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的李鸿章后人:李国光张春桥的一段故事
李国式是李鸿章的哥哥李瀚章的孙子,李经楚的长子。早年在安徽老家当过人家的幕僚,后来去德国柏林大学读法政专业,回国后任职外交部主事、代理外交部佥事,还曾被派往黑龙江处理边境事务。抗战期间他和弟弟李国武,以及亲戚李国光母子俩都住在上海愚园路,闲着没事的时候,常拉小兄弟李国光出去散步,一边散步就一边聊过去的陈年往事。
他说,他早年在一个县衙门里当幕僚时,其实并没有什么事做,也不拿工钱,那时家里不缺钱花,主要是想叫他开开眼界,了解社会。
有一次县官要处决犯人了,叫他前去当监斩,任务是要确保刽子手把犯人的头砍下来,不能让犯人跑了,也不能中途换人,执行完毕后,还要把人头给拎回到衙门里来销案。 李国式心想这还不容易,又不是叫我杀人,在旁边看看而已!
可是谁知道那天的刀斧手是个新手,在这之前光杀过猪而从未杀过人,看那犯人瞪着眼,自己先手抖起来了,一刀下去没砍死,犯人大叫;第二刀还没砍下来,鲜血溅了一地,后来还是找来一把锯,硬是把头给锯下来的。
李国式眼前刀光血影,差点晕过去。回县衙门的路上,他一只手拎着死人头上的辫子,越拎越重,越拎越重,突然脚下绊了一跤,吓得他扔下人头就跑…… 李国式1956年在沪病逝,去世前竟还为李家留下了一个巨大的隐患。
解放初,国家规定私人不可以收藏武器。鉴于国家收缴民间散存武器的规定,李国式将其妻子何氏在德国留学时玩的一支小手枪和惟一的一粒子弹,上缴了政府。这种袖珍手枪射程并不远,威力也不大,是德国贵妇人用来防身的,亦是朋友送何氏玩的。
谁知当时上缴武器是件非常严肃的事情,这件事被记录在册,装入了李国式的档案,到了“文化大革命”,他本人早就去世了,后人可就大祸临头了。 造反派从早已去世的李国式的档案里发现了这一重大的“敌特线索”,于是李国式的妻子何氏及儿子李家闻(李国式无子,由李国武家过继)一家可就倒了大霉。
造反派隔三差五地前来掘地板撬墙,把李家康平路住宅真的来了个挖地三尺,地板、楼梯全都撬开。理由很简单:“你们家连女人都有枪,男人还能没有枪?”“不缴出来跟你们没完!”何氏因而于1967年被迫害至死。 李瀚章一房的后代中出了不少能人,在上海的李家闻一房中,李道林、李道椿、李道棠、李道楷、李道模兄弟都从事科技工作,其中李道林尤其突出,是国家成套发电设备研究所的总工程师,电站辅机研究室主任,国家“净洁煤技术”专家组成员。
他们中还出了一个艺术界红人,即上海人民艺术剧院的编剧李道极,目前在美国发展。
李国武的次子李家耿曾留学海外,回国后先后在北京协和医院和上海宏仁医院等医院任职,曾任上海麻风病院院长,是我国著名的麻风病专家,主编了《麻风病学》、《麻风》等专著。还有一位姑爷,即李瀚章的曾外孙子范绪萁先生,是著名航空动力专家,曾任南京航空学院院长、上海交通大学校长,现已九十岁,仍耳聪目明,精神矍铄,每日到校,带博士研究生。
范绪萁的哥哥范续筠也是不得了的科技人才,是美国普渡大学的教授,著名原子能物理学家。 ……
解放后讲成份,李家子弟大多在表格“家庭出身”一栏只得填“封建官僚”。大房的经沣之子李国光原在字林西报社当编辑,圣约翰大学毕业,英文挺棒,办西文报纸得心应手。但解放以后国家不需要西文报纸了,派出队伍把报社一一接管,对就业人员也逐个审查,能用的编入解放日报社,不能用的即遣散。
李国光就顺理成章地被遣散了。 当时军代表找李国光谈话,叫他到革命大学去读书,他说我刚从圣约翰大学毕业,为什么还要去读书?军代表说,你过去读的是资产阶级的文化,现在要你去读革命的文化。那时李国光根本弄不懂什么是革命的文化,反正他没去,不去那就对不起了,请你走道吧。
最后李国光到香港找他大姐去了。 李国光的大姐叫李国秦,人长得端庄秀丽,楚楚动人,比他弟弟大二十岁,抗战之前是天津有名的美人和阔太太,丈夫张福运是宋子文在美国留学时的同学、财经专家,曾出任国民政府财政部次长,是宋子文的副手。
如此男才女貌不是很好吗?可是男人花心重,抗战在内地时又有了小公馆,这在旧时的官场上按说也不稀奇,但碰到李家小姐就不行了。李家什么人家呀,虽已败落但心气不低,能受你这口气?李国秦坚决要离婚,离婚后就去了香港,出家修道去了。现在张福运早就不知葬身何方,而李家小姐真的是寿比南山,一百零四岁了,依旧精神矍铄,住在台湾一处佛界胜地,聚徒讲学,老了样子仍很端庄。
李国光到了香港,在姐姐和亲戚们的帮助下,开始是打工,后来有了积累后就自己办船运,成立了国光船运公司,专门将印尼等地的木材运到香港来加工,或做成高档家具。他还连续出任了好几届香港木材航运工会主席,在当地有相当声望。
1997年香港回归之前,在一次庆典活动中,港督不知为什么,非要找一个李鸿章家族的后代参加庆典不可。于是港督府从电脑储存的信息中一下子“捕捉”到了他,李国光就成了李家正式被邀步入港督府的第二人。第一人是李鸿章,是那年他赴广州接任两广总督时,路过香港时的事。 现在李国光手头仍保留着五十多年前在上海的那张遣散证明书,下面清楚地钤着一方红印,印文是军管会代表的名字:张春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