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中舒我的治学之路 徐中舒《我的治学之路》
徐中舒:我的治学之路(选自《先秦史十讲》)
清朝光绪年间,桐城古文学派的文章经曾国藩的提倡而风行全国,作为桐城派故乡的安徽,影响更是深刻。我十六岁那年(1914年)进入安庆第一师范学校,插班学习了三年。教授我们国文课的是前清举人、桐城古文派大师吴汝伦的弟子胡远浚先生。
胡先生在当时很有文名,晚年执教于前中央大学哲学系,治老庄甚勤,有《老子通义》和《庄子诠诂》行世。胡先生的国文课是我在师范里最喜爱的功课,桐城古文派以复古为革新,复古即“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革新则主张“惟陈言之务去”,一扫明清以来的四六骈体文和八股的陈词滥调,提倡做明白浅显的古文,编集了《经史百家杂钞》和《古文辞类纂》这样的选本,使初学者循序渐进,一方面能逐步掌握文言文,进而能直接阅读三代两汉的典籍;另一方面又可以懂得读书的门径,掌握必要的书目知识。
师范的三年学习,我将绝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集注于国文课,其余功课只求及格就行了。学有偏爱,这为我以后的学业规定了方向和范围。
师范毕业以后,我先后考上了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数理系和南京河海工程学校,终因所学与自己的兴趣大相径庭,不忍舍弃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爱好而辍学。在这段时间里,我做过小学教师和家庭教师,尽管教务繁重,仍挤出时间自学古文。
因为古文基础比较坚实,能顺利地阅读古代文献,接触了大量的原始材料,对古代社会的了解也就愈加深入,一直到1925年我考上清华国学研究院,遂正式走上了研习中国古史的道路。回顾自己的这一段学习经历,我觉得学习首先要有浓厚强烈的兴趣,要根据自己的特点,选择那种与自己性之所近的学业,方能持之以恒,百折不挠,终而学有所成。
学习本是一件极辛苦、极枯燥之事,若无浓烈的爱好,是很难做到乐在其中的。孔子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就是这个道理。
找准了学习的方向,就应集中精力,围绕一个中心进行学习,要学会节约时间。我年轻时对中国古典文学也有兴趣,曾发表过《木兰歌再考》、《古诗十九首考》、《五言诗发生时期的讨论》等文章,阐述了自己对中国古代文学的一些看法。
然而治史要求处处征实,中国古史中未知数甚多,要取得一点突破,在前人基础上有所进步那是非常不易的,要尽量避免其他干扰。一个人精力有限,要同时在两个方向都取得成功的可能性极小,为了更好地发挥自己的特长,我便放弃了对文学的爱好,将精力专注于中国古史上。“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只有有所不为才能有所为。
要节约时间,集中精力,这是在治学的自始至终都应注意的。我们都知道,学习最重要的是要有一个坚实的基础,这就和建造高楼大厦需要打下一个扎扎实实的地基一样。然而建筑上的地基是在建房之始一次性完成的,学习却非如此。
首先应根据自己所选择的学习方向来确定最起码的基础范围,即一门学科的入门知识,从而扎扎实实地去掌握它;随着学习的不断深入,再逐步地扩大自己的基础面。学习的基础不是,也不可能一次性完成的,学习基础的扩充贯穿于治学的全过程之中。
作为文科学习,我认为首先应当打好语言文字基础,培养较强的理解和表达能力;其次是掌握专业学习的入门途径——目录学,并了解本专业学科迄今为止前人已取得的成果,使自己的起点建立在前人的基础之上;第三是熟练地运用本专业所需用的基本工具书。
具备了这几点,就可以开始进行初步的研究,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围绕解决问题这一中心逐步扩充基础,再运用于解决问题的过程之中。切忌在学习之始就把基础学习的面铺得过宽过大,盲目地去追求所谓的博,反造成学习重点不突出,知识不系统,不扎实,精力分散,结果是事倍功半,甚而一事无成,造成时间精力的极大浪费。
我在进入清华国学研究院以前,主要是打下了较好的古文基础,工具书也不过是一本《康熙字典》。在清华国学研究院一年的学习中,我把大部分时间都用在从王国维先生学习古文字,抄写甲骨文、金文,并采用王国维先生提出的“古史二重证法”,将古文字材料与古代的文献典籍相互印证,互相补充,运用于中国古代史的探索之中。《从古书上所见的殷周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