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永忠说的话 李永忠:南方谈话与反腐败的顶层设计
怎样才能有效反腐是中国学者和普通百姓热议最多的话题之一。综合各种讨论,大致可归纳为三种反腐对策:运动反腐、权力反腐、制度反腐。虽然当前反腐败取得了重大成果,但腐败形势仍然严峻,这引发人们更深层次的思考:怎样的反腐才是最优选择 反腐败斗争是邓小平始终关注和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他曾指出:“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惩治腐败。”重温邓小平关于反腐败谈话,对反腐倡廉机制的改革具有重要的指导价值。
对反腐败问题,从改革开放一开始小平同志就高度重视,他曾经说过,如果贪污贿赂横行,把经济搞上去还有什么意义
在改革中,曾经面临两次大的压力
1992年的初春,春寒料峭。在各种压力特别是国际压力下,相当多的同志主张放缓改革的步伐,有的甚至打算倒退。当时的改革已经面临较严重的受挫,小平同志以88岁的高龄,以对党和中国命运的关切,以他作为中国人民的儿子对大地的情感,以及对中国近百年来甚至是几百年来一次难得的崛起机遇,综合各方面的考虑,他到了南方。
他的想法是我们不能再错过这个难得的历史机遇期,必须坚定不移地把改革开放的政策坚持下去,至少100年不能变。
只有这样,中国才有可能崛起,才能真正抓住历史的机遇期,才有可能避免在世界的潮流中落伍。因此,我认为,如果说对党建的反思、对文革的反思,主要集中在1980年8月18日的讲话中(即《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那么,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反思和胆识,则集中在1992年的南方谈话中。因此,对于今天我们应该怎么纪念南巡讲话20周年,我认为必须把它还原到20年前的情况。
在改革中,曾经面临两次大的压力,第一次是文化大革命的压力。十年洗劫,主要是让最基层的民众和备受迫害的高层领导,感受到不改革不行了,因此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形成了全党的改革共识。第二次压力就是南方谈话之前,相当一部分领导、舆论和理论界都有过停止改革、放弃改革甚至是倒退到计划经济模式去的想法,此类观点与其利益相关,因而具有相当的代表性。所以,我们一定得把小平南方谈话放到这个大背景下来看待其意义。
南方谈话的二点启示
擅长于战略思考的邓小平,在这一改革的相持阶段,也一直在冷静观察、冷静思考,并冷静地寻找动力和战略的突破口。他觉得应该去当时改革起步较早、干部能力较强、群众得实惠较多、条件比较具备、思想比较解放、接近世界潮流的地方去看一看,这就是南方。作为改革开放窗口的南方,听懂他讲话的知音才会更多一些,影响力才会更大一些。所以说纪念南方谈话,不仅要还原当时历史,同时要通过复原这段历史,明白其中的二点启示。
一是党的基本路线100年不动摇,其核心是改革开放不动摇。中国闭关锁国的国策,使我们落伍了上百年甚至几百年。只有开放,才能最有效地促进改革的深入;只有改革,才能最有效地扩大开放的效果。因此,改革开放便成为至少100年不变的党的基本路线中最重要的一个基本点。
二是改革必须相信和依靠人民群众。改革开放走在前面的地区和单位,无一不是注重了相信并依靠群众,发挥群众创造力。只要让人民群众在改革中切实得到实惠,人民群众就会成为改革开放的积极参与者、利益获得者,同时也能成为坚定的支持者。
三十年前,与群众的改革热情相比,一些干部却并不热心于改革。因此有“辛辛苦苦三十年,一觉睡到解放前”的段子。三十年后,一些干部成了改革的既得利益者,而不少群众却成了改革的利益受损者。民众对改革的积极性陡然下降。
群众在改革中得不到应有的利益,你怎么能让他积极参与 群众得不到应有的利益,他凭什么支持拥护你 我们当年打天下,让人民群众参与分田地,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蒋家王朝是靠民众的小推车推翻的。
南方经济体制改革走在前面,成为窗口,成为样板,开了风气之先。人民群众参与并得利了,才成为改革开放的坚定支持者,南方也因此成为改革开放的根据地。南巡讲话,就是到改革开放的根据地讲话。所以,改革和革命的历史逻辑是一样的。
小平是从党和社会主义性质来看反腐败问题的
对反腐败问题,从改革开放一开始。小平同志就高度重视,他曾经说过,如果贪污贿赂横行,把经济搞上去还有什么意义 说明小平对腐败问题看得很重,因为他是从党的性质、社会主义的性质来看反腐败的,如果贪污贿赂横行,党和社会主义的性质也已经变了,那还有什么意义。
不光从性质上来看,而且他谈到了,经济建设是很重要的大事,廉政建设同样也很重要。他提出了“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他强调,“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对干部和共产党员来说,廉政建设要作为大事来抓。”他认为,我们不仅要把经济搞上去,社会秩序、社会风气和精神文明建设也要搞好,否则就有“变质”“失败”“垮掉”的危险。
其实,邓小平是一直把廉政建设作为大事来抓,并提出经济建设和廉政建设要“两手抓”。经济建设要坚定不移,廉政建设要坚持不懈。所以说,他对反腐败、廉政建设的认识是到位的,是有高度的。他对管好自己身边的人和事也是注意的。
同时,他提出反腐败“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其实他这句话用意极其深刻!因为四十多年的执政史证明,运动反腐靠不住,权力反腐也靠不住!只有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的制度,才能在反腐败中靠得住!
这又回到了他的一贯思想逻辑——反腐败和廉政建设要靠法制,而法制的深层次就是制度建设,既包括法律制度,也包括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组织制度。制度不能局限并停留于纸上、嘴上、墙上的条条款款,制度最核心最实质的是权力结构。而只有权力结构科学了,法制才能成为法治,法治才能由理想成为现实。这个法治超越了一些条款的东西。之前说的法制还是条款方面。
制度建党、制度反腐源于邓小平的“8·18讲话”
在国际共运史上,邓小平对制度的认识最为深刻。32年前,他通过三落三起的特殊经历,通过文革和苏联的教训,不仅总结了制度的“四性”,而且第一次提出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这一重大政改课题,并规划了改革开放的宏伟蓝图。
认真学习“8·18”讲话,就会明白,制度反腐就是权力结构的改革和调整。因此在20年前邓小平的南方谈话虽然没有专门并直接讲制度反腐,但他提出了反腐败“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的重要论断!如果再把他在此之前已经讲的很清楚的“8·18”讲话联系起来,去学习、去领悟,我们就能明白制度反腐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必然选择。
因为,运动反腐大体与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权力反腐大体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之际相适应。而制度反腐则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健全相适应。制度反腐不是以纸上、嘴上、墙上的条条款款反腐败,而是通过权力结构的改革,以新的权力结构来反对和预防腐败。
当然,随着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的发展,制度反腐会与权力反腐实现有机结合,以实现反腐动员、力量、效率的最大化!为此,需要我们以敢闯、敢试、敢冒险的精神去大胆实践,勇敢创造,不断前进。
腐败问题不能完全归结为利益集团阻挠
如果说“两手抓”和制度反腐体现了小平同志在反腐上的空间概念,“两个多久”则体现了小平在反腐方面的时间概念,说明小平逻辑思路一直是很清楚的,与改革开放并行不悖的就是反腐倡廉建设。
而对于当前反腐败的形势,我们用了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来描述。马克思有个观点,问题的复杂性通常不来自问题本身,而是因为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法远离源点的缘故。比如,我用一双筷子去端装满水的杯子,总是很难。为什么 第一因为工具不对,第二因为方法不对,第三因为思路不对。
反腐败或许也是如此。这么多年了,不仅反腐败的形势“依然严峻”,而且反腐败的任务由“依然繁重”发展为“依然艰巨”!由此我们必须认真反思:反腐败找到源点了吗
有人说,中国的反腐败,难就难在利益集团的百般阻挠。的确有这个因素,但腐败问题不能完全归结为利益集团的阻挠。很多人会觉得这个事情不好办,畏难情绪比较大。腐败问题是多种因素造成的,但对腐败问题的源点认识上存在分歧。
很多人并不清楚源点在什么地方,真要从源点着手去解决问题时,又左顾右盼担心到底是不是源点 问题主要包括思想上、利益上、感情上,群众看法与领导认识有差距,会上讲话与会下议论有差异,吸收借鉴与反对抵制有差别,因此反腐败的共识难以形成。
一些地方和单位没有及时解决好人民利益的问题,没有解决好党内腐败的问题,于是出现了贫富两极分化,干群关系疏离,经济结构调整维艰,经济方式转变困难。当前,必须依靠继续改革深化改革来解决,但是,30年前民众作为改革之伟力最深厚的根源,到了今天,却有相当多的民众对改革产生不解和不满。
这就是我们目前所面临的艰巨性所在!不仅因为权力垄断的资源太多,而且因为权力离开权利太远。
当前利益集团尚未真正形成
我不赞成叫特殊利益集团或叫既得利益集团。我赞成叫特殊利益势力和既得利益势力。他们并没有章程,他们还没有真正抱成团,是自觉或不自觉地抵抗改革。如果真正形成集团来进行抵抗,那我们的改革就不可能搞了。我们还查不出他们有组织有纲领地反对改革,也查不出他们有组织有纲领地引偏或误导改革。
这种特殊利益势力,只要他们占据有利位置,就能左右大局。比如个别国有企业,并非要占据比例上的多数,只要掌握命脉,只要位居要冲,就能发挥主导作用。既得利益势力一旦位居权力要冲,不但能长久获利,而且能有效地阻止或延缓实质性的反腐败。
这些年之所以改革的阻力很大,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改革的过程就是一个利益调整的过程。阻力很大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
第一,缺乏有利于改革的制度导向。现在大多数改革,还没有形成有利于压缩、减少既得利益势力的制度。改革中获利最大的,多是权力者;受损最多的,常为无权者。被代表、被增长、被和谐的情况常常见诸报端。既得利益势力有多大,大家都看得出来。比如“权力过分集中”的“总病根”,始终未能得到实质性分解,“一把手”权力越来越大;官员家庭财产申报制度虽然讲了多年,却很难有领导人带头,也很难通过。
第二,缺乏有利于改革的用人导向。敢于革自己命的改革者很难获得良好的上升通道,很难担负更重要的职责去推进改革。让优秀人才脱颖而出的制度未形成,使他们很难担当更重要职务。
第三,缺乏有利于改革的民主导向。理论上,民主已经由毛泽东时代的“手段论”,发展为邓小平时代的“目的论”,再前进到十六大后的“生命论”。但在实践中,不少地方和单位党员还不能成为党内的主体,群众也难以成为社会的主体;民主常常以群众的素质尚不具备,而成为备用胎;普选往往以客观条件还不成熟,而束之高阁。
如何来调整既得利益势力的腐败问题。第一,要承认利益是刚性的,要通过法规的政策的手段来调整既得利益势力或者特殊利益势力;第二要启迪他们的自省、觉悟。发达国家一些觉悟了的巨富,已经有了死后把巨额财产留给子孙是一种罪过的认知。
掌握权力和金钱,都需要相应的能力素质与之匹配。你挣到100亿美元,并不等于你的孩子有能力把握这100亿美元。因此,为了不贻害他们子孙,为了回馈社会,他们把绝大多数财产进行慈善捐赠。第三要给予压力。
改革是靠压力来推动,没有压力是不行的,要想办法把中央意志转化给既得利益势力和特殊势力的压力;第四要突破阻挠。不能从高层做起,就从基层做起,从试点做起。基层的既得利益小一些,再慢慢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