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衷寒夫人 “黄埔三杰”之一贺衷寒的跌宕人生
1972年5月10日,有着"黄埔三杰"之称,复兴社"十三太保"中的核心人物,曾经在国民党政坛叱咤风云数十年的贺衷寒,因病在台大附属医院去世,享年72岁。纵观贺衷寒的政治生涯,从少年开始就英雄气十足,他用秦始皇南巡时泊停封印的山为自己命号,自号"君山"。不幸的是,立志闯出一番秦始皇式的事业的他,在政治生涯中却偏偏遇上了同样野心十足且猜忌成性的蒋介石,蒋的恩宠和摒弃令他在政治上时而飞黄腾达时而落魄孤立,政治生涯随蒋介石的影响而起伏跌宕。
号称复兴社四大台柱之一的贺衷寒,远非蒋介石幕下的其他大小特务可比。他除了具有较深的资历外,还具有别人难以企及的理论修养和狂热情绪。他在政治工作方面的才能和坚定的反共立场曾令蒋对他刮目相看,并委以重任。然而随着野心膨胀,羽翼丰满,他的才华和野心都使得蒋介石对他提防再三,因而始终未能获得兵柄,反而在西安事变的"讨逆"声中,被蒋介石认为居心叵测而更加冷落,成了仅有虚位的幕外人物。 一、头角峥嵘才华展露反共积极受蒋赏识 生于1900年的贺衷寒很早就步入社会参加政治活动,他参加过五四运动,先后在岳阳、长沙等地搞学生运动;曾创办"平民通讯社",批评时政,鼓吹革命,是我国最早的青年团员之一。然而,投考黄埔军校与蒋介石建立起不解之缘,才是贺政治生涯的真正开始,也是他一生中一个重要转折点。
贺衷寒在早期之所以能得到蒋介石的赏识,便是他能言善变的好口才、好文笔。随着在思想上由一名激进青年不断右转,贺逐步得到以左派面目示人实质是右派发动者和组织者的蒋介石的信任,蒋利用他在学生中的影响和威望来组织对抗共产党员在军校中的活动,他也利用蒋的关系和影响在同学中逐步培植自己的势力。
1924年春举行的黄埔一期学员入学考试中,贺衷寒笔试成绩突出,在口试中更以滔滔不绝的辩才受到蒋介石的赏识。在黄埔学生中有着"蒋先云的笔、贺衷寒的嘴,敌不过陈赓的腿"这样的说法。贺还写得一手好字。黄埔军校开学典礼上,国民党的领袖们发表了一系列讲话,典礼结束后,学生们找到校长蒋介石反映,说领袖们的训示大多听不懂,蒋介石于是命教授部主任王柏龄找来贺衷寒、李之龙和胡宗南三个学生分头抄写。其中,贺衷寒一笔艺术体的双勾字写得又快又好,蒋介石看后连连颔首微笑。自此,蒋介石就对贺衷寒另眼相看了。
黄埔军校成立后,为了广泛地联合广州其他军校和部队中的青年军人,壮大革命队伍,在以蒋先云为代表的共产党员学生领导下,成立了军校中的革命军人团体青年军人联合会。青年军人联合会影响不断增强,引起了贺衷寒等右派分子的妒忌。在谢持、王柏龄等国民党老右派的煽动拉拢下,1925年4月24日,贺衷寒以研究孙中山思想的名义,另成立了一个反动的军人组织——"孙文主义学会"(早期也称"中山主义学会"),以此来联合右派势力同共产党和青联会进行对抗。在两派对立斗争中,作为这个组织的主要负责人,贺衷寒总是充当孙文主义学会的智囊人物,为其谋划,有时也公开出面展开"舌战"。
孙文主义学会在成立之初,包括在后来的黄埔两派的激烈斗争中都得到了身为校长的蒋介石的支持。蒋希望用孙文主义学会来抵制在军校中日益增强的共产党的影响,极力支持贺衷寒。随着矛盾斗争的程度不断加深,在两派愈演愈烈的冲突中,蒋介石于1926年4月7日,颁布"取消党内小组织校令",明令解散两会,另行组织黄埔同学会,指派蒋先云、贺衷寒等为黄埔同学会筹备委员,并亲任会长。在表面上是采取不偏不倚的手法,实际上蒋介石是为了将黄埔学生置于自己一手控制之下。黄埔同学会成立后,贺衷寒缺席当选为干部委员兼秘书长,他秉承蒋介石的旨意,在这一组织中继续攻击共产党人,排斥国民党左派。
第一次东征胜利后,在由青年军人联合会发起召开的军民联欢会上,贺衷寒、李之龙两人曾因互不服气闹得不可开交,事后,两人都受到蒋介石的责骂,贺衷寒被"撤职查办",李之龙被"令调回黄埔军校工作"。不久,第二次东征开始了,在此次东征前的孙文主义学会的誓师大会上,贺衷寒高亢洪亮地发表演讲:"我们孙文主义学会既是三民主义的信徒,又是蒋校长言行的拥护者。
他虽然给我以处分,我更加理解他的‘礼义廉耻’的用心。
礼者理也,循规蹈矩,谓之礼;义者宜也,舍己济人,谓之义;廉者守也,安分守己,谓之廉;耻者疵也,刺激奋发,谓之耻……"贺衷寒吹捧蒋介石的这番长篇大论经过蒋介石的同乡胡宗南的汇报,到了蒋的耳中,蒋对贺大加赞赏:"如此深刻地解释礼义廉耻,军中尚属第一人!
"蒋初步认识到,贺将是他在今后加强巩固自身势力的有力分子。贺衷寒的撤职处分被免除后,调去做蒋的侍从秘书,与蒋交往更加密切。
除"黄埔三杰"外,在黄埔系军官中也流传着"文有贺衷寒,武有胡宗南"一说。一贯以黄埔系和复兴社唯一的理论家和指导者自居、有着复兴社台柱之称的贺衷寒利用他的文章或长篇大论的演讲,为蒋介石的法西斯主义进行大肆宣传,可谓倾心尽力。
他在《国民革命与国家统一》一文中说:"一个国家的统一,不仅是国土的统一,一定要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各方面都是统一的,才算是真正的统一。中国在军事上的不统一,原因是由于国民革命的组织中充满了个人主义而失去了三民主义的思想"。
打着"救国"、"统一"、"复兴民族"的招牌,极力宣扬"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独裁理论,为蒋"攘外必先安内,抗日必先剿共"的反动政策鼓噪。贺的文章成为蒋介石推行法西斯统治的扛鼎之作,同时也因为切合蒋介石的口味,使自己进一步受到蒋介石的赏识。
贺衷寒极力拥蒋反共,越来越受到蒋介石的器重。1935年11月,贺被选为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次年10月,又晋升为陆军中将(贺是黄埔系同学中最早晋升中将的人),获四等云麾勋章。
贺衷寒凭着自己的资历、能力、势力和蒋介石的器重,在"西安事变"之前,在复兴社中位居第一把交椅,发言表态始终处于权威地位,是复兴社中首屈一指的重要人物。
二、心存不满屈身依附为蒋效命不遗余力 贺衷寒对蒋介石不肯把军校交与自己一直心存不满,但他在政治上又离不开蒋,蒋是他实现"富强中国"理想和反共"政治抱负"的唯一途径。由于他们在反共反人民这个根本立场和维护反动统治阶级利益这点上是完全一致的,蒋虽疑忌他,也还是用他。
尽管蒋对贺防范有加,贺虽怨恨蒋,也还是服从蒋,一直倾心竭力为蒋出谋划策、任其驱使。个中原因,除了能力之外,他确也缺乏和蒋公开决裂的胆量和勇气。
在大革命中一直以两面姿态出现的野心家蒋介石,于1926年上半年一手制造陷害共产党人的"中山舰事件",这是他反共嘴脸的最早公开暴露。在此之前,因为羽翼尚未丰满,在处理国共两党和黄埔两派的纠纷中,蒋虽在骨子里是反共的,但还做出貌似公允之状。蒋介石实际上一直是右派势力的组织者和保护者,贺衷寒等右派黄埔学生,对蒋介石的所作所为及其真实用心,在实践中也逐渐心领神会,把蒋介石作为自己的总后台,自觉不自觉地开始聚拢在其"反共"的羽翼之下,为蒋日后的反动活动出谋划策、呐喊助威。在从"中山舰事件"开始的蒋介石一系列反共活动中,贺衷寒更是充当了蒋的反共急先锋。
1926年东征前线,蒋介石突然接到时任侍从参谋贺衷寒没有严格按照递送公文的程序亲送的一份密报。密报中详细叙述汪精卫、李之龙在后方黄埔的所作所为,诬陷他们暗地勾结进行权力扩张。贺在密报中最后写道:"中国的历史没有武人打天下,文人坐天下的先例!"公开煽动蒋为夺取更高权力,清除反对势力和共产党这个对手早做准备。贺衷寒的话引起了早有此谋的蒋介石的共鸣。经过同贺密谋,蒋随后发动了著名的"中山舰事件",逮捕海军局代理局长共产党员李之龙,包围苏联顾问团的住宅和共产党机关以及省港罢工委员会。贺衷寒以实际行动积极配合,密告第一军的缪斌等将本部的共产党员立即加以扣押。"中山舰事件"是蒋介石背叛革命的第一个信号。自此以后,贺衷寒和"黄埔三杰"中另外两位蒋先云和陈赓,依照不同的信仰,分道扬镳。
1930年12月,蒋介石纠集10万大军对中共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一次"围剿",被红军挫败后,随即提出了所谓"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指导原则,企图在抓紧军事进攻的同时,用"加强军民政治训练"的办法,维系其内部统治、破坏根据地军民鱼水关系。由于贺衷寒早年参加过共产党的一些活动,又曾两次去过苏联,蒋介石认为他的这位高徒对共产党的政治工作最熟悉,于是,急召他回国。贺回国后先后担任了国民党陆海空军总司令部政治宣传处处长、训练总监部军事教育处处长、鄂豫皖边区"剿匪"总司令部政治训练处处长等职,为蒋在国民党军队中开展政治工作,致力于反共政治训练立下汗马功劳。
针对国民党部队政工干部缺乏的情况,在征得蒋介石同意后,贺衷寒首先办起了"星子训练所"(即军校特训班前身),对原有高级政工干部进行为期两周的短期特别训练,讲习"对共产党政治斗争技术"及所谓"对全国军民宣传和平统一的国策"。蒋介石对这个训练班特别感兴趣,先后五次来训话。这些学员,后来大多成为国民党军队中从事反共政治训练的骨干。贺衷寒还先后主持召开过三次国民党部队的政治工作会议,为蒋提出了一整套反动政治理论,制订了一系列反动政工文件,在贯彻实施蒋介石提出的用"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办法"围剿"红军方面,可谓呕心沥血,绞尽脑汁,提出的许多"围剿"红军的办法,更是倍受蒋介石推崇。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面对国内抗日救亡运动浪潮的冲击和国民党内部派系斗争与倾轧,自感内外交困的蒋介石决定效仿墨索里尼,建立一个绝对效忠自己的特务组织来加强他的国家机器,进一步巩固其独裁统治。因而三次召集贺衷寒、邓文仪、刘健群等十几个黄埔军校早期毕业的学生来开会,用骂他们"不中用"的方法暗示他们组建特务组织。蒋的黄埔爱生们最初摸不着头脑,最后还是由在蒋身边多年、深谙蒋的性格,有着"黄埔三杰"之称的贺衷寒悟出蒋介石的真实意图。贺把这些同学邀到自己家里,讨论搞个政治组织,并就该组织名称、政治纲领、组织原则等问题广泛交换了意见。
就在蒋下野的两个月里,贺衷寒上蹿下跳,联络昔日黄埔同学积极进行秘密特务组织的筹建工作,起草了"组织章程"。蒋介石在1932年2月复职后,贺衷寒即向他汇报了筹备经过,并呈上由他起草的组织章程和康泽起草的纪律条例。在贺所起草的社章中,有"以蒋中正先生为社长","遵守本社社章,服从社长命令,保守本社秘密。如违誓言,愿受最严厉的制裁"的规定,其宗旨就是要在全国捧出至高无上的"一个领袖,一个主义"。得到蒋介石的批准,这个秘密法西斯组织的名称定为"中华复兴社"。1932年3月1日,秘密法西斯组织复兴社在南京秘密成立。复兴社成立后,贺被选为中央干事。1933年1月至1934年8月,贺担任复兴社的书记长,掌握了该组织的大权。
从1932年至1936年,贺衷寒还兼任过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军队党务处处长、南昌行营政训处处长、武汉行营政训处处长、国民党汉口特别市党部常委委员、军委会政训处秘书长、新闻检查局局长等职。这样,贺就将国民党军队,乃至全党、全国的政训大权掌握到自己的手中,成了名符其实的国民党法西斯政训系统的总头子,在国民党政坛上风光一时。
三、觊觎军权野心凸显受蒋猜忌不得重用 蒋介石一直不肯授贺衷寒以兵权,贺据此认为自己所以不能有一番大的作为。
蒋介石就是据兵权之后才起家的,他同样担心身边具有野心之人用同样的方法来搞掉他。在长期的接触中,蒋发现他的这个学生对于军权特别感兴趣,有着极大的野心,因此对这个学生利用但不重用,委任但不信任。
北伐前后,贺衷寒在蒋介石身边做侍从秘书的日子里,曾多次向蒋提出要带兵,可蒋却派他去苏联考察学习。1926年自苏联回国后,贺被蒋介石任命为杭州军事训练班学生总队长,负责收容逃散到杭州的黄埔军校第五、六期学生。
3月,黄埔同学会在南京举行全体会员大会,贺被选为监察委员,同时还担任国民党南京特别市党部监委会常委委员。贺很想从此转入带兵,可蒋介石看透了他不好驾驭的本性,偏不把兵权交给他,令贺每每不能如愿,灰心丧气。
1925年10月,第二次东征前,贺衷寒受蒋召见,被派往第一师第一团担任党代表。在贺接受任命进而表明了不辱使命的决心后,蒋介石随后又做出指示:"你当党代表,就只做党的政治鼓动工作,不要和青年军人联合会纠缠,更不要逾越职权,干扰团长刘峙的指挥。
"贺对于蒋介石最后一点暗示大惑不解,贺一直以自身才华过人自居而骨子里充满傲慢,对于团长之类根本不会放在眼里。蒋介石为什么约束他的权力呢?他不知道,这正是蒋介石对他的野心进行防范和扼制的一种表现。
1933年2月,贺衷寒接替刘健群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训练处处长后,为改变国民党军队政工体制混乱、各自为政的状况,把各军、师机关政训处所有中上级政工人员的任命收归军事委员会,由他直接委派,而这些人大多是军校出身的复兴社成员。
贺衷寒还与刘健群、袁守谦等人策划,采取派遣"宣传队"的形式,以防止军队"异动"名义,把政工人员安插到西北、东北和西康等地国民党杂牌军中去做反动宣传工作。这样,在为加强国民党部队政训工作努力的同时,贺衷寒也通过培训和安插政工人员的方法直接或间接掌握了一支庞大的军队政治训练队伍,逐步培植起庞大的私人势力。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消息传到南京后,复兴社和黄埔系内部人员无不惶惶然,贺衷寒却认为这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趁机活跃起来。他与亲日派何应钦秘密勾结,力主"讨伐"张杨,轰炸西安,"挽救出领袖的生命"。在贺积极参与下,复兴社通过了武力解决西安事变的决议案。他还发动黄埔系170余名青年将领通电"讨逆",并与邓文仪等一起,收编了在南京失业的各中央军校毕业生,发起和组织了300人的"讨逆赴难团"。贺自知威望不够,乃拥护何应钦暂代陆海空军总司令,主持军事,为取得何应钦的信任,他将复兴社内部组织情况及社员名册,统统向何报告。贺衷寒所从事的诸多活动有着自己的打算:如果蒋介石被释放,可得"勤王"之功;若蒋介石"驾崩",又可成为拥何继立的元勋,无论事件结果如何自己所获自必不小。
岂料,正当他们乱哄哄地闹着要出征的时候,传来了"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消息,在中共调停下,张、杨终以大局为重,释放了蒋介石。一向精明的贺衷寒这次的如意算盘被打破,所谓的"讨逆赴难团"也只好作鸟兽散。在以后的日子里,何应钦以窃篡嫌疑,险遭不测;贺衷寒也被蒋认为居心叵测,倍受冷遇。他哪里知道,西安事变期间,他们的所有活动都已为戴笠所注视。他的举动被军统特务侦悉后报告给戴笠。蒋介石一获释,戴笠就向蒋告密。由于复兴社和军统两个特务机关的权力之争由来已久,争宠心切,身为军统头目的戴此刻对蒋的汇报更不免添油加醋,贺衷寒虽有复兴社加黄埔系的双重身份,也不能为阴狠猜忌成性的蒋介石所原谅。
果不其然,蒋介石回到南京,在从戴笠口中得知了贺衷寒在"西安事变"期间的所作所为后,对贺大骂:"我还没有死,就把我出卖了,混蛋的家伙!"骂得贺懊悔之下,痛哭不已。自此贺衷寒便失去蒋介石的欢心,变得一蹶不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训处长的职务也被免去了,被派往欧美各国考察政治、经济情况。回国后,贺衷寒担任了一年多的原职和新成立的军委会政治部秘书长兼第一厅厅长以后,便被蒋闲置起来,仅在三青团内担任了个临时中央干事会常务干事。贺对蒋的安排满腹怨气,却也自知理亏,无可奈何。
1941年,闲居于重庆李子坝的贺衷寒在邀请一位复兴社的兄弟吃酒时道出了心迹:"蒋先生暴则有之,昏则完全不然。你没有看到他的统驭权术的绝顶高明吗?……他对我们湖南人,尤其是懂得点政治的湖南人,是绝对不放心的。
像复兴社这样的组织,他也只是一时利用一下子,等到他被捧成了绝对的独裁领袖,当然就不再需要这个组织了,尤其是这个组织的高级骨干又多是湖南人,这也是他难以放心的……"从这番话可以看出,贺对蒋和蒋对他一样,都是看透了的,只不过是在政治上相互利用而已。
四、防范之下壮志难酬抑郁一生终不得志 "西安事变"后,贺衷寒的地位大不如前。加上抗战结束后,随着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和蒋介石独裁统治的加强,复兴社领导人物的摇旗呐喊对蒋介石已经没有什么价值,反而成了党内外反蒋势力对他进攻的把柄。
昔日受蒋宠爱的"太保"们,一个个便被蒋打入冷宫,身为复兴社头目的贺衷寒,其地位更是一落千丈。
"西安事变"之后,贺衷寒被蒋介石冷落起来。1937年6月,蒋介石派他赴欧美考察军事、政治、经济,明显含有放逐之意。直到"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贺衷寒才奉蒋介石电召回国,复任军事委员会政训处长之职,并任军官训练团教育委员会委员。1938年2月,为了便于国共合作抗日,蒋介石将原政训处裁撤,在武汉设立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将国民党军队政工大权重新掌控在自己手中,其中也不无对贺在原军队政工人员当中培植私人势力进行防范的考虑。政治部下设三个厅,贺衷寒只担任了第一厅的厅长,后又任该部秘书长。贺在此间终日与同样担任军委会职务的周恩来、郭沫若等共产党人明争暗斗。
1938年初,蒋介石决定解散包括复兴社、改组派、CC派等国民党内的一切小组织,成立三民主义青年团,并亲自兼任三青团团长。7月,三青团在武汉成立,贺衷寒先后担任三青团临时中央干事、中央干事会常务干事及中央组织处书记长等职。同年秋,他随军委会政治部迁往重庆。1939年,贺曾奉蒋介石的命令,任西北慰问团团长前往延安,实际是借此机会了解中国共产党的实情。抗战期间的国共合作,对于一向积极从事反共活动的贺衷寒而言,是十分不情愿的。此后,由于他不愿与共产党协调合作,便辞去军委会政治部的所有职务,在重庆影息一时。
1942年4月,贺被蒋重新"起用",任命为行政院社会部劳动局局长,同时兼任国民政府行政院国家动员委员会人力组主任,任职六年。然而,在抗战期间,贺在劳动局只能"无为而治"。抗战结束后国民党政府还都南京,贺在协调劳资关系、辅导劳工就业、进行技术培训、安排因抗战而西迁的技术人员和工人等方面,尽了很大努力,但由于涉及到各阶级、阶层的利益调整,往往触及到统治阶级的某些利益,而引起这些人的不满,因而成效甚微。贺还曾为恢复战争对经济破坏,推广国民义务劳动制度做出一番努力,随着解放战争爆发,这个国民义务劳动计划也就自行破灭了。
在整个解放战争时期,贺衷寒追随蒋介石,积极参加了反共反人民的内战。1947年,贺衷寒担任行政院社会部政务次长。这年6月,人民解放军开始战略反攻,蒋介石派贺衷寒代表国防部赴西北担任宣慰任务,负责调解胡宗南与"二马"(马步芳、马鸿逵)的关系,要他们积极合作剿共。可"二马"见国民党大势已去,根本不与宣慰团照面,贺衷寒只好怅然而归。国民党败退大陆前夕,蒋介石力图凭借其黄埔亲信进行垂死挣扎,固守西北。而后,贺秉承蒋介石旨意,窜到兰州,借献旗慰劳之名,阴谋在仅有的残余部队中,恢复黄埔同学会,并组织黄埔同学会非常委员会。贺衷寒四处游说,八方串连,以图笼络国民党部队中黄埔系军官,为蒋效忠。然残局不可逆转,1949年1月,蒋介石被迫宣布"引退",贺衷寒亦同时辞职,在大陆解放前夕,随国民党军政人员败退台湾。
贺衷寒在担任人力组主任、劳动局长、社会部政务次长期间,接触了大量的社会实际问题,看到了不少当时中国社会的"积弱",并就中国落后的实况、病根和危机等问题,进行过深入研究,并为此专门写了一本书,名叫《后期革命的号角》(在台湾出版时改为《中国的病根》),企图为挽救危在旦夕的蒋家王朝"切脉"、开"处方"。但由于他反动的阶级立场所决定,不可能看到当时中国真正的"病根",也不能开出真正有效的"处方",蒋家王朝依然摆脱不了覆灭的命运。
1950年,贺衷寒出任台湾国民政府交通部长。他拟定了一整套发展台湾的交通计划,在客观上为以后台湾交通事业的发展,进而通过发展交通助成台湾经济的快速发展奠定了较好的基础。比如,他在主持交通部工作时,特别重视海洋船只的发展,除充实所谓"国营"航运及辅导民用航运外,还成立打捞公司,重建复兴航业公司,以备战时之用。两年多后,贺被委为"行政院政务委员"、"总统府国策顾问"等闲职。贺调任闲职后,常同来客讨论"中国的病根",表示对"国家"的前途和传统中国文化忧虑,尤其对台湾政治上层钻门路、找关系的官场弊病进行攻击。
由于有着"西安事变"那一段"不清白"的历史,加上入台之后对台湾政治腐败的不满评价,贺一直到死都受到猜忌。即使在贺逐渐淡出政坛后,"湖南人有小组织"、"贺衷寒想搞分裂运动"等流言,仍继续在台湾上层人物中传播。对此,贺衷寒本人亦有所闻。有人劝他晋见蒋介石,表明心迹,贺衷寒闻言,久久不说一句话,继而说道:"我是中国国民党的党员,我是领袖的学生。搞一个运动,必定有言论、有行动。贺某未离开台湾一步,从未写过一篇违背中央决策的文章与言论,运动从何而来?"忧郁伤感之情溢于言表。贺于1971年辞去其他一切职务,仅留一个国策顾问空头衔,继而于次年5月在台北怅然而逝,结束了他传奇的一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