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志华萨德 沈志华:从中朝关系史的角度看“萨德”问题 (第4页)

2017-0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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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简介:说到这了,我就要再强调一句,同学们都是学外语的,但是外语只是一个工具,除了专门研究语言,外语是做好各行各业的工具.你们将来有人要搞外事,外交,外贸,那就不是只学好外语就行了.新中国的外交官是两代人,革命的一代和翻译的一代,这两代人都不是职业外交家.不是说他们人不好,是说这个外交官的构成,那时的环境造成的.你是外交家,你当然应该懂外语了,但是革命刚成功,懂外语的这些外交官都不可信,不是反革命,就是投机分子,就是英美训练回来的,信不过别人,自己又没有,那当然就是革命家来了.所以你看我们驻各国大使,都

说到这了,我就要再强调一句,同学们都是学外语的,但是外语只是一个工具,除了专门研究语言,外语是做好各行各业的工具。你们将来有人要搞外事,外交,外贸,那就不是只学好外语就行了。新中国的外交官是两代人,革命的一代和翻译的一代,这两代人都不是职业外交家。

不是说他们人不好,是说这个外交官的构成,那时的环境造成的。你是外交家,你当然应该懂外语了,但是革命刚成功,懂外语的这些外交官都不可信,不是反革命,就是投机分子,就是英美训练回来的,信不过别人,自己又没有,那当然就是革命家来了。

所以你看我们驻各国大使,都是将军,一个字看不懂,一句话听不懂,但是他们有革命经验,至少是搞过情报的。文化大革命,是个断层,文化大革命以后,上来的外交官,基本上一色的外语翻译出身,就原来给领导当翻译的,现在领导退休了,他们当大使了,当外交官了。

他们的缺陷呢,就是缺乏革命经验,知识结构有问题,他外语非常好,能听懂别人的话,但是别人听不懂他的。

不是语言听不懂,就是你说的话,你的历史知识,你对外交技巧的掌握,你对国家政策的分析,法律的了解,各个方面,都欠缺。所以中国下一代的外交官,都处在你们当中,包括你们外国语大学,还有外交学院。

外语当然很重要,但这是最低要求,最起码的。如果真的想当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官,需要学历史、法律、国际关系。国家的大政方针确定下了,如何落实,如何执行,那就需要外交技巧,外交智慧了,这就是职业外交家责任了。

说到我们学者的责任,就是要对基础的东西,对历史,对法律,对国际政治,做好深入的研究,把我们的研究成果报给国家。这也是很重要的,学者研究,就要尊重学术规范,不能掉以轻心。我再给你举个例子,我们有一位南海问题专家写了一本书说:1952年日本出版的地图上,就将南海划给中国了,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字样,而且这个地图是日本外相推荐给全国的,证明这是官方的立场。

这个情况对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的说法很有说服力、很重要。

外交部发言人,各报纸上都这么讲,我们还要把这本书翻译成日文,好好教育一下日本人。翻译这本书的学者是我们周边研究团队的,他立刻给我写了封信,他说至少要将那个地图找出来啊,没有原地图怎么敢这么说呢。于是找来找去,找到1952年的那张地图,但在南海的地方没有标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字样。

他觉得很奇怪,这个东西无法造假,学者疏忽的可能性比较大,他分析有可能在别的地图上,所以他就翻来覆去,把所有有关南海的日本地图都找出来了,最后发现,在1957年的地图上,标着中华人民共和国,但是1957年的地图呢,他是1952年地图的改版,加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字样,中文,英文,但是这个已经不是1952年外相推荐的那张地图了,这里面是有很大差别的。

这就是我们学者的工作疏忽,没有认真地核对,核查原地图,这要是翻译成日文,传出去,中国可太丢人了,外交上会多么被动!日本人最善于抠细节,很精明。你本来以为抓住人家一个把柄,结果反而给人家送一条枪去。所以我的意思呢,作为一个学者,考虑问题都要非常细致,全面,以免因为我们自己的行为给国家利益带来损害。

好了,关于中朝关系就讲这些吧。关于朝鲜半岛问题,我是把我想了很长时间的一些想法说出来与大家交流,未必对。我是从历史的角度看问题,研究结果告诉我,朝鲜已经不是盟友了,而韩国已经化敌为友了。可能有些东西我也想回去给上面写个报告,听不听是他们的事,讲不讲是我们的责任。

反正我是特别着急,照这样下去,中国处理朝鲜半岛问题会越来越被动。如果我们定位定好了,大势看清楚了,敌我友分明白了,政策的制定就比较清楚了,至于制定那些具体的方针措施,我想中国人有的是方法。

比如萨德这个问题,闹到现在你怎么转换,双方都要找台阶下。咱们现在是把怨气撒到韩国头上,撒到韩国人民头上,撒到韩国公司头上,错了!你就应该说,这个错误的决定,都是朴槿惠干的,所以她的下台是应该的!

现在韩国总统大选,文在寅可能上台,他也可以把责任推给前任政府,可以这个事交给国会讨论,他退到后面,如果民主党控制了国会的多数,要是国会不通过,他也不得罪美国人。

无论如何,韩国人有韩国人的智慧,中国人有中国人的智慧。只要有准确的定位,分清敌友,至于执行这些方针政策的具体办法与措施,我想国家的职能部门会有很多考虑。总之,我们学者给中央提供的应该是有学术基础的、有战略性考虑的建议与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