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知行合一心得 王阳明:心学的知行合一

        儒家把“内圣外王”作为人生的最高理想。在封建知识分子中,王阳明在这方面可谓辉煌的。在“内圣”方面,他作为宋明理学的重要人物之一,继承并发展了心学,在中国哲学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在“外王”方面,王阳明作为一个文人,又熟谙军事,多次带兵镇压农民起义和各种武装叛乱,尤其是平定宁王朱宸濠的叛乱,为巩固明武宗的政权立下了赫赫之功。

对于王阳明的“外王”事迹,史据凿凿,笔者仅就所学,谈谈他的“内圣”,谈谈他的“知行合一”论。 “知”是认知、观点、想法。“行”是实施、行动。用今天的哲学术语即“理论”和“实践”。这二者是不是也存在区别、能分出个先后来呢?朱熹认为是应该有个区别的,“知”在前,“行”在后,先明白该做什么,然后才能去做。

王阳明则认为“知”与“行”不应该有所区别,也不能分割为二。他说:“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

知行工夫本不可离……真知即所以行,不行不足谓之知。” 这里王阳明强调的是“真知”必须以“行”来体现,不行不足以谓之真知。这个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王阳明为了说明这个观点,举了不少例子,比如说:“食味之美恶必待入口而后知”,“路岐之险夷必待身亲履历而后知。

”从求知这个角度言之,要想获得真知,也必须在实践中实习。王阳明从强调真知这个意义上,说知行合一是对的。未有“行”则不能保证“真知”。

换一种角度,从“穷理”来谈,也不可将“知”与“行”分割开来。“穷理”是认识的深化,是获取真知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知不行之不可以为穷理。”王阳明说: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

圣学只一个功夫,知行不可分作两事。说“知是行的主意”,实际上还是将“知”与“行”做某种程度的区分的。说“行是知的工夫”,这“行”是求知的深化,是在原有“知”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询,或检验旧知是否正确,或寻求新知,知行还是有个先后,只是不容分割。

由此可见,王阳明的以上说法虽然也存在毛病,但基本上是正确的。关于知行合一,王阳明特别强调“一念发动”。他说:“善念发而知之,而充之;恶念发而知之,而遏之。知与充之遏者,志也,天聪明也。

圣人只有此,学者当存此。” 知行合一,正是要晓得一念发动处,念动即是行了。发动处有不善,就将这不善的念克制了,须要彻根彻底,不使一念不善潜伏在胸中,此是我立言宗旨。作为思想修养的一种方法,这“一念发动”的确值得充分注意。

问题是这是谈知行合一。一念发动,不管是扬善,还是克恶,都是在思想中进行的,未涉及实际行动,怎么能说是知行合一呢?这里,王阳明实际上将思想活动也看做“行”了。

王阳明持“知行合一”说,其思想基础还是“心外无事、心外无理”。“理”只有一个,而且就在心中,那“知”也就是“行”,“行”也就是“知”。他批评朱熹“知前行后”说,认为他将“心”与“理”分为二。与“知行合一”相关的还有王阳明的“格物致知”说。

在这个问题上,王阳明与朱熹也是对立的。朱熹的“格物致知”,“格”的是事事物物,也就是说,是从外在的事物中去致知、穷理的。而王阳明持“致良知”说,不主张从客观事物中去求取真知,而主张反躬自己,从开发良知中去寻求真理。

他批评朱熹:“朱子所谓格物云者,在即物而穷理也。既物穷理。是就事事物物上求其所谓定理者也。是以吾心而求理于事事物物之中,折心与理而为二矣。夫求理于事事物物者,如求孝之理于其亲之谓也;求孝之理于其亲,则孝之理其果在吾之心邪?抑果在于亲之身邪?假而果在于亲之身,则亲没之后,吾心遂无孝之理欤!

” 朱熹是“即物穷理”,实际上是认为“理”在物上,“心”与“理”析而为二。

王阳明认为这是错误的。他举例说:“如果说孝之理在于孝亲这件事情上,如果亲不在了,还有没有孝呢?孝应该不在孝亲这件事上,也不在亲上,而在于孝子的心中,准确地说在“良知”上、“理”上。“心”即“理”,即“良知”。

”所以“格物致知”在王阳明那里就变成了“正心”。而“致良知说”,充分开掘了人自身固有的善之本能即良知以抵制种种人欲、私利的腐蚀,造就符合统治阶级所需要的人才是其主旨所在。应该说,王阳明的用心是良苦的,但这种学说的后果都未必全如王阳明所料。

王阳明“心学”与陆九渊“心学”相比,最大的意义是对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充分强调。他几乎将一切重大问题的解决都委之于“良知”,人心中“昭明灵觉”之处。

这就有可能产生正反两方面的效果:从正面来讲,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精神变物质,的确能创造奇迹。人的道德修养、人格砥砺,学问增进,也的确在很大程度上靠自律。从反面讲,人的主观能动性虽然可以创造出奇迹,但这奇迹归根结底还是在客观条件所容许的范围之中。

将人的主观能动性特别是心灵的力量夸大到无限,必然会遭到现实的惩罚。对封建统治秩序来说,王阳明的“心学”也有正反两方面的意义。从正的方面言之,王阳明的“致良知”、“格物致知”、“知行合一”等学说的确有利于封建统治的一面。

但从反的方面言之,过分强调“良知”的作用,说只要“致良知”就“随他多少邪思枉念,这里一觉,都自消融”,就相对地忽视了封建礼教对人的约束作用。

这“理”在“心”中与“理”在“心”外都有它的正反两方面的意义。这“理”在“心”中,全靠自觉,如若不自觉,这“理”就遭到任意践踏,危害十分严重。再者,王阳明为强调人人都有“良知”,说:“良知之在人心,无间于圣愚,天下古今之所同也”。这就势必要与封建等级制度发生冲突,动摇了封建统治的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