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秉琦中华文明新探 探索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起源进程

从1921年河南渑池仰韶村仰韶文化的发现,伴随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发展,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探讨已经走过了近百年的历程。2002年,为推动中华文明起源研究,我国国家层面启动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该项目第四期于2013年启动,预计于2015年结项。

依托这一项目的开展,以考古学为主,联合多学科、多角度对几大史前区域性文明进行考察,形成了关于文明、国家等概念的若干理论问题,中原、海岱、江汉、长江下游和辽西等地的文明化进程,中国古代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的模式、道路、动力及其特点等系统认识,学术界有望重建中华文明远古历史。 

考古学是文明起源研究的“主角” 

在中国现代考古学建立以前,我们对中国上古时期的认识主要来源于传世文献,一般认为“三皇五帝”传说时代。如《礼记·礼运》中记载道:“昔者先王未有宫室,冬则居营窟,夏则居橧巢。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实、鸟兽之肉,饮其血,茹其毛。

未有麻丝,衣其羽皮。”然而,这些记载大都是周代及其后人对远古人类童年时代朴素的追记。“通过这些文献和传说,研究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虽然是一条探索途径,然而,即便把最早的出土文献算上,一些记录同时代历史的文献也只能追溯到商代晚期的甲骨卜辞,有关商代晚期以前的历史记载非常零星。

周代及其以后的古代文献,关于上古历史的记载,带有神话色彩,真伪杂糅,以此作为研究中国上古历史是需要下一番甄别功夫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陈星灿的看法代表了学术界的普遍观点。 

事实上,对上古传说时代真实性的质疑可以追溯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史学界兴起的“古史辨”运动,以顾颉刚为代表的一批学者以批判精神和科学方法考辨上古史料。此后虽有学者根据传说时代的史料考证上古不同集团,但受传说史料所限,单凭文献资料难以描绘出清晰、完整、可信的远古时代历史画卷。 

学术界一度有人对中国是否拥有“五千年”的文明史产生怀疑,国外学者甚至提出“中国文化西来说”,质疑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夏朝是否是真正存在过的王朝。接下来该如何重建中国远古历史?正如翦伯赞所言,人们开始“由盲目的信古而进到疑古,更由消极的疑古,而进到积极的考古”。埋藏于地下数千年的考古史料是重建中国上古史的根据。 

自20世纪20年代,从仰韶文化的发现开始,中国老一辈考古学人开始了探索中国早期文明的艰难历程。“尤其是1929年到1931年对山东历城龙山镇城子崖遗址的发掘,存在一种含有磨光黑陶、有别于仰韶文化的独特史前遗存,后来被命名为龙山文化,龙山文化的发现为中国文化找到了一个新的源头。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中国文化西来说’。”中国国家博物馆综合考古部副主任戴向明说。 

考古文化遗存反映复杂的文明化进程 

直至20世纪80年代,经过考古学家的努力,在不太长的时间里,学界确认了夏商周三代为中国的“青铜时代”。“这三个早期王朝无疑已经属于‘文明时代’了。”戴向明告诉记者,继此,考古学家们将寻找文明发端的目光投向了史前时期。 

从20世纪下半叶开始,我国史前考古领域的重大发现层出不穷。如何判断一处遗存所反映的时代是否进入文明阶段?对于什么是“文明”,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有人将文字、青铜器、城市或大型礼仪建筑的出现作为文明形成的标志;有人引用恩格斯的定义“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以国家的出现作为文明形成的标志。 

20世纪80年代前期,限于当时的资料,夏鼐将中国文明开始的时间初步定在夏代,因为夏是中国最早的王朝国家;到了90年代,随着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的增加和研究的逐步深入,现代考古学家苏秉琦提出了早期国家起源的“三部曲”,即从“古国、方国到帝国”的三个发展阶段。

“时至今日,有关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探讨长期以来并未形成统一的标准。”戴向明表示,从前那种围绕文明起源的概念性讨论正趋于淡化,更多人开始从事不同区域“文明化进程”的研究。 

“文明起源的标准,因地而异。世界上许多文明没有文字,或者没有青铜器甚至城市,这样的标准显然不是普世的。”陈星灿认为,社会出现阶级分化是国家出现的标志。因此,从考古学上判断一个社会是否出现社会分化,分化的特征是否明显,恐怕才是判断一个社会是否进入文明社会的标准。“当然,社会分化的物化特征是多变的,因文化不同而不同。”陈星灿补充道。 

“文明起源研究就是早期社会研究。”在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栾丰实看来,应把古代文明的起源理解为一个社会发展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去寻找由量变到质变的关节点,进而从整体上把握社会进程的脉搏,以研究中国文明社会的起源、形成和发展。 

如何从考古遗存上考察其文化特征和文明化程度?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王巍告诉记者,通过考古发掘和调查勘探大型遗址附近重要性遗址的分布情况,考察其聚落网,包括大型遗址、中型遗址、小型遗址,尤其是大型的中心性遗址,其反映的社会分化和权力形成的状况,包括对其年代测定,对环境的研究,对当时生业,其实也是对当时生产力发展状况的考察,再就是分析聚落反映的社会结构。 

中国早期文明产生呈现多元化进程 

中国早期文明是如何产生的?史书记载史前时期的“万国林立”是怎样的国家形态?“有关中国文明起源的讨论经历了‘仰韶文化西来说’、‘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东西二元对立说’、‘中原中心说’和‘多元一体说’。”陈星灿介绍说。 

新中国成立以后,学术界对中华文明起源的认识伴随考古学的发展日趋成熟。“从史前到先秦时期,全国各地陆续确认出了很多‘考古学文化’。其中以黄河流域、长江中下游以及东北的辽河流域发展序列最完整;以考古学文化为载体,可以基本构建起中国境内早期文化发展演变的时空框架。”戴向明告诉记者。 

之前一些学者根据传统文献持“中原中心论”,但大量的考古学资料则支持不一样的结论。学术界现在普遍承认中华早期文明呈现出“多元一体”格局。苏秉琦提出“满天星斗说”,认为在距今6000年左右,从辽西到良渚,中华大地的文明火花如满天星斗一样璀璨,这些文化系统各有其根源,分别创造出灿烂的文化。 

“也就是说,中国古代文明不是从一个地方发源的。包括黄河、长江和西辽河在内的广大地区,都有自己渊源脉络的史前文化且都对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和形成作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陈星灿表示,已有的考古研究成果,证实在公元前3500年前后,包括中原地区在内的许多地区的史前文化,出现了社会分层和分化的明确迹象,物质文化也有很大的发展,诸文化之间的互动和交流也越来越频繁,越来越密切,逐渐形成了一个“相互作用圈”,考古学家张光直把这个“相互作用圈”叫做“中国相互作用圈”,又叫做“最初的中国”。

戴向明提出,结合史前考古领域一系列重大发现,根据传说史料梳理总结出的古代人群的分野,与根据考古资料做出的史前文化区系的划分有许多契合之处:与中原的华夏、山东的东夷和南方的苗蛮相对应,考古学上分别有中原区、山东的海岱区和长江中游的两湖区。这也反过来印证了传说记载有其真实可信的历史内涵。 

2004年“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正式开始,十余年来,项目参与者们发现了几处具有都邑性大型遗址。“我们对其进行全方位多学科的综合研究,对公元前3500年到公元前1500年,黄河、长江、辽河流域早期文明发展比较快的地区的环境、生业系统、经济状况、社会结构的变化有了全方位、比较深入的了解。

”王巍表示,诸如良渚、陶寺这些遗址所体现的区域性文明出现在夏王朝之前,叫做古国文明,即文献记载中“万国林立”时期。由此,我们说中华五千年文明并非虚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