吗?他就是红安藉将军谢富治。
红安人谈到他,都说这个人应该写一写,历史就是历史嘛,不能光说好的不说坏的。就像林彪一样,还是应该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看待他,功是功、过是过,不能他后来坏了就否定他的一切。假若他在战争中没有特殊贡献,是不能在共和国的将军名单中列为上将军衔的。他恐怕到死也为他的一生骄傲。他是属于那种“春风得意”的人。尤其是后来登上中国最高的政治舞台和权力顶峰,他完全是忘乎所以了。他没有想到他死后留下的污点让人憎恨和鞭挞。用他弟弟谢富礼的话来形容他:“要是不有那么多的鬼心思,怕不会死得这么早。”认真说来,谢富治根红苗壮。他参加红军不到一年即入党,不到两年就升任团政治处主任,后任师、军政治部主任,长征前已是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组织部部长。长征中他九死一生。抗战中,他有参与“百团大战”的殊荣。又有参加“上党战役”,歼灭国民党“天下第一军”的精锐第一旅和保卫陕甘宁等功勋。解放前夜他在洛阳之战、围歼黄维兵团等重大战役中,都立下了汗马功劳。如今回顾军史,特别是谈到解放战争,不能不谈到“陈谢兵团”和“陈谢兵团”的情况。那是刘邓大军,千里挺进大别山之时,党中央和毛泽东决定:以陈赓、谢富治的4纵队为骨干,组织“陈谢集团”,渡河西征,出师豫西。后根据战略态势的发展和需要,中央军委决定又将秦基伟的9纵和原西北军的38军纳入“陈谢兵团”,并成立了前敌委员会。委员除陈赓、谢富治外,还有秦基伟、黄镇及38军军长孔从洲和政委汪锋。前委书记为陈赓,副书记为谢富治。以后下达军政命令,都以他们两人的名义签发。可见,谢富治当时在二野已是非同小可的人物。
秦基伟回忆说:“我对陈赓和谢富治一直都很尊重,他们都是参加革命较早的老同志,政治水平高,在作战指挥上很有一套……虽然同是纵队首长,但接受陈谢的指挥,我没有任何别的想法。纵队其他领导在这个问题上也都很明确,我们是新纵队,小兄弟,4纵是386旅的老底子,红军部队,战斗作风硬,是老大哥。”秦基伟比喻说:“如果把刘邓跃进大别山形容为给蒋介石当胸一拳,那么‘陈谢兵团’突破黄河天险,师出豫西,就好比是朝蒋介石肋骨上又端了一脚。”以后,“陈谢兵团”在横水镇一仗打得十分漂亮。为此 *** 太行区党委、太行行署、太行军区给他们发了一份热情洋溢的电报:“刘伯承、邓小平、徐向前、李先念、陈赓、谢富治、韩钧、孔从洲、秦基伟诸将军及全体指战员:诸将军统帅之反攻大军,先后于六月、八月下旬,强渡黄河天险,挺进大别山及豫西后,横扫蒋匪,连下二十七城。太行翻身农民闻讯,喜形于色,争相传告:封建老根快倒了!我们谨代表太行六百万人民向你们致敬,祝贺你们伟大的胜利,祝贺中原父老重获解放,并誓作你们的后盾。”
谢富治作为刘邓大军的重要一员,功不可没,这样说应该不算夸张。
秦基伟的15军入朝谢富治帮着说了好话,否则,秦基伟未必能有上甘岭的辉煌,秦基伟也就未必是现在的秦基伟了。从朝鲜战场归来,秦基伟和谢富治又走在了一起。那段时间,谢富治是一个党性原则很强的人,但也是一个有人情味的人。
1949年2月,中原野战军改称第二野战军,刘伯承任司令员,邓小平任政治委员。在“二野”的战斗序列中,排在首位的第三兵团便是由陈锡联、谢富治率领,对外号称的“陈谢兵团”。陈锡联任司令,谢富治任政治委员。辖第10、第11、第12军。从4月开始,“陈谢兵团”参加渡江战役,突破国民党的长江防线,挺进皖南,截断微杭路,南出浙赣线,解放安庆,接管鞠湖,大快人心。接着,挥师南进;解放重庆和成都。此后,“陈谢兵团”回师川东南和川南。当时秦基伟在陈赓所辖的4兵团15军任军长。西昌战役后,他率主力赴川南地区剿匪,与陈锡联、谢富治所率的3兵团汇合。
后来秦基伟回忆说,15军能人朝参战,他还走了谢富治的“后门”。那是1949年10月29日, *** 西南局在重庆召开会议,商议抽调部队入朝的议程。秦基伟也参加了这次会议。会前,秦基伟已得到消息:西南局内定他为西南公安军司令员,指挥包括15军3个师在内的5个满员师。公安军司令部设在重庆。如果秦基伟是个安享太平的人,他完全可以接受这个美差。但他是一个军人,军人不打仗反而觉得心里空落落的。于是请缨入朝,3个师长都打电话支持他。在此次会议上,他表示了15军请求入朝参战的决心和理由,然而当天的会议上却没有被批准。会后,秦基伟急了,他想到了谢富治,“陈谢兵团”时谢富治就是他的上司,现在又是3兵团政委,请他帮忙说好话,这比他一个人唱“独角戏”强。秦基伟软磨硬缠,终于打动了谢富治。在第二天计论入朝问题时,谢富治表了态:“我看老秦的意见有道理,15军没有地方任务,可以考虑他们去朝鲜……”他这么一说,果然奏效了。尽管意见并不十分统一,但最后邓小平拍了板:“好,就这么定了,15军去!”。
有意思的是,秦基伟的15军入朝谢富治帮着说了好话,秦基伟从朝鲜战场归来他和谢富治又走在了一起,就任云南军区副司员。谢富治是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但他同时又是云南省委书记。谢富治的主要精力放在省委那边,军区的重要会议请他回来参加一下,一般的事情他不管。这样军区挑大梁的任务实际上落在了秦基伟的头上。那段时间,谢富治是一个党性原则很强的人(下边的故事就要谈到),但也是一个有人情味的人,没有割断与家乡红安的情感联系,只是他的夫人刘湘屏已开始摆首长太太的架子了。
红安县采购员刘金汉简直成了一个神秘人物,都是因为谢富治。直到九十年代,红安县把他当“路条”,沟通在京各大将军的联系。 他被称为红安“活档案”。
笔者一行人到达红安的第二天使见到了他。他是红安通胡耿介绍来的。名叫刘金汉。退休前是红安民政局局长。五十年代是红安供销社的采购员,以后做了供销社生产资料部的经理。他那时的任务就是“满天飞”,与将军们联系,请他们支援家乡红安。直到九十年代退休后,一代又一代的县领导仍把他当“路条”叫到北京。到全国一一拜望将军们。
刘金汉与我们一接触就谈起了他当年与谢富治和秦基伟等人的交往。那是1958年,他当采购员,很长一段时间住在昆明他记得第一次见谢富治,是带着红安县委的信去向谢富治要汽车。那天,打完电话后,谢富治的秘书很快就派车把他接到军区去了。去时谢富治正在开会,刘金汉在那里等。不一会儿,谢富治从会议室出来了,在办公室接待刘金汉。刘金汉一想到谢富治是云南最大的头儿,不免有些紧张。开初说话都结结巴巴,手和脚不知往哪里放,头上一个劲地冒汗。谢富治看完他呈上的信后,满脸堆笑地说:“小老乡嘛,多大了?入党了吗?”当谢富治知道他才27岁又是党员时,目光中透出了信赖和欣赏的眼神。说:“湖北那么好,长江大桥都通了。我们云南属于边疆,又闭塞,比不上湖北啊!你还跑我们这里来要东西……”。刘金汉见谢富治说话和气,也不摆首长架子,胆子也大起来,说:“首长,红安穷啊!县里什么东西都短缺,尤其是车辆指标红安就没有。你们云南交通不便,中央又处处照顾云南,不如把你们的物资匀一些给我们,算是对家乡的支持,我回去也好交差呢!”“哈哈,你这个青年人不简单,讲起话来人情人理,派你来挖我的‘墙角’,我不给你也得给啊!”说完,他吩咐秘书马上把后勤部何德部长叫来了,谢富治对他说:“这是我的红安小老乡,他们缺一些物资,能给解决尽量解决一下。”何部长一看是谢政委指示,哪敢怠慢,他把刘金汉接到了他的家,不仅盛情款待还把后勤部的车管处、营管处的几个处长都找来了,对他们说:“这是谢政委的老乡,红安人民有困难,请我们云南支持一下,帮忙解决一些物资。”几个处长看了刘金汉本子上写的东西,一致表态:要什么给什么。
刘金汉走时住的招待所的房问号和电话都留给了他们。回招待所后,他又给县里打了电话,汇报他见谢富治阶情况,县里表扬了他,并说可能的话,一些紧缺的东西也请给解决一下,刘金汉又把这一情况报告给了何部长。好家伙,那些天,刘金汉在招待所简直成了一个神秘人物,一会儿是何部长和几个处长去看他,一会儿又是秦基伟司令员和夫人去看他,一会儿找他的电话又来。搞得招待所的服务员和一些店客都对他另眼相看。没几天,一切需要的物资均备妥。最让刘金汉高兴的是,通过谢富治秘书给云南省商业厅长写信,给红安解决了一台解放牌汽车。刘金汉回忆说:“这是红安全县第一台解放牌汽车啊!”后来,这批物资部队又帮忙办了托运,通过云南到越南的火车辗转运到湖北。
还是1958年,红安修革命烈士纪念词,需要大理石,刘金汉将这件事报告了谢富治,他也痛快,说:“这个我有,算我们云南支援,’你写具体一点,要什么材料,我们全满足。”谈起这些事,刘金汉说:“那时谢富治还是够意思,还有家乡观念,后来官当大了,就不行了。”
谢富治在云南当省委书记。干得不错,云南人民记着他。尤其是三年自然灾害云南没饿死人,这有谢富治的功劳。有一个云南司机就亲口对我说过:“没有谢书记,就没有云南人民的命谢富治给刘金汉的另一个印象,就是他组织观念特别强。他也许是既当政委又当省委书记,抓党的工作一刻也不放松。连刘金汉这个红安党员也管了起来。那是1958年的春节(腊月30),部队会餐,秦基伟没有忘记刘金汉这个出门在外的红安小老乡。派车把他接去了。到了饭堂,谢富治不知为什么没去。秦基伟在那里唱主角。他一见刘金汉来了,忙把他拉过去,一一介绍给大家,说:“这是谢政委的老乡2”其实刘金汉也是秦基伟的老乡,秦基伟这么说,无疑是尊重谢富治。在场的人多是头头脑脑,又是过年,一听说是谢政委的老乡,岂能饶刘金汉。大家你一杯我一杯给刘金汉敬酒,刘金汉被吓住了。前边我们已经知道,秦基伟是个“酒仙”,他在酒场上是从不认输的。他鼓励刘金汉说:“你年纪轻轻的,不要伯,他们都是纸老虎!跟他们干,几杯酒就将他们打倒了。”秦基伟一鼓励,刘金汉也豁出去了,有敬必喝,全都是首长,喝死也干。他记得闹得最凶的是13军副军长崔建功,他和刘金汉连干几大杯,喝得刘金汉恨不得钻桌子。那晚的宴会,几乎所有的人都喝得飘飘然然,刘金汉尽管没倒下,也分不清东西南北了。他在朦朦胧胧中被秦基伟领到篮球场的主席台上看打球,以后又去看苏联专家跳舞。那一夜刘金汉住在秦基伟家,因为是席梦思床,他在床上“翻烙饼”,很晚才人眠。
清早醒来,秦基伟拿着收音机已出去散步了。早饭后,崔副军长到了秦基伟家,说一起去给谢政委拜年。谢富治的家和秦基伟的家只是一墙之隔,打开后院的门就到谢富治的家。
这时谢刚起床,还未吃早餐,据说昨夜陪友人欢度除夕疲劳过度,所以今天起晚了。先在客厅等他,他女儿端来水果,泡了茶。不一会儿谢出来了,看上去一脸倦容,想必昨夜喝多了一些。“你这个懒家伙,我们不来还睡吧?老乡都给你拜年来了。”秦基伟向谢打招呼。“啊,是小刘啊,你又来了哇,来几天了?住在哪里?这回又来搞什么呀?…不待刘金汉问好,谢富治就发出连串的问话。刘金汉连连作答后,看到谢富治还没吃饭(全家人都在旁边等着),打算问好后就告辞。心想反正今天住在秦家再过来拜望他也方便。谁知平日工作忙,很少有机会接见人的谢富治,这时并没有吃饭的意思,就和刘金汉聊起来了。接着谢很严肃地说:“你到我这里来我就要管你,我没有时间就交给他们两个(指秦和何)负责。不能让你在外成了野人,你不应该住在外边呀!应该搬到我们这里来住。你是个党员,不过组织生活不行,你的组织关系转过来没有?”刘说没有。谢富治说:“那不行要把组织关系转来。”
谈了一会秦基伟请谢富治吃饭,说等他吃完饭再说。谢富治进了饭厅,又拉过一把椅子,叫刘金汉坐到他的身边,他一边吃一边对刘说:“你什么时候回去?在你回去之前,我可能没时间接见你了,因为这段时间我不是到处开会就要下去检查工作,所以我现在就对你谈几点意见,你回去转达县委:
1.前不久我去武汉开会,没有应大家的要求回家乡看看,听说你们县委书记权志也在武汉开会,我都没时间接见他。很对不起。
2.你说红安县委规划59年要粮油亩产双万斤是平均还是个别?这是个多大的数字啊?我看试验田也可能,大面积能实现吗?我认为实现不了,太高了。
3.咱们黄安,现在叫红安,影响蛮大的。提出学红安,赶红安,红安一定要脚踏实地,不能吹牛,要实事求是。
4.在红安当个干部是很光荣的,但一定要好好学习,防止骄傲自满情绪。要看看最近《人民日报》的社论《试验田又红又专》。我这次在武汉开会,听人说红安高桥区农民在骂一个县里干部,说他在田埂上走穿着鞋袜,这就不好了,要和群众打成一片嘛!
可以看出,当时的谢富治很讲突出政治的,他讲实事求是精神今天看来也是对的。尽管他身上带有“左”的色彩,但当时他应该算一个好干部。
刘金汉今天评说(只代表他个人的观点):谢富治不是他老婆刘湘屏,可能不会犯那么大的错误。刘湘屏也是个老红军,陕西人,是当时的昆明市委副书记。她给我的印象不好,打官腔。有一次我去和谢富治告别,她坐在葡萄架下,冷冰冰的。连个起身也懒得动,好傲慢哎!还阴阳怪气地说:‘全国一盘棋嘛,你们不要再向云南要东西了……,我走了连个招呼也不打。我有时在谢富治家吃饭,谈什么她都不表态,不说话,总之感到她不热情。但我还是实话实说,谢富治在云南当省委书记,干得不错,云南人民记着他。尤其是二年自然灾害,云南没饿死人,这有谢富治的功劳。有一个云南司机就亲口对我说过:“没有谢书记,就没有云南人民的命……”
随着政坛风云变幻,谢富治的野心和手中的权力一起膨胀,他的第一次脱颖而出便满座皆惊。谢富治六十年代初从云南到北京接替罗瑞卿出任公安部长,后又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长。谢富治不禁踌躇满志,他太了解他的位置的重要性了。他的前任罗瑞卿是解放军大将,卸任公安部长后又委以重任,不仅是 *** 中央书记、国务院副总理,还是掌握军队大权的军委秘书长和解放军总参谋长。这么重要的人物的位置腾出来给他,充分说明他已是中央要害部门的要害人物。谢富治是聪明的,他知道官场中有一个站队问题,所以他步步跟着感觉走。1965年底罗瑞卿倒台和紧接着的政治斗争的风起云涌,谢富治敏锐地嗅到了一股味道,他开始投机取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