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苏秉琦书评 在《我的父亲苏秉琦》一书首发式上的讲话

    今天我们齐聚紫禁城,隆重举行《我的父亲苏秉琦》一书首发式,共同缅怀我国老一辈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追思先生对中国考古事业做出的开创性贡献,重温先生对中国考古学理论、方法与实践的探索历程,激励我们为新时期中国考古学建设和文化事业发展不懈努力。

    苏秉琦先生是我国杰出的考古学家,是新中国考古事业的主要指导者和组织者之一,在其60余年的考古生涯里,先生孜孜以求,在考古学理论、实践、考古学教育等方面,均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6年前的2009年10月24日,我们曾相聚在辽宁朝阳,举行牛河梁考古遗址公园启动仪式,纪念苏秉琦先生100周年诞辰。追忆苏秉琦先生与牛河梁遗址不可割舍的情缘。苏秉琦先生根据牛河梁等一系列重要考古发现提出的中国文明起源“满天星斗说”及其国家形成和发展模式理论,至今仍是开展中国文明起源研究最重要的指导思想。

苏秉琦先生根据牛河梁、姜女石等一系列考古发现提出的“古文化古城古国”和“大文物”的概念,及其相关的大遗址保护设想与建议,是对文化遗产保护的重大理论贡献。

    可喜的是,苏秉琦先生的考古学思想至今仍在考古和文化遗产保护领域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正如张忠培先生在苏秉琦先生诞生100周年纪念会上所指出:“苏秉琦是中国考古学进程中曾引导我们前进,而且仍将引导我们前进的一位极为重要的考古学家,是一位巨人。

当今中国考古学仍处于苏秉琦所开创的时代,我们仍要高举苏秉琦的旗帜,才能将中国考古学推向前进,才能超越苏秉琦,走出苏秉琦时代。

即使到了那时,这曾经存在的苏秉琦时代,仍永远是屹立在中国考古学史上的一块极为巨大的丰碑。”这不仅是对苏秉琦先生个人的褒奖和崇敬,更是对以他为代表的老一辈考古学家为中国考古学所做出的开创性贡献的高度肯定。今天,重温这段话仍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我的父亲苏秉琦》一书的正式面世,为我们打开了了解和感悟苏秉琦先生求学经历、实践探索和理论思考的又一扇窗口,追忆先生的思想,可以为我们做好当下的工作提供精神动力和实践指引。

    紫禁城是中国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古代木结构宫殿建筑群,其建成近600年来,虽然基本格局没有改变,但内部各种宫殿、房屋、院落、围墙、道路、排水系统等的局部废弃、重建、改建、迁移等从未停止过。对古建筑的研究既是建筑学的一部分,同时也是广义考古学的一部分。因此,利用考古学方法研究紫禁城的古建筑,特别是宫殿建筑,对于紫禁城的科学保护乃至建筑史学等均具有重要的意义。

    世界上主要的现代综合性博物馆,从创建起都与现代考古学的兴起有着密切的联系。故宫博物院自1925年成立以来,也一直与考古学科、考古学者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故宫博物院于2013年成立了考古研究所,并在紫禁城内配合“平安故宫”工程需要开展考古发掘,也取得了一系列的重要发现,而这些发现在研究元明清三代宫殿的建筑沿革方面、官式古建筑的地基处理技术方面、在宫殿区域修建或重建时对早期基址的处理方面等,均具有重要且不可替代的学术价值。

同时,这些考古发现,也丰富了故宫博物院展览的内容,使学术界和参观者可以了解到一个动态的、立体的故宫,而且新发现的这些遗迹和对其的保护也完善了故宫博物院古建筑保护的体系和内容,其意义现实、影响深远!

    因此,这一重大发现也获得了“中国十一大考古新发现”。我想总有一天,人们会更加重视中华文明发展历程中相对较晚时期的考古遗址,例如明清时代、20世纪文化遗址的保护和研究,使中华文明不断链条完整呈现。我想总有一天,人们会从“挖宝”的热情中跳出来,也把目光关注到历代建筑遗址的保护和研究,因为在这里可以阅读出中华古建筑发展清晰脉络。

    今天的世界很不安宁,每天从新闻中都传来恐怖袭击对摧残生命的消息,被摧残的不仅仅是人的生命,而且是人类文明。在伊拉克、叙利亚,著名的考古遗址遭到人为的、蓄意的破坏,而国际社会对此谴责的声音则很弱。

    在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初,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从其参与的一系列文物保护事件,特别是从抢救埃及努比亚古迹的国际行动中认识到,文化遗产经常面临损毁和破坏的威胁,所造成的损失往往难以挽回。

这些文化遗产对于人类来说,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因此应该作为“人类共同遗产”加以保护。当这些遗产面临新的严重威胁时,整个国际社会有责任提供集体援助。以《世界遗产公约》为核心形成的世界遗产保护运动,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大成果,体现了当今人类在文明上的自觉。

    几天前,我和励小捷、刘玉珠两位局长座谈提出一个建议,得到他们的赞同和关注。我认为今天世界上经济的力量非常强大,由过去的G8,发展为今天的G20,越来越多影响世界经济走向的国家加入。但是越来越多的事实证明,仅仅依靠经济发展拯救不了世界。世界上不仅有G8,还应该有C8,就是不仅有经济强国联盟,还应该有文明古国联盟。

    我们要以苏秉琦先生的考古学理论、方法为指引,紧跟考古学科发展的步伐,脚踏实地,勇于探索,逐步建成一所符合考古学研究规律和故宫博物院实际,有利于出成果、出人才,学术民主、体制开放、机制灵活、充满生机的新型科研机构。

我们的考古工作才刚刚起步,与兄弟省市相比,我们在考古领域、考古方法手段、考古遗址保护、考古学研究及科研成果等方面均有不小差距,作为年轻的考古研究所,是一个开放的平台,创新的平台,努力探索在博物馆基础上发展考古的路径和机制,是我们一以贯之的目标。

    故宫研究院考古研究所虽然年轻,但是有张忠培先生的领导,张忠培先生是苏秉琦先生所开创事业的忠实继承者,对于故宫考古事业来说,“张忠培是故宫考古进程中引导我们前进,而且仍将引导我们前进的一位极为重要的考古学家,是一位巨人。

当今故宫考古仍处于张忠培所开创的时代,我们仍要高举张忠培的旗帜,才能将故宫考古推向前进,才能超越张忠培,走出张忠培时代。”故宫研究院考古研究所也必须积极与各高等院校、中央及地方的文物考古研究机构合作,加强交流,不断提升故宫考古的广度与深度,也为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最后,再次祝贺《我的父亲苏秉琦》一书的出版发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