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岗家人 华岗传奇人生:突然消失 著作译作全被封
摘要:1955年,父亲蒙冤入狱,他的著作、译作全部被封存甚至销毁,直到1980年获平反之后,一些专家、学者在文章中才开始提及父亲翻译、出版《宣言》之事,这段尘封多年的往事终得重见天日
1954年作者与父母合影
提起我的父亲华岗,大多数人会觉得很陌生,而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作为一个职业革命家,他亲历第一次大革命的洗礼,出版《1925-1927大革命史》,参加“五卅”运动和上海三次武装起义;到莫斯科参加党的“六大”,主编进步刊物《火曜》和《列宁青年》,翻译《共产党宣言》,担任《新华日报》第一任主编;只身赴川康、云南做刘文辉、龙云的统战工作,为顺利解放大西南打下坚实基础;国共“重庆谈判”时,任中共代表团顾问,是毛泽东、周恩来在谈判中的得力助手;靠自学成才,成为一名“学识渊博、文思敏捷的学者”;担任山东大学校长,创办全国第一份学术校刊《文史哲》,短短5年,把山东大学办成闻名遐迩的一流大学。
1955年8月,他突然神秘消失,25年后,《人民日报》刊登为他平反的消息,此时他已离开人世8年之久。
翻译《共产党宣言》
最近,北京红展文化传播公司负责人范强鸣送给我他主编的《〈共产党宣言〉汉译图典》(中央党校出版社),这部图典全面介绍了《共产党宣言》(以下简称《宣言》)的经典之作,以及解放前翻译《宣言》的8位译者,其中第二位翻译者就是我的父亲华岗。
父亲1903年生于浙江龙游,中学时代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被学校开除后投身革命,1925年加入共产党。解放前,他长期从事党的白区工作,曾任共青团江浙两省联合省委宣传部长,共青团江、浙省委书记。1928年5月,父亲赴莫斯科出席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国共青团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会上当选团中央委员兼宣传部长。
从莫斯科回来,父亲接受一项新的任务:按照恩格斯校阅的1888年英译本,重新翻译《共产党宣言》。我国第一个完整的《宣言》中文译本于1920年8月出版,是陈望道由日文本翻译的,父亲最早接触到的《宣言》便是这个版本。
当时,父亲领导着团中央的宣传组织工作,并主持《列宁青年》的出版,只能利用业余时间翻译。由于敌人经常在夜间进行搜查,父亲特意在衣服后背处缝了夹层,当听到警笛响时,就迅速将书稿藏入衣服夹层内,转移到另外一个住处,有时一个夜晚要转移好几处。
1930年,他完成《宣言》的翻译工作,由华兴书局秘密出版,这是我国翻译出版《宣言》的第二个全译本。从1920年陈望道译本问世,到1930年华岗译本出版,10年间,中国革命经历了巨大的变化:中国共产党诞生,第一次大革命失败……父亲亦从一名青年学生逐步成长为干练的革命者,他以亲身参加革命斗争的实践和坚实的革命理论,对《宣言》的理解在不断升华,对马克思主义及在中国革命中的运用有了充分的认识。
父亲所译《宣言》开创了六个第一:1、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出版的第一个《宣言》中文全译本;2、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第一个由共产党员翻译的《宣言》译本;3、是我国第一次根据英文版翻译出版的《宣言》,采用的是由恩格斯亲自校阅的1888年英文版本; 4、该书所附马克思及恩格斯所写的三个德文版序言,是第一次与我国读者见面;5、第一次采用英汉对照形式出版,便于读者对照阅读;6、第一次将全书的结束语译成“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这一响亮的口号。
此前的《宣言》汉译本中,结束语被译作“万国劳动者团结起来呵!”父亲根据当时斗争形势的改译,具有历史意义。此后的各种汉译本,对《宣言》的结束语均采用这一译法,只是在“无产阶级”及“无产者”的用语上,有细微的调整。
《宣言》的华岗译本自1930年在上海初版,至1939年,在上海、汉口多次再版,在当时国统区发挥了重要作用。后来,华岗译本辗转传入中央苏区,并在1934年在苏区得以再次出版,成为苏区军民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必读书籍,它也是1935年以前在苏区出版的唯一的《宣言》译本。1935年,不少红军战士带着珍藏的《宣言》(其中就有华岗版本)走上长征之路,这本薄薄的小书成为他们在艰苦征途中的重要精神食粮。
在国统区,为了躲避国民党当局的检查,《宣言》的译本不得不采取伪装形式出版,有的故意未注明出版时间、印数,有的未署译者真名,有的书名只用“宣言”或“马克思主义的基础”。再加上在当时的困难条件下,此书印数本来就不多,到解放初期,保存下来的已很少。
迄今为止,能够搜集到的解放前出版的《宣言》华岗译本只有7种,现分别藏于北京大学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国家博物馆、中央编译局图书馆、江西兴国革命纪念馆、北京红展文化传播公司等处。
1955年,父亲蒙冤入狱,他的著作、译作全部被封存甚至销毁,直到1980年获平反之后,一些专家、学者在文章中才开始提及父亲翻译、出版《宣言》之事,这段尘封多年的往事终得重见天日。除翻译《宣言》外,父亲还翻译了《1905至1907年俄国革命史》,由上海华兴书局于1929年9月出版。
在大革命失败后不久,父亲广泛收集资料写成了《1925-1927中国大革命史》,这是第一部也是唯一一部由大革命亲历者记录大革命历史的重要著作。该书在鲁迅的帮助下于1931年出版,被党中央确定为发展党员的必读书。
创办《新华日报》
1932年初,父亲以中共中央华北巡视员的身份被派往北平、唐山等地,视察指导工作。此时,满洲省委书记罗登贤调回中央,中共中央决定建立满洲特委,命华岗担任特委书记。同年9月,父亲赴任途中由于叛徒告密,被国民党逮捕。
因父亲被捕,中央后又任命刘少奇为满洲特委书记。1934年6月底,虽然查无确证,但当局仍对华岗判刑5年。1937年2月7日,父亲被送往武昌反省院。9月,中共代表董必武到达汉口。董老一到汉口,就找国民党当局交涉,要求无条件释放华岗。
1937年10月,父亲被任命为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长,负责筹办《新华日报》,当时已有潘梓年、章汉夫、杨放之、徐迈进等人参加筹备工作。父亲曾在董必武身边工作多年,董老很了解他的才干,亲自推荐他出任第一任总编辑。在国统区办报困难重重,父亲此前未办过报纸,报社的大部分成员也属“外行”,但他团结全体同志,仅用3个月就完成筹备工作,1938年1月,该报在汉口正式出版。
父亲还亲自动笔撰写社论和文章,在当时的国统区,他和胡乔木、王芸生被誉为“最好的三大手笔”。《新华日报》仅出版一周时间,就有国民党特务组织暴徒来搞“打砸抢”,父亲带领报社同志同他们进行斗争,保证了报纸的正常出版。
为了抢时间,父亲经常通宵达旦地工作,在全体同志的努力下,《新华日报》的影响逐渐扩大,成为白区“黑夜中的一盏明灯”,但是,时任中共长江局书记的王明执行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和家长式作风,给报社带来严重影响,受到周恩来、董必武等人的反对,也受到父亲的抵制。王明不仅不接受批评,反而对父亲实行排挤和打击:1938年5月,突然撤消父亲的总编辑职务,将他派往东南战场任战地记者。
临行之前,周恩来与父亲进行长谈,鼓励他不要气馁,到新的岗位继续努力。父亲在一个月里跑了三个省,访问近40位县长,写出很多高水准的报道与评论。返回武汉后,他将在前线的见闻写成长篇报道《活跃在东南战场上的新四军》,发表在《新华日报》的纪念特刊上,极大地鼓舞了军民的斗志。
同年 6月,武汉失守,《新华日报》准备迁往重庆。8月,父亲奉命率领部分工作人员冒着生命危险乘船入川,筹备报社迁渝事宜,途中,一部分报社人员乘坐的“新升隆号”轮船,遭敌机轰炸,16名同志当场殉难。
10月,该报在重庆按时出版,其间未有一天停刊!毛泽东在参加重庆谈判时,曾给《新华日报》题词:“大无畏”三个字,对此,《新华日报》是当之无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