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坤设立山下纪录片实验室基金 入选项目获现金

2019-0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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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简介:原标题:陈坤设立山下纪录片实验室基金 入选项目获现金 "山下纪录片实验室"专项基金获奖证书1 "山下纪录片实验室"专项基金获奖证书2 <罗长姐>导演金行征讲话 <少年>导演李鹏飞讲话 [小图]消失在黎明前 tion")

原标题:陈坤设立山下纪录片实验室基金 入选项目获现金

“山下纪录片实验室”专项基金获奖证书1

“山下纪录片实验室”专项基金获奖证书2

《罗长姐》导演金行征讲话

《少年》导演李鹏飞讲话

【小图】消失在黎明前

【小图】昨日狂想曲

2016年冬季“在场”沙龙排片表

陈坤为“山下纪录片实验室”获奖者发来VCR1

陈坤为“山下纪录片实验室”获奖者发来VCR2

第十届FIRST影展人物版海报

第十届FIRST影展新闻发布会现场宣布成立“山下纪录片实验室”

山下纪录片实验室

自5月份,FIRST影展与陈坤宣布联合发起“山下纪录片实验室”,经过4个多月的项目征集、审核、面谈。昨日,FIRST影展公布了最终获选名单,金行征导演《罗长姐》和李鹏飞导演《少年》分别获得了15万元和30万元的“山下纪录片实验室专项基金”,用于影片后期制作及前期拍摄。

金行征导演系第十届影展“一种立场”奖得主,《罗长姐》将延续其获奖作品《消失在黎明前》的电影方式,以真人、实地、现实为蓝本,进行真实电影的创作实践,影片通过罗长姐与失忆的二儿子,大儿子与其妻子两条线索,展现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不同矛盾,探讨传统农村家庭的生存状态。目前影片正在拍摄中。

李鹏飞系第九届影展提名导演,《少年》是他的第二部纪录长片作品,导演试图通过四个地区的走访调查记录,勾勒出一幅当下中国青少年犯罪的不完全图景,映射出在义务教育普及多年后依然存在的断裂和法制监管下仍鲜为人知的社会群体。项目预计将于2017年初开始拍摄。

“山下纪录片实验室”的发端,是为鼓励纪录片作者继续挖掘跨文化多样性议题的纪录影像,创作具备社会文化价值的作品,亦是深感于纪录片创作在整体上的困难之境与沉寂之况,藉由FIRST影展自身平台资源,搭建更多国际机构及电影节合作渠道,除现金奖励外,也期望提供纪录片工作坊及国际纪录片发行资源,为中国纪录片工作者提供系统服务,促进纪录片市场环境的良性发展。山下纪录片实验室分为两部分:最佳纪录片特设奖金和山下纪录片专项基金计划。“最佳纪录片特设奖金”由黎小锋、贾恺导演的《昨日狂想曲》,即第十届FIRST影展“最佳纪录片”获得。

出于精心考量,FIRST影展将发布活动设置在“在场”沙龙首场《昨日狂想曲》放映之后,映后,CNEX制作总监、导演张钊维;纪录电影研究者、著名评论家、画家林旭东;著名纪录片导演周浩围绕影片和整个纪录片扶持生态和改变的态度展开了讨论。

“我入行时是希望纪实影像可以改变社会,但后来发现最重要的还是改变自己,纪录片其实是一个‘时间的艺术’。我们把一个人,一件事,把历史当成一种物种,我是需要十年二十年的时间去认识这个物种的,才能够拍出经得起斟酌的影片。”纪录片导演张钊维表示。而曾拍摄过《大同》《棉花》《书记》等纪录片的周浩导演则表示,改变的发生是缓慢的,是每一个在这个国家的人合力的结果。我们做的事情,不是表面上立竿见影,它是潜移默化的。

于银幕之前的这次对话,为纪录片影像的讨论提供了一个相对完整的空间,也由初现的“山下纪录片实验室”溯回纪录片创作者深处的旋涡。纪录片导演们往往是付出着长久而艰难的努力,带着质朴的态度,为这个急迫而漠然的时代存储着真正属于当下的证据。当这些悄无声息的纪录者孤身扎进所有“未闻未见”的真实之时,他们的工作本身、以至他们所拍摄的影片在大范围内的不为人知,甚至是努力经年却未能成片,都令人扼腕。或许任何浸入其中的参与者都无法预判一个整肃的未来,不过,不管在纪录片流域中充当缓冲、屏障,还是疏导,都是当下迫切的解决方案。

发布会现场虽然陈坤并未现身,但也通过VCR表示,“山下纪录片实验室将会长期支持和关注纪录片导演和纪录片作品。《罗长姐》和《少年》这两部纪录片的内容都是关注当下社会中比较边缘的人物和事件,我希望更多人能够喜欢这两部作品,也希望“山下纪录片实验室”更多地找到和选拔到优秀纪录片和纪录片导演,在FIRST影展的合力下为更多创作者提供好的平台。”

现场,由东申影业项目总监纪汶汐女士代表陈坤先生,与CNEX制作总监、导演张钊维,著名纪录片导演周浩为《罗长姐》导演金行征颁奖。FIRST创始人宋文与纪录电影研究者、评论家林旭东先生为《少年》导演李鹏飞颁奖。

李鹏飞表示:刚才说到纪录片是不是真的能改变这个世界。我觉得应该从改变每个个体开始吧,我们纪录片导演在拍摄过程中,也是发生改变的一方,对自己的认识,对社会的一些深入的认识,然后这个社会可能会因为纪录片存在,能有一些变化。

而作为FIRST影展创始人宋文表示:作为一个起点,“山下纪录片实验室”仍面临诸多困惑。对于那些常年埋首于纪录领域的工作者来说,实验室所给予的名头和资金方面的帮扶,是否能真正抵达那些确被需要的地方?对于实验室自身的立意来说,对影片的选择又如何从纪录片作为电影的专业角度,在创造性、个人视角与社会责任间寻求适当的平衡?即是实验,便仍需一直摸索。唯愿“山下纪录片实验室”可谓这个时代的纪录片求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