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心与吴文藻 冰心与先生吴文藻对子女的教育

在先人的墓碑上涂鸦,本身是极不文明的行为,而这两位先人,一位是作家、一位是学者。作家是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开创者、被称之为"文坛祖母"、读者喜爱的冰心;学者是主张并实行"社会学中国化"、建立中国社会学学科、培养了一批社会学精英的吴文藻。所以,无论出于什么目的而对自己的先人进行泼墨羞辱,就不单是个人行为与家庭私事,而是影响了作为作家、学者的社会公众形象,伤害了广大读者与学人的感情。

"教子无方,枉为人表"八个字,实在言之太重,小字报上控诉的罪状,对着的竟是"两位伟大教育家",讽刺、嘲弄的方式不能如此拙劣与恶毒,更可况是自己的爷爷、奶奶,长眠九泉之下的冰心吴文藻,难道还要为八十老儿担当罪过!

吴文藻对教育全身心的投入、对学生真诚的引导与培养;冰心热爱孩子,一生都在为小读者写作,传播"爱的哲学",以她的作品与人品,在人间树立起"真善美"的形象。他们俩人,各自以自己学术成果和文学成就、人格魅力,赢得了读者与学人的热爱与敬重。有关这些,世人有目共睹。

一方涂鸦,涉及三代,对家庭的教育,是不是很失败?是不是因为投身于公共教育、文学创造而忽视了家庭教育?有关这方面,读者不一定清楚。本人作为冰心研究者,作为接触过一家三代人的见证人,有责任说说冰心吴文藻家庭教育的情况,讲讲他们是如何教育子女、包括对第三代的教育与影响。希望我的讲述,可以消除一些对冰心吴文藻造成的负面影响,还读者与学人一个"冰清玉洁"的形象。

冰心成名早,发表作品多,稿费与版税的收入不薄,在她与吴文藻先生结婚的时候,除继续发表单篇作品外,已经拥有《繁星》《春水》《超人》与《寄小读者》四个作品集,并且很受读者的欢迎,很畅销,再版、重印的频率非常高。

那时每一次再版、重印都是要如数支付版税的。家庭收入,除了他们在燕京大学等校当教师的薪俸外,稿费与版税的收入也很可观。燕京大学对冰心这样可以给学校带来声誉的作家非常器重,在他们行将举行婚礼时,专门盖了一座小楼,归他们成家之后居住。这座楼就是现在北京大学燕南园中的66号小楼。

在这座小楼中,迎来了他们的三个孩子,1931年2月,儿子吴宗生(吴平)、1935年5月,大女儿吴宗远(吴冰),1937年11月,小女儿吴宗黎(吴青),给这个家庭带来了欢乐,也带来了忙碌。按照吴谢的家庭条件,完全可以请奶妈哺养孩子,且冰心的身体也弱,但他们没有这样,家里除了有一个厨师、一个做家务的保姆外,哺育与教育孩子的事情,冰心总是亲历亲为,制造着欢乐的家庭气氛,给孩子以充满母爱的童年。

1935年暑期,《妇女生活》杂志的记者彭子冈,专程到燕南园66号访问冰心,比较完整地记录了冰心与吴文藻的家庭、创作、阅读、思想与宗教观念等。在这座小楼的客厅里,记者与冰心有了近距离的接触。

就在客厅等候、随手翻阅桌上杂志的时候,"两个四五岁的孩子从楼上唱唱笑笑地下来,彼此相看,看到我重又退到楼上去,拖了许多玩具下来,我和他们不通姓名地熟悉了,由稍大一个口里知道小的一个是谢先生的孩子,脸上告诉人,他营养很足,一对小亮眼睛不住嬉笑,他四岁。

"这个孩子便是儿子吴宗生。就在交谈之时,"有一个女仆抱下冰心的5个月的女孩儿来,白白胖胖的。"这个白胖胖的孩子是大女儿吴宗远,冰心接过抱在手里,对记者说"我们两个孩子全是吃羊奶,这里有一只瑞士羊。

你来时我正给她洗澡,一早上就忙这些来。"冰心没有告诉记者她一早在写作,而是说在忙孩子。还说,孩子来前有许多痛苦,来后又得有许多时候要抚养,等他们大些了自己才有自由。

在这以前吴先生曾出来一趟,高高瘦瘦的个子,鼻梁上架着玳瑁边眼镜,近来为了燕大社会学系在办清河试验区的农村复兴的尝试很忙着。谢先生跟着孩子叫Daddy,吴先生则很温婉地带着孩子玩,吃药,叫着"婉莹,电话"。

一个腾着欢笑的家庭无缺陷地在这里显示着,只是,在全中国找得到几个呢?

这是当时记者的记载与感叹。第二年,女作家丁玲来到这座小楼拜访冰心,也有类似的感叹,冰心当时也是在楼上给孩子洗澡,便抱歉地对丁玲说,不知道你会突然到访,保姆将一个白白胖胖的男孩推到丁玲的面前,让他叫阿姨,让他问好,丁玲那时也有孩子,但让母亲带到湖南老家去了,感叹无法享受这种给孩子洗澡的快乐。

尽量给孩子以更多的母爱,这是冰心从母亲的那儿继承过来的,也是她在作品中一再呼唤的。"母亲啊,/天上的风雨来了,/小鸟躲进巢里;/心中的风雨来了,/我只躲进你的怀里!"冰心在当母亲之前视母爱为宗教,在自己做了母亲之后,对母爱在孩子成长中的意义,有了真切的体会。

所以,她辞去了专司的教职,有时间则在燕大、清华等处兼课;她很少写作,在燕园生活的十余年间,只有七篇小说,两篇较长一些的散文和一部散文诗的翻译。她支持丈夫吴文藻"社会学中国化"的教学与研究,担当起一个不小的家庭的家务(吴文藻的母亲与他们同住)。

家里虽然总有帮忙的女工,冰心还是喜欢收拾房间,或把茶具、餐具等擦洗得干干净净。孩子们还记得,放学回家时,看到的多是母亲拿着块抹布东擦西擦,很少见她伏案写作。

这种勤快、爱整洁,创造了一个舒适、温馨的家庭环境。这个家,从北平燕南园的66号小楼到云南呈贡乡下的"默庐";从四川歌乐山的小土房到日本东京的小洋楼,从北京洋溢胡同的四合院到中央民族学院的公寓楼,有时宽敞,有时简陋,甚至拥挤,但总是被冰心收拾得井井有条,使丈夫和孩子回到家里就感到十分舒适和快乐。

以至孩子长大后,都不以为他们的母亲是作家,冰心只是他们的妈妈。

吴文藻一般不管孩子生活上的事情,但当冰心不在家的时候,他也试图当个关心孩子的父亲。据吴冰讲:"我考上南开大学后,他执意要送我到天津,并把我托付给他清华的同学历史系的雷海宗教授,尽管后来我一次也没有找过雷伯伯。

我上大学后,他曾郑重其事地对我说过,可以开始‘留意有什么合适的男孩子’了,他甚至为我右臂上因骑车不慎在铁丝网上划过一条很长的伤疤,而担心我会因此找不到‘对象’!

在母亲出国时,他会突然问起我和妹妹那个月是否来过‘月经’。这类事母亲是从来不管也不过问的,因此我们更感到父亲实在是‘迂’,当然在觉得他迂得可笑的同时,又感到他傻得可亲可爱!"

给孩子们以爱,制造一个欢乐、融洽的家庭气氛,无疑有利孩子的健康成长。同时,教育更是必不可少的,没有正面的教育、批评,孩子也难成器。

冰心吴文藻在教育方面,投入的精力并不少,三个儿女差不多大,第三代也基本处在同一年龄层面上。但他们的教育不是家长式的,用吴青的话说,"在我们家,很幸运的就是我的爸爸妈妈,从来没有说‘我是你爸’‘我是你妈’",将孩子放在平等的地位,讲道理,批评时,也看到他们的优点,不以"你姐怎样""你哥怎样"而要求另一个孩子,根据各人的特点,因人施教。

吴冰从小学习好,考试总是第一名,可吴青就不一样,从小就是勉强及格,但母亲从来没有对吴青说:"小妹你怎么就不像你姐姐呢?"吴青因此很感念母亲:"因为我和姐姐就是不一样,我妈妈没有强求我。"

吴青自小爱自由,母亲就给她充分的自由。抗战时期,他们一家住在重庆歌乐山上,吴青天天在山上玩,穿一件红毛衣,绿树丛中一点红,那就是她了,"小妹回家了",母亲一叫,撒腿就开始往家跑。母亲还教女儿观察大自然,"我知道蚂蚁、蜜蜂,知道蛇会爬树,蛇会上树偷鸟蛋。

我观察了很多大自然中的花、果子、什么果子能吃,什么果子不能吃。"母亲让女儿在自然中的成长,也教她们热爱生命、尊重生命。吴青说,她小时候基本是玩男孩子的游戏,抓鸟,拿一个纸盒子用筷子架起来,在另一端拴—绳,撒一把米,鸟就会来,抓到鸟后,就把它放在笼子里养。

可是母亲在快天黑的时候就问她,你天黑时最想干什么?她就说,想回家。母亲又问,那你回家最想看到的人是谁?"就是妈妈。

"母亲就说,天黑了,小鸟的妈妈在等它回家,小鸟也想妈妈了。于是,女儿就赶快把鸟放了,以现场启发式来教育孩子。平时也总是叮嘱孩子,不在公共场所摘花,因为那些花是属于大家的,如果是山里野生的花,你可以摘,但要爱护花枝。

教育孩子的事情,吴文藻并没有一概推给妻子,但他们的方式却是不一样的。吴冰自小喜欢看书,在花钱买书上父亲从不吝啬,尽管他自己的衣服、鞋袜都是补了又补的。孩子们学习上有问题多是问母亲,因为不用细说,母亲一下子就明白孩子的疑难,而且能给一个简洁的答案。

若问父亲就比较麻烦了,他往往不马上回答而是首先指出"你这个问题本身就提得不对!"至于答案,总是过于详尽,孩子嫌他太"罗嗦",认为没有必要告诉我们那么多。可是到了孩子也成为老师后,发现身边有父亲这么一部"社科百科全书"实在是太"方便"了。

比如一次吴冰要给学生讲萧伯纳,需要了解"费边社",这种问题母亲是回答不了的,而父亲可以做详尽解答。除讲解外,还告诉她可以参考哪些书。

此时的孩子,便对父亲油然而生敬意!吴青有一段时间到美国进修,父亲在给她的信中就说:"……大家为你活动如此频繁,感到高兴。不过一人精力有限,社交普遍铺开,消耗精力太多,要斟酌情形,适当安排得少一些。

……你局面已经打开,今后问题在于有选择地加以利用。你比别人机会多,多了就必须有个选择,是不是?"他在信中还对吴青读什么书、听什么课、怎样学习,都一一详细指点。孩子们常觉得,父亲无论写什么,包括家信在内,往往写着写着就有点象"论文"了。

当然,教育并不都是如此的和风细雨,有时也有惩罚。冰心吴文藻都要求孩子诚实、讲真话,不能说假话和脏话,大孩子不能欺负小孩子,不能以强凌弱,这几乎成了他们的家规与道德底线。两个女儿在回忆到母亲对自己的教育时,都讲到这样的事情,抗日战争时期,在重庆的生活比较困难,母亲以"男士"笔名写了《关于女人》。

父亲一次得了肺炎,生命垂危,肺炎的特效药就是盘尼西林,而盘尼西林非常的贵,且很难买到。那时家里规定,孩子放学四点前回家,只能有两块饼干,饼干放在一个铁盒子里,结果,两块不过瘾,就偷,偷时将盒子放在床上,不小心就留下了盒印。

母亲发现后,就问,你们有什么要和妈妈说的吗?你们做什么错事了?女儿说,没有。母亲说,你们再好好想想。

女儿继续说,没有。母亲说,再给你们最后一次机会。还说,没有。最后,母亲把女儿带到床边一看,这才承认偷了饼干了。冰心最不喜欢说假话、骗人,说假话骗人是要受惩罚的。冰心惩罚孩子的方法很特别,先是让她们用肥皂洗嘴,然后喝奎宁水。奎宁这种药是治疟疾的,其苦无比。几次下来,孩子们记住了,不能再说假话。

有时批评也是很严厉的。吴青讲到她在日本的时候,经常把中国孩子组织起来,充当孩子头,有时骑了自行车,带了小药箱,见到日本孩子就冲过去,吓唬他们。母亲开始不知道,有一次被遇上了,她非常生气,非常严厉地训斥她,说,战争中中国人受了苦,日本人也受了苦,他们是孩子,孩子是无罪的,有罪的是日本的军阀集团,你怎么能这样呢?

冰心在教育孩子的时候,同时也从孩子的身上得到乐趣,吴冰在一篇文章中写道:

妈妈对我们兄妹三人的教育是德智并重,尤其注重德育。她能针对每个人的特点和缺点对我们进行帮助。

哥哥小时特别淘气,学习成绩有时不佳。但是他心眼儿好,能体贴大人。一个冬天的夜晚,妈妈不知为什么生气打他,他一面躲闪,一面转过身来给妈妈披衣服,并说:"娘,别着凉了!"因此妈妈常说哥哥是她的"安慰"。

我从小用功好强,学习成绩在班上总是名列前茅,妈妈从来不用在这方面为我操心,她说我是她的"骄傲",但也并不因此而特别偏爱我。

妹妹小时象男孩子一样好动贪玩,到考试前妈妈帮她复习时,发现她记忆力好,能背书,随便指一段书,她都能从头背到底。妈妈就拿一张纸,中间挖个洞,遮住了其他的文字,这样妹妹就念不出来了。每逢考试,她少不了挨打手心。但是妹妹活泼,喜爱小动物,富有同情心,爱帮助人,妈妈说妹妹是她的"快乐"。

在冰心吴文藻一个世纪的人生中,生活条件时好时坏,在燕京大学时,有小楼,但为了抗日,他们毫不留恋那个温暖的小家,到云南、重庆去了;吴文藻在日本做外交官时,居住与生活的条件很好,家里有司机、保姆、厨师、园丁等,但他们为了回到新生的共和国,毫不留恋这些,毅然地放弃了一切。

他们总是教育孩子,人生不可贪图享受,人生的价值在于奋斗,要有事业心,要有社会责任感,要热爱自己的国家。他们自己是这么做的,也希望孩子们也做一个这样的人。

从日本归来后,周恩来总理曾经在西花厅会见过他们,问到孩子的情况,冰心告诉总理,儿子吴平在清华大学读建筑系,两个女儿都在上中学,一个喜欢历史,一个喜欢物理,总理就提出,新中国刚成立,急需外语人才,你们家的条件好,是不是让孩子们去学外语?这回,他们听从了总理的建议,为了祖国的需要,两个女儿都报考了外语系,后来成为了北京外语学院一流的英语老师,为国家培养了大量的外语人才。

吴冰最后是博士生导师,吴青的英语口语是一流的,八十年代英语热时,便应邀在中央电视台当学英语的远程教员,也都先后出国进修、培训,母亲总是叮嘱她们,学成后要回来为国家服务。

冰心有句名言,美国虽好,但那是人家的国家。中国人要发奋努力,学习先进国家是为了追赶,不是为了离开自己的国家和土地。

吴平在清华大学建筑系毕业后,分配在国家二机部航天工业局当研究设计人员,正当他欲大展宏图之时,反右斗争开始了,因为"进言"而被错划为右派,发配到天津塘沽劳动改造。因为这个原因,他的第一次婚姻破裂,内心留下了伤痛。

当时,父亲吴文藻先被打成右派,一家承受着极大的精神压力。作为父亲与母亲,心里特别地难受,因为儿子打成右派,其中之一的罪状是,冰心吴文藻的儿子不是右派谁是右派?儿子每次从塘沽回到北京,他们都要与之长谈,尤其是父子二人,常常谈到深夜,包括婚姻、家庭,开导儿子正确对待党、正确对待群众、认识错误,接受改造等。

两年之后,吴文藻摘去了右派帽子,但他的精神负担依然,他认为,儿子的右派帽子没有摘去,也就是他的帽子没有摘去,直到1961年底,吴平的右派摘帽,一家人才欢欢喜喜地过了一个新年。

吴平由于独立生活的时间早,与社会接触多,所以曾说,他是冰心的儿子,更是社会的儿子。这样的经历,对他的性格形成有一定的影响。有一年笔者到清华大学建筑系征求对冰心文学馆建筑设计的意见,来了好几位教授,他们说,你去找吴平不就行了,他在建筑行业可是有名的。

自从1953年吴文藻分配到中央民族学院任教职以来,他们一直居住在和平楼一套不到100平米的单元房里,连浴室也没有,每次洗澡,吴文藻都要到他的学生费孝通家去(费那时是副院长,条件比他好一些)。八十年代初,国家有关领导人考虑到冰心的名望与影响,批示拨专款为他们建一座小楼,但冰心在感谢之余却婉绝了,理由有三:一是年事已高,对生活没有过高的要求;二是住在教工宿舍,与邻居、同事都熟悉,另建一房,等于就和他们隔开了,没有朋友的日子不好过;三是不要给后代留下麻烦。

并且建议,如果可以,用这个钱为中央民族学院建一座教工宿舍,他们有一套大一点的房子就可以了。后来,中央民族学院用这个钱,再自筹了一些资金,建造了一座可以居住30多户的教授楼,学校考虑到他们家的具体情况,分了两个单元计七间房给两位老人居住,总共也就一百五、六十平方米,因为老人需要人照顾,其中三间给了吴青一家,由他们承担照顾父母的责任,其它两个孩子以及第三代,周末来此共进晚餐,交谈他们各自所了解的大事小事,家事国事。

许多拜访过冰心的人,都到过这里,中央民族学院教授楼34单元。吴文藻在搬进不久后逝世,冰心一直居住到离开这个世界。除此之外,他们没有别的任何房产。

对于这套房,开始曾想以"冰心故居"保存下来,最后国家文物局没有同意,不是冰心的规格不够,而是因为是校内教工宿舍中的一套,定为"故居"后,管理有诸多的不便,怕影响教工正常的生活。在这种情况下,三家人经过协商,各自继承了其中的一份。

1965年,随着吴青与陈恕的儿子陈钢出生,第三代的孩子先后来到这个世界,他们是吴平与陈凌霞的儿子吴山、女儿吴江,吴冰与李志昌的儿子李丹与李冰。虽然他们并不都与老人一同居住,但第三代的到来,无疑给了他们无限的喜乐,与普通人家一样,也是隔代亲。对第三代的爱,依然亲情无限。

就在第三代先后降生之时,中国的大地上发生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冰心和吴文藻自然受到冲击,抄家、批斗、关进"牛棚",之后是下放劳动改造。第三代也随着各自的父母,散落各地,但是关爱之情,却是从未停止。

1970年初,70高龄的冰心下放到湖北咸宁文化部的五七干校,之后又与吴文藻一同下放到湖北潜江中央民族学院五七干校劳动改造。在十分艰难的环境中,冰心依然关心着第三代的生活与学习。到干校的第一天,夜里梦见自己回家去接孩子,想起钢钢(陈钢)和山山(吴山),在家里不肯吃饭的麻烦情形,就担心。

那时李丹跟着爸爸妈妈在江西外交部的五七干校,冰心便特别地想他,在一封信中说:"我真想丹丹,在看菜地时举目四望,其实江西离湖北不远,我若能带他在一起在田野间工作,那将多么快乐。

我现在更多想的是丹丹,不知你替他买了雨鞋没有?这里雨后真难走,鞋湿了也不好干。请告诉他,姥姥时时刻刻都在想他,我想他也不会忘记姥姥的。"这时的冰心,仅仅是希望和自己的第三代在一起劳动,便是感到快乐!

听说陈钢生病,心里放不下,一直记挂着,并告诉他的父母亲要注意孩子的锻炼:"听说钢钢胃口不好,在家吃中药,不知现在怎样。我看他吃不下,就饿一顿也不要紧。

天气暖些多在外面跑也许好些。总之锻炼要紧。"家里人给她写信,冰心就叮嘱,孩子的情况多说一些,她自己在给他们的信,很大的一部分内容是谈孩子的生活,吃饭、穿衣、生病、上幼儿园等。有一次,吴冰流露出不耐烦的情绪,母亲就开导她:"丹丹发烧,我认为和他的扁桃腺有关,你还要注意他冬天爱咳嗽,气管炎。

养一个孩子本来就不容易,千万不要不耐烦。我们当初是怎样把你们养活的(当然我们的条件比你好得多,但操心则一)?"

在第三代中,吴山学习不稳定,不认真听课,情绪较易冲动,脾气有些暴烈,时与周围的人发生冲突,以至打架斗殴。吴山从小跟随母亲,周末也常来奶奶家。为此,爷爷和奶奶没有少担心,为了知道他的学习与生活情况,一段时间,冰心要求吴山记日记,每周带来给奶奶看,看过之后,便在日记上写评语,敦促孩子的进步。

前些年,吴平一家来冰心文学馆访问,吴山带来了这个日记本,笔者见过,征得同意并复印了几页,从中可以看出这位一生都在写"寄小读者",给孩子们真善美教育的冰心奶奶,在自己的孙子面前,是花了怎样的心血的。

在1981年下半年,吴山14岁之时,奶奶为其订立"守则",计有五条:1,放学后即刻回家;2,课堂上专心听讲;3,每天认真完成各科作业;4,尊敬老师,团结同学;5,不管闲事。吴山不仅认同奶奶所订立的守则,并且很感动,表示"以上五个守则,是奶奶亲自为我写的,她老人家今年八十一高龄了,可为我却又操了一份心。

‘吴山守则’将永远督促我,鞭挞我前进。"以后,冰心每周阅读吴山的日记,第一周便有如下评语:"这一星期有进步:1,坚持就是胜利;2,要向中国足球队学习,在0比2的失败条件下,坚持不气馁,终以4比2获胜。

3,要从守纪律进一步到专心听课,做好作业,每日不拉下,做好复习的功课。"当吴山表示要用自己的行动,撤销学校对他曾有的处分时,奶奶很高兴,在他的日记中有此评语:"一定要用实际行动在今年自己生日以前把处分撤掉;不必以打排球来证明你对女排胜利的欢呼,要学她们的坚毅不拔的精神,坚持复习。

""你想撤销处分,是应该的,而且是必须的,千万不要停在口头上,而要用行动来表现,如专心听课,努力复习。"当他的功课有了进步之时,冰心在他的日记中写道:"你考得不错,如化学得98分,但千万不能放松,这只证明只要用功就能赶上去。

"吴山有一则日记写道:"今天放学以后,我和几个同学在排球场打球,球跑远了,一个初二学生一脚把球踢了过来。立即那几个同学就急了,过去就打就骂,还说要罚款。此时我还站在原地,一点没动。

上次的教训我不得不吸取,于是,我走过去,把那个小孩放了,同学对我立刻不是以前的那样了,不爱理睬我。我呢,也只好晦气地回家了。"奶奶在这则日记后写了评语:"你没有打骂人是好的,不要只认晦气!"吴山在日记中,记载听身残志不残的模范共青团员曹燕大姐的报告,决心也要做一名立志成材的人。冰心写道:"希望你继续前进。"

教育归教育,但是,孩子们的路终归是要靠自己走的,再好的教育,再有方的教育,也要被教育者践行,同时教育也有一个社会教育、学校教育与同代人的影响的相配套的系统工程。无论是何种教育,接受的主体是独立的,这里还有一个对主体的尊重,无论是家庭的还是社会的,是男人还是女人,孩子们有选择自己的生活道路、学业与职业等的权力,在18岁之后都有他们的独立性,都有他们的自由,同时,人也是会变化的,更何况是在他们已经长眠于地之后,还要对后人的所作所为负责任?有人在大众传媒的专栏节目中断言,这个事情表明,冰心"他们家庭教育系统里面出现问题了",这是不了解情况的说法,但是,如果认为"因为家庭教育出了问题",这种做法"觉得还是可以理解的,"甚至说"至少可以体会,这里面有点意思"。

这就有失是非标准、道德与文明的准绳了,甚至有点兴灾乐祸的味道。

此人进而认为,可以把涂鸦的行为认为是一种文学史书写行为,是一种行为艺术,那种做法实际上是对冰心所代表的"爱的哲学"传统的清算,说,你连家里事情都解决不了,人家追究你教子无方,你还写《寄小读者》,这就彻底解构了冰心。

所有做文学史的人将来都记得这个,冰心的这个传统应该终结于此。这种观点不仅针对的是事件,更是针对冰心的一生所追求的文学精神,并且断言,因为这个事件,这种文学传统应该终结。这实在是偏激得可以了,因为一个事件,而重新书写文学史,因为一个事件,而否定一种文学传统与文学精神? 在整个二十世纪的文学史上,冰心是唯一的,她没有从众而走进书写"斗争"的行列,她以自己的经历、学识与对生活的态度,对世人呼唤一种爱,主张一种"爱的哲学",从而成为文学史中、文学传统中一种不同的声音,唯其因为有了这个的声音,善良的人们在寒冷的日子里还能感受到人间的一丝温暖,这种声音与呼唤不是多了,而是少了,不是太强大了,而是太微弱了,不是应该终结,而是要发扬光大。

将社会的种种不公、阴暗与黑暗,归罪于冰心的肤浅与不伟大,将家庭的失和与矛盾怪罪这个温情老人,不仅是无理的,而且是武断的。为什么我们这样一个开放的社会,独独不容一种大爱传统与温情的声音,不能有一种"爱的哲学"的观念与主张,难道我们还要继续生活在"斗争哲学"之中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