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三二、冯玉祥通电下野
吴佩孚虽然东山再起,可是他已没有当年洛阳虎视的局面,他的讨贼军的贼字,这时是指的奉军,他在查家墩司令部出兵讨奉是分两路,一路以靳云鹗为主将,由陇海路东进。一路以寇英杰为主将,由平汉路北进,先削除奉张的两翼,一翼是山东督办张宗昌,一翼是直隶督办李景林。这时,郭松龄尚未回师关外。
吴的两路出兵,都要向河南假道,本来河南是吴的大本营,吴的旧部如陈久钊、王维蔚、王维城等,都还拥有兵权,吴派人去和河南督军岳维峻商量,要把吴的旧部扫数调拨出来,由陇海路人鲁,以靳云鹗为豫东讨贼军总司令,一面以寇英杰率部由平汉路过豫入直,希望豫岳能予谅解和同意。
在岳维峻来说,吴的旧部分散在河南是岳的心腹之患,因此如能将其悉数调走,自然是求之不得,何况吴调军的目的是为了讨奉,此时国民军也是以奉军为假想敌,吴加入讨奉,岳怎会反对。可是吴要寇英杰穿过河南心脏北上,用意莫测。冯玉祥密电岳,要他武装保境,所以岳维峻遂以重兵防守鄂豫边境,不许吴军出武胜关一步,吴天天派员疏通豫岳,岳则日日支吾其辞;另一方面豫军协助靳云鹗军由归德入鲁,占领济宁、曹州等地。
张宗昌在山东公然唱出拥吴论,李景林也亦步亦趋。张宗昌是山东人,与吴同乡,他虽然曾遭吴的冷落,可是他内心却佩服吴。二次直奉之役,他打着山东人不打山东人的口号,收编了大批吴军残部。当吴佩孚在汉口再起时,正是奉系和国民军系发生暗潮的时候。
张宗昌认为吴对冯玉祥是恨之入骨,如果拉拢吴佩孚和奉系重归于好,在此时此刻是有可能的。因此他密派代表樊潜和、童好古到汉口去见吴的智囊张其锽,进行“吴奉合作计划”。吴不是个翻云覆雨的人物,他刚宣布讨奉,自然转不过脸来联奉。
然而政治这玩意就是千变万化,吴在无意中获得国民军密约湘、黔两省夹击武汉的情报,这个情报不一定是真的,也许是奉方离间之计,可是吴大受刺激,忿然作色说:“冯焕章简直不是人,我还怎能和他们做朋友?”因此联奉讨冯的建议便被吴所考虑。
就吴当时的处境,是在四面受敌的情势下,如果能增加友人,减少敌人,自然是最好的办法。张宗昌知道吴已动摇,就天天打电报给吴,尊呼“大帅”,并请前山东省长熊炳琦(直系)到汉口向吴表示:张宗昌是山东人,吴大帅也是山东人,山东人不打山东人,张宗昌愿服从吴大帅,欢迎吴大帅回山东。
吴佩孚自二次奉直战争战败后,到处都遇到打死老虎的部下,现在张宗昌雄踞山东,却愿把山东奉献,部下虽亲不及敌人亲,吴佩孚大为感动不已。
奉张在杨宇霆被孙传芳所逐前,就暗中进行联吴,曾派员到岳州向吴祝寿,曾向段祺瑞要求释放曹锟,迨吴在查家墩自封联帅后,奉张亦派苏锡麟到汉口表示愿和吴取得谅解,提出三点:(一)释曹,(二)奉军出关,(三)拥王士珍为总统。
奉张不是对吴有何特别好感,不过面对吴、孙、冯等联合围攻奉军的形势,竭力想冲破这个难关。至于吴佩孚呢?他虽不喜欢奉张,可是更憎恨冯玉祥,和奉张是旧恨,和冯却是新仇,旧恨还可搁直,新仇则非算不可。
吴本有一支奇兵,是派宋大明为吉林讨贼第一军总司令,刘希圣为副司令。他们在双城子设了司令部,双城子距绥芬河仅一小站,准备做为吴的内应。不料14年11月22日郭松龄倒戈,奉张情势危急,吴在查家墩司令部得到这个消息,为之震动,这和吴当年情况极为相近,吴情不自禁撚须微笑,信口成吟:“而今始知循环理,斜倚栏干乱点头。
”他对张其锽说:“我不乘人之危。”于是吴下令把宋大明、刘希圣的内应撤消,又把进攻山东的靳云鹗兵团调回。
吴佩孚即然表示联奉,而郭松龄又兵败被杀,奉张的困难局势转瞬间竟能化险为夷,这真是张作霖始料所不及的。在14年秋冬之际,奉张最为艰苦,他三番两次要下野,又要自杀,主要原因自然是郭松龄联合冯玉祥向他倒戈,而冯玉祥又和孙传芳以及吴佩孚组织了讨奉的联合阵线,如果这个联合阵线真的很坚强,则奉张就会和曹锟、吴佩孚去年的命运一样。
可是讨奉的联合阵线并不坚强,只是因利害而暂时结合,加上郭松龄的回师关外未能把握时机以收迅雷不及掩耳之效,冯玉祥的国民军又和李景林苦战于天津,李景林联合张宗昌组织了直鲁联军,而张宗昌又搭上了吴佩孚的线,这一来反奉联合阵营就四分五裂了。
郭松龄失败,奉张站稳了脚步,张宗昌、吴佩孚结合,联合讨奉变成了联合讨冯,冯玉祥忽然变得四面楚歌。
当冯玉祥的国民军攻下天津时,北京和直隶完全落在冯系手中,段祺瑞的策士曾毓隽被扣,段的灵魂徐树铮被杀,一时冯系气焰煊天,可是没有几天,局势突然大变,吴佩孚于12月31日通电结束讨奉战争,张作霖、吴佩孚、张宗昌结成反冯的联合阵线,冯军在京畿及直豫两省的地盘受到奉军和直军的大包围,而孙传芳亦响应吴佩孚结束对奉战争,冯玉祥在这种险恶的环境下,只好通电下野。
15年1月1日冯玉祥通电下野,电云:
“(衔略)吾国苦于战祸,十四年于兹矣。杀人盈野,所杀者尽为同胞。争端百出,所争者莫非国土。老弱转于沟壑,少壮铤而走险。鞭弭周施,相习成风。金钱万能,群趋若鹜。礼让之大节尽失,国家之信念无存。军阀祸国,人民切齿,痛定思痛,于斯极矣。
玉祥自去岁倡导和平以来,本期从此息止内争,专意建设。是以远投边塞,拓土移民,举凡开渠植树修路造林诸端,无不提倡。恤贫、养老、兵士屯垦诸策,无不推行。以过事实,谅所共见。不期跋扈者,不戢其心,攀附者,助长其势,屯军淮上,饮马江表,势欲席卷海内,雄霸中原,横暴既张,义忿斯动,以是群起对抗,云集景从。
孙馨督首义于浙,长驱北指。萧珩督声援于鄂,志切澄清。皖赣邻封成破竹之势,徐淮袍泽挫强敌之锋,未至兼旬,溃退千里。
人心向背,于斯可知。犹复野心未死,强逆趋势。驱师入关,转而图北。用兵弗戢,陷于自焚。郭军长(松龄)痛于东省人民水热之困,深怀故国荆棘之悲,爰整师旅,为民请命。返旆之初,芳岑(李景林)原约援助。
迨至榆关战捷,孤军深入,乃芳岑二三其德,对茂辰(郭松龄)则顿违前约,对玉祥则通电诬蔑。玉祥为促进和平计,不得已而用兵。现在芳岑溃逃,京津肃清,直省负责有人,中原不日底定。不图郭军长将近沈阳,一朝颠覆。道路相传,闻已殉死乡国,未遂初衷,终成尸谏,果系事实,殊堪悼惜。
雨亭(张作霖)经此痛创,渐有觉悔,善战者当服上刑。舟中人尽成敌国,古训昭垂,可资警惕!玉祥鉴于武人专断,每恃战胜余威,把持政权。追溯往事,辄为痛心。
此次侥幸克捷,胜亦不武。又何敢贪天之功,自贻伊戚。值兹千钧一发之机,彻底澄清之会,仍宜本和平之初衷,谋国家之改造。但愿战事从此结束,人民得资休养,玉祥个人应即日下野,以卸仔肩。如是,则造疑惑众者,可以息止。
而挑拨是非者,失所凭依。至于国家大计,执政硕德耆老,万流仰镜。子玉(吴佩孚)学深养粹,饱受挫折,当能不念前嫌,共谋国是,孙馨督(传芳)、萧珩督(耀南)、方耀督(本仁)、阎百督(锡山)、岳西督(维峻)、孙禹督(岳)共起义师,克奏奇勋,均为不世之功。
从此延请国内贤豪,公开讨论。建设大法,纳诸轨道。凡关于国计民生,自宜各纾伟抱,共济艰危。玉祥既无学识,又乏经验。以之治国,无益苍生。以之治军,定累袍泽。与其遗误将来,见讥国人,莫若早日引退,庶免咎戾。除另呈辞职外,当即时解任,还我初服。
所有国民军名义,早经通电取消。此后咸属国军,不再沿用国民军名义。自电达以后,凡以政事而见教之宾客,一律敬谢。凡因职位而惠赐之文电,恕不作答,以示决心。玉祥解职而后,拟即出游,潜心学问,苟有一得之愚,窃愿贡之国人。谨布腹心,敬祈鉴察。冯玉祥。东。印。”
冯玉祥辞职下野后,以张之江代理国民军总司令。
冯的辞职通电是希望和吴佩孚捐弃前嫌,因此对吴有学深养粹的评语,且希望吴在饱经世变后,能够不算旧帐。至于冯对奉张则一片声讨的口气,好像此仇不共戴天。这就是北洋时代的特征,今日为友,明日为敌,昨日之敌,今日之友。然而吴对冯是咬牙切齿,真正不共戴天,当吴再起时,不过想借讨奉为手段,其真正目的是讨冯,所以冯想和吴妥协,吴是不会接受的,何况吴、奉合作之局已成,吴势不能弃新欢而修旧“好”。
吴佩孚在冯玉祥下野后,突然又成为各方生拉活扯的重要人物。据说段祺瑞欲任吴为“七省治军使”。直鲁联军通电称吴为“我帅”。吴仍主张恢复法统,孙传芳亦愿移樽候教。而张之江则有世电:“愿追随我帅之后,勉效驰骋。”豫岳(维峻)直孙(岳)也为之效应。
这是吴佩孚失败后再起的黄金时代,可惜吴不能把握这个黄金时代,运用政治手腕,以恢复当年四照堂未竟的全功。他个性倔强,有所不为,不肯在奉张形势低潮的时候,乘人于危,所以他决定联奉后就以讨冯为目的,吴宣称对各方均愿化敌为友,只与冯一人为敌。
这时广州革命势力正如日东升,广州国民政府为促使北洋军人一致觉悟,曾发表歌电,主张对内召开国民代表大会解决国是,对外取消不平等条约。这些意见本来和吴佩孚的政见是相同的,平心而论,吴在北洋诸将中算得上是一个富于革命性的人物,他自衡阳撤军后,即以团结对外为鹄的,不过他的团结对外是以他自己为中心,因此广州国民政府的呼吁,他并不重视,他不能参加革命阵营,对他是一个损失,对当时局势也是一个损失。
其实吴这时对护宪问题已不坚持,对曹锟复职,他亦不赞成,对南方无用兵之意,对北方腐败势力则久所痛心,所以他是北洋军人最有资格可以参加革命阵营的,可惜他个人英雄主义色彩太重,同时又不愿投机,因此不仅他参加革命阵营成为泡影,同时却迫使冯玉祥和唐生智两人参加了革命阵营。
吴这个人,不顾利害,不计成败,想到哪里就做到哪里,结果这一次的再起,又只是昙花一现。
这是北洋混乱的时期,也可说是垂亡时期,有力量的如奉系正在自相残杀,使其元气大伤。在此以前北京政府的后台军阀就是大老板,如今则谁也不够资格做大老板了。
首先是直系,曹锟和吴佩孚在直奉二次战争以前算是北京的大老板,曹锟贿选后,名誉扫地,直奉二次大战,直系一败涂地,吴佩孚穷无所归。于是奉张和国民军的冯玉祥成为北京政府的后台。奉张正在得意之时,杨宇霆、姜登选在长江被逐,郭松龄又联结冯玉祥倒戈,张作霖几乎变成丧家之犬,迨奉张转危为安,吴佩孚武汉再起,冯玉祥又变成四面楚歌。至于段祺瑞则无兵无权,空头执政而已。
当吴佩孚在武汉重振声威之际,各方人士奔走华中,举国注意力亦集中于吴,可是吴的声势就在武汉也经不起考验。
鄂督萧耀南死后,吴佩孚即派陈嘉谟继任,派曹瑛和熊炳琦等治丧。陈嘉谟于2月15日宣告就职。17日曹瑛又传死讯,吴的要角一一去世,湖北人士对吴委杜锡珪为省长大为不满,15日鄂省议会召开紧急会议,决议四点通电全国:(一)由省议会将萧病逝电告各方。
(二)请第二军司令陈嘉谟以武汉警备总司令名义暂维治安。(三)省长须由省议会选举,杜省长在未当选前,由政务厅长代理。(四)2月15日以后,鄂省公文非用政务厅长代理省长之名义不生效力。
这是湖北人藐视吴大帅的一项行动,尤使吴难堪的,是这种方式就是湖南省治的翻版,而吴是最反对省治的军人。
不只是省议会,鄂省公团也纷纷开会反对吴的任命省长,将有联席会议进行的酝酿。
北京在讨吴,湖北又以省治来排吴,可见吴东山再起后,一切并不顺利。然而北京也好,湖北也好,都只是空气而已,因为北京政府没有力量,讨不讨吴,丝毫不影响吴,北京所发表的鄂督卢金山和省长刘佐龙都是吴的部下,事实上卢和刘并不接受北京的新命。
卢金山且于2月24日由宜昌乘轮到汉口,立即登岸拜访陈嘉谟,并至萧耀南墓吊唁,然后赴查家墩谒吴佩孚。26日卢致电北京,请辞鄂省军务督办职务,不啻变相打了北京政府一个嘴巴。湖北各法团酝酿的民选省长运动,亦只是昙花一现。
另一面,岳维峻于22日电北京,请明令派方本仁协攻吴佩孚,孔庚亦电北京,请政府责成方本仁收拾鄂局,2月28日段乃下令派方本仁率军回鄂,会同军民两长查办吴佩孚。方本仁奉令后即任蒋绍宾为援鄂总司令,邓如琢为总指挥。
段祺瑞的讨吴令是在冯系压迫下发出,当计吴电发出后,盛传冯玉祥将再度挂帅,担任讨吴军统帅。冯下野时本宣称要出国,可是他只是离开张家口,到平地泉去看风色,国民军将领亦不希望冯出国。
讨吴令下达后,冯系大将张之江、李鸣钟、鹿钟麟、宋哲元、刘郁芬、刘骥等联名致电京内外名流,略谓:
“上年津沽之役,冯将军功成不居,洁身高蹈。讵知人心丕变,时势日窳。国家徒去元良,大局仍难挽救。信阳被兵,津南告警,豫东有客军之侵入,复有邻省之声援。战衅一开,烽烟四起。冯将军怜此孑遗,潜焉出涕,即欲整装去国,俾免目击心伤,征车旦夕待发。
窃之江等以今日邦家多难,元气凋残,此后戡乱定国,厥惟元戎是赖,比经联名电挽,责以大义,始允暂缓去国,仅以私人资格从旁襄助,无如劝驾之心徒切,而在山之志仍坚。陈说百端,均不为动。诸公望重斗山,誉隆中外,关怀大局,应具同情。尚希共念时艰,一致赞助。”
冯系将领希望借这通电能博得海内外名流共同响应,使冯在大家殷切的敦促下出山,可是各方并没有热烈的反应。所以冯只好仍在平地泉,坐以待变。
段祺瑞于3月4日下令任冯为直豫陕宣抚使,冯仍未作出山的打算,并且由平地泉经库伦出国,冯系的人希望因冯的出国而和缓了直吴、奉张双方的压力。冯出国后张之江宣布继冯统率国民一军,做为国民军名义上的领袖,不过只是名义领袖而已。
张为人忠厚有余,魄力不足,且其资望和国民军其他将领如李鸣钟、宋哲元、刘郁芬、蒋鸿遇等都差不多,所以名义上虽然好像是张之江代理冯玉祥,实际上则是集体领导。同时张之江对鹿钟麟和李鸣钟并不能指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