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思奇大众 艾思奇的读书生活﹙2017 5 6《云南日报》﹚

     艾思奇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他开启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先河,为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树立了光辉典范。然而,竟是一个偏远的滇南小村,孕育和滋养了理论大家艾思奇。

    自小结下哲学缘

    1910年2月3日,艾思奇出生于云南省腾冲县和顺乡水碓村,原名李生萱,艾思奇是他在上海时用的笔名。关于“艾思奇”这个笔名的来历,艾思奇的战友黄洛峰在《一个哲学家的道路》里做了这样的解读和揭秘:“他是在看了一部外国的《爱斯基摩人》影片之后,突然灵机一动,借用片名的谐音取下这个笔名的……表示‘爱好思考奇异事物’的寓意”。

    艾思奇的祖父李德润早年去缅甸经商致富,非常注重读书教子,培养出艾思奇的父亲李曰垓。李曰垓早年在京师大学堂攻读政治和先秦哲学,后来加入中国同盟会。袁世凯复辟期间,李曰垓出任以蔡锷为总司令的护国第一军的秘书长,《讨袁檄文》就是出自他的笔下,被好友章太炎誉为“滇南一支笔”。

李曰垓在艾思奇就读私塾的启蒙时期便给他讲“塞翁失马”的故事,还让艾思奇学习老子和庄子的著作。

    在父兄的影响下,艾思奇少年时期就接触到中西哲学,对哲学抱有浓厚的兴趣,并表现出很高的哲学领悟力。

    艾思奇兄弟姐妹5个,他排行第二,兄长李生庄长他6岁,学识渊博,对艾思奇的成长也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李生庄是中共地下党员,也是“五四”时期云南学生运动领导人之一。

1923年,李生庄考入东南大学攻读西洋哲学,并师从章太炎学习经史。李生庄在腾冲首办女子中学,创办了腾冲有史以来的第一份日报《腾越日报》,宣传革命思想,推动了思想进步的风潮。艾思奇15岁就跟随大哥李生庄阅读《反杜林论》,接触到黑格尔、康德等哲学家的著作和思想。 在家庭的熏陶下,艾思奇小时候就体现出一个唯物主义者坚持真理的可贵品质。

    废寝忘食读哲学

    1925年,艾思奇考入云南省立一中。省立一中是一所进步学校。艾思奇参加了在该校图书馆工作的共产党员李国柱创建并领导的秘密组织“青年读书努力会”,开始接触到马列主义。

在这里,他初次读到了中国共产党办的《新青年》、《向导》等杂志,很快成为学生运动的骨干。他曾在昆明市学联组织的一次讲演会上发表了《什么是唯物史观》的演讲,充分地学以致用,为以后的哲学路打下坚实的基础。艾思奇真正深入接触马列主义则是在日本。

    1927年和1930年,艾思奇曾两次留学日本,原来是攻读冶金采矿,后来由于参加中共东京支部社会主义学习小组接触了马克思主义,改读马克思理论。当时的日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著作很多,但多是没有翻译的原著。

为了攻读马恩原著,艾思奇学习了德文。艾思奇废寝忘食地阅读哲学书籍,由于译成日文的马列书籍不是很多,他便拿来德文原著,边查字典边阅读,这为他以后研究马恩著作打下了基础。

他反复阅读了很难读的黑格尔的《逻辑学》,下了很大功夫,以至后来因劳累过度而病倒。艾思奇后来回忆说,“1933年以前,我虽读过一些马克思主义的书,也相信共产主义社会必然实现,但我自己没有把这种认识变为行动,所以一直找机会学工业。1932年以后,这个希望断绝了,我才决心参加革命斗争。”

    “九一八事变”使艾思奇的思想发生了转变:“在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势力的桎梏下,单讲建设工业,能达到救国的目的吗?”他决定弃学回国,1932年在上海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和宣传工作。1934年,艾思奇在李公朴领导的上海读书生活出版社担任编辑,并负责《读书生活》半月刊《哲学讲话》专栏撰写文章。此时以艾思奇的笔名发表了大量宣传和论战文章。

    闹中求静 办刊著书

    艾思奇在《读书生活》杂志社工作时,工作负担非常重。家里人怕他累坏了,就借来一架留声机放在他的办公桌上,希望他能在美妙悦耳的乐曲声中松弛一下绷得太紧的神经。却不料,尽管音乐声再大,他压根儿就听不见,仍然埋头工作, 就像沉睡在梦境不能醒来一样。

    这种闹中求静的本事优越性显而易见,有了这种本事,无论在多闹的情况下都能静下心来读书、工作,这就能比别人赢得更多的时间,终生受益。艾思奇从小就注意这方面的锻炼。

他在昆明市一中上学时,就常常故意到乱哄哄的街市边上或操场上去读书。后来,他到日本求学,课余时间,别的同学都在聊大天或是唱歌跳舞, 好不热闹,而他却一个人坐在墙角,埋头看他的书,仿佛周围的一切都不存在似的。有个同学怀疑他是否真的能够读进去,就一把抢过了他的书,问道:“刚才读的是第几页?什么内容?”艾思奇竟能对答如流,回答得既准确又具体。

    从日本回国后,艾思奇在昆明待过一段时期。1932年艾思奇来到上海,在泉漳中学执教。泉漳中学是一所进步学校,后来被查封了。1934年春,艾思奇经朋友介绍,到李公朴先生任馆长的《申报》流通图书馆工作。

图书馆设立了一个读书指导部,书面解决读者提出的各种问题,艾思奇负责哲学与科技知识的部分。读者来信越来越多,读书指导部渐渐地已经不能满足读者的需要,艾思奇于是就在《申报》开辟了《读书问答》专栏。

    1934年11月,《读书问答》栏目从《申报》独立出来,创立了《读书生活》半月刊。艾思奇负责每期撰写一篇《哲学讲话》,至1935年11月一共撰写了24期。1935年底集结成书,以《哲学讲话》为书名出版。

《哲学讲话》的每一篇都有一个吸引人的标题,如《卓别林和希特勒的胡子》《天晓得》《不是变戏法》《猫吃老鼠》等,正文也使用人们耳熟能详的事例和口语,来讲解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并结合当时老百姓所面临的生活困顿、失业等现实问题,讲述不同的世界观会使人选择不同人生道路的道理。

    《哲学讲话》单行本出版后很受欢迎,它讲述的哲学思想令国民党当局恐慌不安。国民党于1936年2月查禁此书。于是,经过一些修订,《哲学讲话》改名为《大众哲学》于1936年6月继续出版。

这本书第一次把哲学解放出来,成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毛泽东曾称赞《大众哲学》是“通俗而有价值的著作”。抗战前后,《大众哲学》的畅销程度令人叹为观止:一连发行32版。到现在为止,已经发行了50版,逾100多万册。

    一书胜过百万兵

    1935年10月,在周扬、周立波的介绍下,艾思奇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7年,党中央决定调一批党在学术理论界的专家到延安,艾思奇与李初梨、周扬、周立波、何干之、舒群等十几人于10月间经西安到达延安。

当毛泽东得知艾思奇也来到延安时,高兴地对身边工作人员说:“噢,搞《大众哲学》的艾思奇来了!”在抗日军政大学召开的欢迎会上,毛泽东对艾思奇在哲学大众化过程中的作用给予了充分肯定。

    刚到延安后不久,艾思奇就被派到抗日军政大学任主任教员,兼任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主席。他曾给1000多名抗大学员上露天大课,还有许多慕名而来的旁听者。曾经旁听过艾思奇讲课的吴伯箫后来这样评价说:“老艾同志讲课的场面,已经是把鲁迅先生响亮的召唤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了。

”陈云夫人于若木也听过艾思奇的课,她评价说,“艾思奇讲课不是以声情取胜,更多的是有敏锐的思想、严密的逻辑、通俗的表达方法。”

    曾任蒋介石高级顾问、国民党“国防部”政工干校系主任的马璧,1981年回到大陆。出于对艾思奇的仰慕,他专门拜访了艾思奇夫人王丹一(1919—2016),并对王说:“蒋介石在台湾总结失败教训时曾不止一次地说过,‘我们和共产党的较量,不仅是军事力量的失败,也是人心上的失败。

比如共产党有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你们怎么就拿不出来。’”马璧还写七言绝句一首赠艾思奇纪念馆,诗云:“一卷书雄百万兵,攻心为上胜攻城。

蒋军一败如山倒,哲学犹输仰令名。”马璧自加题注:“1949年秋前后,蒋介石检讨战败原因,自认非输于中共军队,乃败于艾思奇先生之《大众哲学》。1957年夏日,提到《大众哲学》余悸犹存。”《大众哲学》这部奇书蕴含的思想力量可见一斑。 

    艾思奇一生坎坷,忠贞不渝,是一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资深而不倨傲、博学而孜孜不倦的真正的学者和理论大家,他甘心寂寞,潜心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和教育工作,坚守马克思主义的原则立场。

艾思奇崇拜毛泽东,但是也有独立思考,在延安时毛泽东提出差别也是矛盾,艾思奇接受了。但上世纪60年代毛泽东提出综合就是吃掉,艾思奇对此有所保留。1966年3月22日,艾思奇心脏病发逝世,享年56岁,身后留下了300万字的著作。

今天,艾思奇的家乡腾冲,建立了“艾思奇故居纪念馆”,大门的屏风上写了八个大字:“学者,战士,真诚的人”,这是毛泽东对艾思奇的评价,艾思奇无愧于这样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