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文藻与冰心子女 冰心吴文藻对子女的教育

位于八达岭附近中华文化名人雕塑纪念园内的冰心、吴文藻夫妇之墓,2012年5月31日下午遭人破坏,墓碑被油漆刷上了“教子无方,枉为人表”八个字。后调查发现,刷字者为冰心、吴文藻之孙吴山,动机可能与吴山和父亲吴平的家庭矛盾及财产纠纷有关。此一事件引起了媒体和社会的关注和热议。在此我们约请冰心研究会会长、冰心文学馆馆长王炳根先生撰作此文,俾便于读者了解相关背景。——编者

在先人的墓碑上涂鸦,本身是极不文明的行为,而这两位先人,一位是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开创者、被称之为“文坛祖母”、读者喜爱的冰心,一位是著名的社会学家吴文藻。所以,涂鸦就不单是个人行为与家庭私事,更是影响了作为作家、学者的社会公众形象,伤害了广大读者与学人的感情。

八个字,实在言之太重,小字报上控诉的罪状,对着的竟是“两位伟大教育家”。一方涂鸦,涉及三代,他们对家庭的教育,是不是很失败?是不是因为投身于公共教育、文学创造而忽视了家庭教育?

冰心成名早,发表作品多,稿费与版税的收入不薄。在她与吴文藻先生结婚的时候,已经拥有《繁星》、《春水》、《超人》与《寄小读者》四个作品集,并且很受读者的欢迎,很畅销,再版、重印的频率非常高。家庭收入,除了他们在燕京大学等校当教师的薪俸外,还有一笔可观的稿费与版税的收入。燕京大学对冰心这样可以给学校带来声誉的作家非常器重,专门给他们盖了一座小楼,就是现在北京大学燕南园中的66号小楼。

在这座小楼中,迎来了他们的三个孩子:1931年2月,儿子吴宗生(吴平)、1935年5月,大女儿吴宗远(吴冰),1937年11月,小女儿吴宗黎(吴青)。孩子们给这个家庭带来了欢乐,也带来了忙碌。按照吴谢的家庭条件,完全可以请奶妈哺养孩子,且冰心的身体也弱,但他们没有这样,家里除了有一个厨师、一个做家务的保姆外,哺育与教育孩子的事情,冰心总是亲力亲为,制造着欢乐的家庭气氛,给孩子以充满母爱的童年。

她支持丈夫吴文藻“社会学中国化”的教学与研究,担当起一个不小的家庭的家务(吴文藻的母亲与他们同住)。

家里虽然总有帮忙的女工,冰心还是喜欢自己收拾房间。孩子们还记得,放学回家时,看到的多是母亲拿着块抹布东擦西擦,很少见她伏案写作。他们居住的条件,有时宽敞,有时简陋,甚至拥挤,但总是被冰心收拾得井井有条,使丈夫和孩子回到家里就感到十分舒适和快乐。

吴文藻一般不管孩子生活上的事情,但当冰心不在家的时候,他也试图当个关心孩子的父亲。比如大女儿吴冰考上南开大学后,执意要送她到天津,并把她托付给他清华的同学、历史系的雷海宗教授。在女儿上大学后,曾郑重其事地对她说过,可以开始“留意有什么合适的男孩子”了。

冰心吴文藻在教育方面投入的精力并不少,三个儿女差不多大,第三代也基本处在同一年龄层面上。但他们的教育不是家长式的,从来不说“我是你爸”、“我是你妈”,而是将孩子放在平等的地位。批评时,也看到他们的优点,不以“你姐怎样”、“你哥怎样”要求另一个孩子,而是根据各人的特点,因人施教。

但教育并不都是如此的和风细雨,有时也有惩罚。冰心吴文藻都要求孩子诚实、讲真话,不能说假话和脏话,大孩子不能欺负小孩子,不能以强凌弱,这几乎成了他们的家规与道德底线,违反了是要受惩罚的。冰心惩罚孩子的方法很特别,先是让她们用肥皂洗嘴,然后喝奎宁水。奎宁这种药是治疟疾的,其苦无比。几次下来,孩子们记住了,不能再说假话。

有时批评也是很严厉的。二战之后,吴青随在中国军事代表团的父母亲在日本上学,那时抗日战争刚结束,恨日本,吴青经常把中国孩子组织起来,充当孩子头,有时骑了自行车,带了小药箱,见到日本孩子就冲过去,吓唬他们。母亲开始不知道,有一次被遇上了,她非常生气,非常严厉地训斥她,说,战争中,孩子是无罪的,你怎么能这样呢?

在冰心吴文藻一个世纪的人生中,生活条件时好时坏。在燕京大学时,有小楼,但为了抗日,他们毫不留恋那个温暖的小家,到云南、重庆去了;吴文藻在日本做外交官时,居住与生活的条件很好,家里有司机、保姆、厨师、园丁等,但他们为了回到新生的共和国,毫不留恋这些,毅然地放弃了一切。

他们总是教育孩子,人生不可贪图享受,人生的价值在于奋斗,要有事业心,要有社会责任感,要热爱自己的国家。他们自己是这么做的,也希望孩子们也做一个这样的人。

从日本归来后,周恩来总理曾经在西花厅会见过他们,问到孩子的情况,冰心告诉总理,儿子吴平在清华大学读建筑系,两个女儿都在上中学。总理就提出,新中国刚成立,急需外语人才,你们家的条件好,是不是让孩子们去学外语?这回,他们听从了总理的建议,为了祖国的需要,两个女儿都报考了外语系,后来成为了北京外语学院一流的英语老师,为国家培养了大量的外语人才。

她们也都先后出国进修、培训,母亲总是叮嘱,学成后要回来为国家服务。冰心有句名言,美国虽好,但那是人家的国家。中国人要发愤努力,学习先进国家是为了追赶,不是为了离开自己的国家和土地。

吴平在清华大学建筑系毕业后,分配在国家二机部航天工业局当研究设计人员,正当他欲大展宏图之时,因为“进言”而被错划为右派,发配到天津塘沽劳动改造。因为这个原因,他的第一次婚姻破裂,内心留下了伤痛。当时,父亲吴文藻先被打成右派,一家承受着极大的精神压力。

两年之后,吴文藻摘去了右派帽子,但他的精神负担依然,他认为,儿子的右派帽子没有摘去,也就是他的帽子没有摘去,经常和儿子交谈到深夜,直到1961年底,吴平的右派摘帽,一家人才欢欢喜喜地过了一个新年。

自从1953年吴文藻分配到中央民族学院任教以来,他们一直居住在和平楼一套不到100平米的单元房里,中央有关领导批示拨专款为他们建一座小楼,但冰心在感谢之余婉绝了。后来,在用这笔钱建起的教授楼里,分了两个单元计七间房给两位老人居住,总共也就一百五六十平方米。

因为老人需要人照顾,其中三间给了吴青一家,由他们承担照顾父母的责任,其它两个孩子以及第三代,周末来此共进晚餐,交谈家事国事。许多拜访过冰心的人,都到过这里,中央民族学院教授楼34单元。吴文藻在搬进不久后逝世,冰心一直居住到离开这个世界。除此之外,他们没有别的任何房产。

1965年,随着吴青与陈恕的儿子陈钢出生后,第三代的孩子先后来到这个世界上,与普通人家一样,也是隔代亲。对第三代的爱,依然亲情无限。就在第三代先后降生之时,正处“文革”时代。冰心和吴文藻自然受到冲击,抄家、批斗、关进“牛棚”,之后是下放劳动改造。

第三代也随着各自的父母,散落各地,但是关爱之情,却是从未停止。1970年初,70高龄的冰心下放到湖北咸宁文化部的五七干校,之后又与吴文藻一同下放到湖北潜江中央民族学院五七干校劳动改造。

在十分艰难的环境中,冰心依然关心着第三代的生活与学习。到干校的第一天,夜里梦见自己回家去接孩子,想起孩子不肯吃饭的麻烦情形,就担心。那时李丹跟着李志昌、乡亲吴冰在江西外交部的五七干校,冰心便特别地想他,希望他能和姥姥一起劳动,便是感到快乐!

在第三代中,吴山学习不稳定,脾气有些暴烈,时与周围的人发生冲突,以至打架斗殴。为此,爷爷和奶奶没有少担心。吴山从小跟随母亲,周末也常来奶奶家。

为了知道他的学习与生活情况,一段时间,冰心要求吴山记日记,每周带来给奶奶看,看过之后,便在日记上写评语、订守则,敦促孩子的进步。从中可以看出这位一生都在写“寄小读者”,给孩子们真善美教育的冰心奶奶,在自己的孙子面前,也是花了怎样的心血的。

教育归教育,但是,孩子们的路终归是要靠自己走的,再有方的教育,也要被教育者践行,同时教育也有一个社会、学校与同代人相互影响的系统工程。有人断言,涂鸦事情表明,“他们家教育系统里面出现问题了”,这是不了解情况的说法,但是,如果认为“因为家庭教育出了问题”,这种做法“觉得还是可以理解的”,甚至说“至少可以体会,这里面有点意思”。这就有失是非标准,甚至有点兴灾乐祸的味道了。

有人进而认为,可以把涂鸦的行为认为是一种文学史书写行为,那种做法实际上是对冰心所代表的“爱的哲学”传统的清算,说,你连家里事情都解决不了,你还写《寄小读者》,这就彻底解构了冰心。有人说所有做文学史的人将来都记得这个,冰心的这个传统应该终结于此。

这种观点不仅针对的是事件,更是针对冰心的一生所追求的文学精神,并且断言,因为这个事件,这种文学传统应该终结。这实在是偏激得可以了,因为一个事件,而重新书写文学史,因为一个事件,而否定一种文学传统与文学精神?

在整个20世纪的文学史上,冰心是独特的,她没有从众而走进书写“斗争”的行列,她以自己的经历、学识与对生活的态度,对世人呼唤一种爱,主张一种“爱的哲学”,从而成为文学史中、文学传统中一种不同的声音,唯其因为有了这个的声音,善良的人们在寒冷的日子里还能感受到人间的一丝温暖,这种声音与呼唤不是多了,而是少了,不是太强大了,而是太微弱了,不是应该终结,而是要发扬光大。

将社会的种种不公、阴暗与黑暗,归罪于冰心的肤浅与不伟大,将家庭的失和与矛盾怪罪这个温情老人,不仅是无理的,而且是武断的。

为什么我们这样一个开放的社会,独独不容一种大爱传统与温情的声音,不能有一种“爱的哲学”的观念与主张呢?(王炳根 2012年6月16日于根舍 修改于冰心文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