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友骅父亲陈水扁亲信张友骅:从阿扁军事幕僚到倒扁斗士

2017-1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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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简介：老师教导他:"一个知识分子要做到大节不亏,要学有所用.你从书本上学来的东西与现实不见得一样,但是要相信书本上学来的不会骗你,即便现实是尔虞我诈.时间会证明一切的."可学历史和政治学还是让张友骅产生了经常性的疑惑--为什么现实和书本上的总是不一样.--"大学毕业后我考上预备军官,到陆军第一士官学校教书.那时郝柏村是陆军总司令,我手下有个士官,是少数民族,喝酒外出被判刑,郝先生在判完以后让我们所有少尉以上军官到法场看枪决.枪决一个人居然不通过军法处,我知道这个案子有冤屈,当我看到

老师教导他:“一个知识分子要做到大节不亏,要学有所用。你从书本上学来的东西与现实不见得一样,但是要相信书本上学来的不会骗你,即便现实是尔虞我诈。时间会证明一切的。”

可学历史和政治学还是让张友骅产生了经常性的疑惑——为什么现实和书本上的总是不一样。

——“大学毕业后我考上预备军官,到陆军第一士官学校教书。那时郝柏村是陆军总司令,我手下有个士官,是少数民族,喝酒外出被判刑,郝先生在判完以后让我们所有少尉以上军官到法场看枪决。枪决一个人居然不通过军法处,我知道这个案子有冤屈,当我看到我们的军事首长居然视法律为无物,为了自己的官位直接批准,我很反感,受了很大的刺激。

我认为他出去是不对,但是要通过正常的法律程序,既然要枪决他,有什么理由让我们这些过去教过他的长官去刑场观看?这是违反人权的,典型的军阀思想,毫无法制观念,只有权势观念,这让我对国民党政府深恶痛绝。”

——“在士官学校教书的时候去看刑法案例,发现有人骂蒋介石就判了6年,这不对嘛,我们所学的政治学没有说骂领导人要进监狱啊?”

——“我是国民党人的后代,但是我一生没有一张选票投在国民党身上,你说奇不奇怪?为这事我和爸妈争执过,我说我学的政治学不是这样的嘛!我爸爸说稳定压倒一切,今天民进党也说稳定压倒一切,我一再在电视上骂他们没有出息,你怎么老学国民党那一套?你已经陷入困境了,就要有点创意嘛,学习国民党没有出息啊。我们看不起陈水扁就在这一点,回过头来竟然学国民党那一套来对待你的同志,像话么?”……

傅乐成经常对他说:“友骅啊!我们知识分子的鸡鸡被阉割掉了,也不能没有骨头!要像司马迁那样。可千万不能成为秉笔太监啊!”

这句话影响了张友骅一生。

“老子以‘绝后’来对抗你的权力”

日常生活中张友骅是一个温和的人,喜欢小孩子、喜欢哼京剧、甚至还会看相算卦,最大的消遣是骑自行车逛书店。可看过他电视节目的人完全诧异于他的表现——点名道姓、毫不留情、火爆十足。

他说自己有时简直是“分裂人格”,而且习惯性地顶撞上司,因为他始终坚持自己认为正确的理念。

1980年至1981年,他在陆军士官学校服预备军官役。所在连队因军官员额不足,他一介少尉军官,要身兼辅导长、排长、连长。恰好时任“陆军副总司令”言百谦视察其连队,十分刻薄地说:“你们这个营上尉全部阵亡了?要少尉来当班?”接着,叫张过去问话:“我讲的那些话,你会不会生气?”张友骅回答:“报告副总司令,我没有意见!

”言百谦当场把营长叫过去:“这个军官你好好管管他,我从来没有看过一名少尉军官气焰像他这样嚣张。”

年轻时的性格到今天丝毫没有变化。在最近的倒扁风潮中,以张友骅等人为首的媒体对台湾检察机关办事不力大加抨击,认为他们有愧人民信任。

台北的检署署长请他们吃饭沟通感情,署长大人高举酒杯,说:“友骅兄,你可是对我严重污蔑啊。”

孰料,“友骅兄”酒杯不端,屁股不抬,“我污蔑你的话,是毁了我一身清誉。你拿人民的钱,拿纳税人的钱,办一个SOGO案办成这个样子!你这种人也值得我去污蔑的话,我干脆从楼上跳下去好了,摔不死算我命大。”

他太太陈美秀说:“友骅是一个罪恶感和使命感很强的人,眼里容不下沙子。看见不平就要伸张,都不给自己留后路的。”

只要他认为正确的,就一定要坚持,不考虑代价,“反正我不怕死”。

退役后,他加入了民进党的党刊《民进周刊》,任副主编,是第一位加入绿色刊物的外省籍人士,为此被人骂作是“外省人的耻辱、陈水扁的花瓶、张家的蟑螂”。

作为军事专家,写文章触及军队内情,张友骅被军队盯梢,电话也被情报部门监听。约他谈话的军方人员,官阶越来越高。

一回他去见一名将军,他站着,被斜坐、敲桌的将军训话:“你晓不晓得,你写这种文章,十年前,我可以把你送到绿岛去。”张回话:“报告长官,现在是十年后,请问你要把我送到哪里去?”

“你是喝军方奶水长大的,你连你爸爸的面子都不要,老是跟‘国防部’为难。”面对这一类的指责,张回答,“我没有跟‘国防部’为难,报告长官,我都是有根据的。假如我造谣,你就办我。”

他后来顶撞军方大佬、“行政院长”郝柏村,被郝称作是“共产党加民进党”,以“妨害军机治罪条例”罪名判一年七个月徒刑,缓刑三年。更令他难以忍受的是又被以“流氓罪”送审。恰好1994年,陈水扁当选台北市长,才免除了他的罪名。

在张友骅看来,“流氓罪”对他这样的知识分子来说是奇耻大辱,终其一生也不能原谅郝柏村的做法。

“他年年提‘流氓罪’,要把我送到法院去,所以我担心害怕。老子以‘绝后’来对抗你的权力,我宁可不要小孩。我对太太讲,万一我进去了,你一个人带着小孩不方便。我看过太多的良心犯,弄得家破人亡。所以我们不生小孩,直到今天。”

世事难预料,郝柏村的儿子郝龙斌却和张友骅成为朋友。他带话给张,说当年境况是误会,何不“相逢一笑泯恩仇”。而且郝柏村愿意当面为当年的举措道歉。

张友骅断然回绝:“伤害已经造成,大错已经铸成。终我一生如果见郝先生一面,我都不会原谅自己。”

“人间道、阳关道,见不了面。黄泉路、阴间道,一定见得了面!”

“我们等于天天在跟魔鬼作战,纵然打赢了又拯救了谁?”

1986年,张友骅第一次见到了陈水扁。此时的陈水扁远没有后来的风光无限,不但自己身陷囹圄,而且妻子吴淑珍也惨遭非正常车祸而瘫痪。张友骅看到的是一个形象清新的“立法委员”、一个甘愿为穷人打免费官司的“平民律师”、一个为民主自由高呼的男人。

他加入了“党外中央公职助选团”,为吴淑珍站台助选,后来成为陈水扁的重要幕僚,主要负责军事方面:写军事咨询稿、出台民进党军事白皮书、揭露国民党的“国防”弊案。

2000年台湾“总统”大选时,张友骅和其他绿营知识分子为陈水扁出谋划策。不但为陈的“新中间路线”理论提供了军事方面的理论支持,还建议陈水扁应该用开放的心态来面对选举,鼓动陈去国民党的铁票地点——眷村(军队家属区)拉票。

在他的心中,他们见证了一个新的历史时代的出现——台湾政党轮替。

2000年他的选票投给了陈水扁,可2004年他成了“不投票”人士。

陈水扁变了。

“起初有人说陈水扁不清廉,我不相信,毕竟民进党还年轻,要给新人时间。我就先看他三年。”

2003年,因为“副总统”候选人问题,张认为陈水扁既然已答应留给吕秀莲做,还要故弄玄虚,不符政治道德,便在电视上对陈有所指责。结果遭到陈的大力抨击,17年的患难同志自此开始决裂。

2004年“3.19枪击案”后,张友骅以军事专家的身份进行了质疑,结果被陈身边人士下令封杀,不准许他上绿营电视台的节目。

然而令张友骅真正走上反扁路的还是陈水扁的贪腐案,当贪腐当事人向张坦承事实时,他才下定决心走上反贪的不归路。

现在张友骅每天至少要上三档电视节目,多时五档,尤以TVBS的“2100全民开讲”为主阵地,和李涛、胡忠信、邱毅组成了“揭弊四人组”,在台湾掀起了倒扁反腐的浪潮。

成为“名嘴”给他带来的更多是痛苦。“我腰围原来38,三个月降到31,原来我乐观进取,但自从去年8月23号以后所有都改变了,我现在看什么事情都是负面的,我的性格从去年开始有点扭曲了。坦白说,这就是揭弊的后遗症,检调单位不接受,反对党不接受,我真的不知道我们要挺到什么时候。”

“在电视上我说被‘总统’告我有两种感受,一是我很荣幸被‘总统’告。另一方面,我很不幸,我被一个说谎的骗子告,我会神经错乱的。”

“我们等于天天在跟魔鬼作战,纵然打赢了又拯救了谁?”

我有三个理想

人物周刊:您和陈水扁从过去的战友关系到成为对手,您怎么看待他这个人?

张友骅:从去年8月的高捷弊案后,我对他的印象完全改观。之前我还相信他的人格,之后我把他的人格和行径全部推翻。我没想到他腐化和堕落的速度这么快。

我记得他还洋洋自得地说:国民党在台湾贪污了50年,我贪污6年为什么不可以?何况我贪得没国民党多。这是他在“中央顾问委员会”里提到的。这话传到我的耳朵,我不胜惊讶,这是高捷弊案以来他心态的一种反射,也是我们没办法接受的。

人物周刊:是什么因素促使一个当年很激进的律师,在当了“总统”后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张友骅:首先,我觉得是在他平步青云后,见到那么多钱,眼睛都花了。第二,他是不顾制度的约束。因为他是律师出身,知道法律是怎么制定的,然后知法弄法。台湾所有的阳光法案,如《安全法案》、《地域回避法案》,都是陈水扁“在位”时制定的,结果他女婿炒股犯事,他还说不可能判这么重。这不该是一个领导人说的话吧?

第一个是人的问题,第二个是制度的问题,第三个是他们“第一家庭”成员的问题。当一个领导人不能约束太太和女婿去炒作股票,当太太、女儿、女婿、秘书、办公厅主任、会计全部都卷入弊案,他还大言不惭地说这与他无关,有谁会相信?

他的意思就是,除非司法机关认定他有罪,否则就不下台。但我必须说,下属贪污,身为上司的要不要负责呢?一定要。这是行政责任;其次就是他的政治责任问题,因为决策所产生的政治责任;还有就是政治道德,陈水扁是道歉不认错。

俗话说:国有国法,党有党纪,家有家规。但陈水扁没有一项是做到的。国法不遵守,党纪不理会,家里也没管好。在高捷弊案后,我之所以跟他渐行渐远,就是看到他的真面目。在弊案发生后,他并没有惩办一个官员,我从而认定他跟贪污有关,这样做是在包庇贪污腐败。之后陆续揭了31个弊案,里面居然有16个和陈水扁有关。而且这些案子有的已经办了一年,还是没有答案,至今一个案子都没判,没有一个弊案给人民一个交代。

人物周刊:您过去批评国民党,现在又批评陈水扁,为什么您总是个反对派?

张友骅:我从国民党时代一直走到民进党时代,有三个理想。首先是新闻监督,新闻监督本来就是永远的反对派,不管是什么政党执政,从事新闻的人就必须要站在当权者的对立面。

第二个理想是人权自由。所谓的人权自由,包括人民的参政权、言论自由等。这要求政府对言论不宜打压,不宜关闭电视台,不宜事先审稿。

第三个理想,司法独立。在2000年陈水扁已经答应让司法独立,结果今天看来,台湾司法独立了吗?没有吧。

新闻监督、人权自由、司法独立,这是包括施明德在内的我们共同的核心思想。但陈水扁一项都没做好(陈水扁还是有尊重言论自由的,至少没有动用行政权力来禁止我上电视发表言论)。

人物周刊:新闻界在威权时代的抗争,起了多大作用?在今天的台湾呢?

张友骅:在国民党时代,我们首先是争取百分百的言论自由。新闻不需要事先审核,之后也不需要审查,有问题大家上法院解决。言论自由放开后,我们就开始争取出版自由。要成立报社、出版社,只要提出申请,政府都没理由反驳,必须核准。第三,政府不得查核报社的经济状况。总的来说,凡是涉及意识形态的,都必须自由。

必须承认一点,现在台湾有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是民进党争取过来的。但当民进党上台后,却在发行渠道、资金贷款方面对出版机构进行刁难,还有发动亲党媒体对异己进行围剿。这也是我们没有办法接受的。

我并不鼓励媒体扮演执法者的角色,我们只有监督权,只是因为司法不独立,我们这些人才能扮演青天的角色。我承认现在我们有点角色错乱,一方面扮演执法的角色,另一方面扮演揭弊的角色,另外还扮演监督的角色。揭弊和执法本来不该是我们扮演的。但很不幸,我和邱毅都要同时扮演这三个角色,这一点我跟邱毅都很痛苦。如果司法独立了,我们就不必越位。

人物周刊:李敖先生认为台湾是假民主,在您看来呢?

张友骅:我觉得台湾的民主不假,因为民主都是奠基于言论自由和新闻监督。像我们锲而不舍地揭发弊案,弄得陈水扁焦头烂额,这本身也是民主的一个表现。不能否认台湾的民主是民进党争取来的,但他们争取来后却没有珍惜,所以台湾的民主还是在学步阶段。

本以为陈水扁上台后能革除掉国民党的一些不良习性,那时我们希望他像捷克的哈维尔、南非的曼德拉、印度的甘地这些律师出身的领导人一样,没想到陈水扁最后学的却是李光耀的那一套。

我觉得当人民可以骂领导人时,算是初级民主。如果人民可以用和平、理性、制度,用罢免的方式去更换领导人,这是中级民主。如果一个“国家”可以天天罢工而不扰乱“国家”经济运作的话,才是成熟的民主。

台湾民主的第一步已经做到,现在要走第二步,如果能透过体制来更换领导人,台湾的民主就将进入成熟阶段。我相信台湾经过这次阵痛之后,会迈向成熟的民主。

我从23岁对抗体制到现在,52岁,都快30年了(笑),民主在我们的手上还不能完成,这是我们真正的遗憾。其实我们讲的民主并没有高深的学理,还是那三点:新闻监督、人权自由、司法独立。

公平、正义、是非,我的核心价值

人物周刊:民进党当年还是很清新的,现在却呈现了整体的道德缺失,原因何在?

张友骅:今天台湾民主的悲哀就在于,它制定的各项法律都很好,可“执政党”一旦上台却统统都不想遵守。今天台湾民主最大的问题,出在政府而不在人民,政府都不守法,能期待人民守法么?这是一个民主的真谛,没有什么高深的理论。

其实台湾的公民社会已经成熟了,今天台湾所有的政治乱象都是因为政府不守法,而不是人民不守法,我们希望这次揭弊,能够为台湾的民主政治树立一个里程碑。

人物周刊:假如现在陈水扁传话说要和你一起吃饭聊一聊,你会去么?

张友骅:今生今世不可能。当年陈水扁告我,当庭法官问我们要不要和解,陈水扁的律师没有讲话,我说希望“总统”告到底,除非我死才可能和解。

人物周刊:你认为是因为司法不独立,才会让你走上前台,暴得大名?

张友骅:这是个不正常现象。这应该是马英九他们做的啊,为什么是我来做?因为对当政者揭弊,你要承担的风险与压力非常大。

对你说,一年下来,我头发都白了一半。去年8月开始揭弊,中秋节没有回去,一直在电视上揭弊,过年回去,我妈妈得癌症3月7号过世,17号出殡。我对太太讲,最遗憾的一件事,就是中秋节我妈妈生日我都在电视上揭弊,只是打了一通电话回家,忽略了她的身体。从去年8月23号到现在,整整一年,一直揭了16个,紧接着就是其他人的,我们讲3个案子,先是高捷、收受SOGO礼券,赵建铭的台开案,其他的就不用讲了。

我有没有必要,去揭穿一个整天说谎的骗子的谎言,去把真相找出来,没有必要啊!因为我们明明知道他的诚信有问题,但我为什么要花那么多的时间去把真相找出来?这难道不是检调单位和“反对党”应该做的事情么?怎么是我来做?我希望正常现象早日回来,我只扮演我新闻监督的角色就好了。

至于人权自由跟司法独立,这是明定在“宪法”里面的,本来就应该支持的么,结果却搞成这个样子,我们等于天天在跟魔鬼作战,纵然打赢了你又拯救了谁?

为了批扁,我几乎和民进党里的朋友都划清界限了,那几个绿色学者天天在报纸上骂我,结果却证明我是正确的。我事后非常感慨,三年前我们如果都站出来,陈水扁不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啊,但是时间晚了三年,弄得台湾政局一团迷乱,他们无言以对.

在民主社会,大家都有各自扮演的角色,我会把谎言戳穿到事事分晓为止。我说这是我的责任,发动运动和揭弊,这就如一辆车的两个轮子,施明德先生一直问我们,你们手上还有多少弊案?那你让我们怎么办?

事实上,现在香港的媒体,新加坡的媒体,从来没有像台湾的媒体那样,承担司法和反对党的责任,这种现象很特殊,也是华人社会第一次出现的现象。谁都没想到我们会把陈水扁搞成这个样子,刚开始时,国外媒体认为我们是泛泛之谈,当我们把一个个案子证实的时候,他们很奇怪,证据我们都已经讲得那么清楚了,检调系统和反对党到哪里去了?包括美国的官员在和我们谈时都说过一句话,类似这种作为,美国国会早就弹劾了。

我和他讲,台湾的“国会”,七、八年也弹劾不了他。我们也无可奈何。

我仍然要说,司法的角色不应该由新闻媒体来扮演,追究行政责任,刑事责任,那是反对党的事情。但是我们今天扮演了检调、新闻监督、反对党的角色,这是我一生都想象不到的事情,我人生规划里的一着棋不应该这样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