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平简历 原国务院港澳办主任鲁平回忆香港回归历程(图)
记者:除了跟彭定康领导的港英当局作斗争之外,香港回归之路还受到哪些方面的压力?
鲁平:英国人在谈判时给了我们很大压力。
1982年撒切尔来访时会见邓小平,实际上是来施加压力的,她说:“‘三个条约’是国际条约,后政府应该继承前政府的条约。如果按照你们的办法来收回香港,会给香港造成灾难性打击。”
小平同志很不耐烦,不让她多讲:主权问题是没有谈判余地的。应该谈的是如何收回,如何平稳过渡,这个问题最多两年一定要解决。否则我们要重新考虑收回香港的时间和方式。换句话说,如果不能通过谈判解决问题,我们就提前通过武力解决。小平同志没有这样说,但撒切尔心里明白,闻听此言,神不守舍,后来在人民大会堂台阶上摔了一跤。
撒切尔走后,双方有五次非正式的磋商,由外交部一位副部长和他们的大使进行谈判,英国始终咬住“三个条约”有效,后来谈不下去了。眼看两年限期很快就到,英国人着急了,要求正式谈判。开始还是很不顺利,先是死抠“三个条约”,后来提出以“治权换主权”,还来了钟士元等三个说客来北京替英国人说话,又是“信心”等老调重弹。小平同志训了他们一顿,说他们代表的不是香港人,“代表的是你们三个人”。
第四轮谈判完了以后,英方故意放出空气说谈判破裂了,于是发生了1983年9月24日的“黑色星期六”事件,港币大跌,银行挤提,人们抢购日用品。这也是英方有意拿这个来压我们。我们分析后觉得不必惊慌,从1983年计起,香港还有14年在英国人手里,英国毕竟有大量利益在香港,香港不安宁,对他们不利。这个风波他们迟早会自己出手解决的,吓不倒我们。
后来果然不出所料,风潮很快就平定下来了。事实上,我们在第一轮谈判时,就把我们的方针政策摆在桌面,由于我们态度坚决,他们的种种花招不起作用,只能回到谈判桌上。经过了很多斗争。终于,1984年,小平同志定的两年期限到了,后来加班加点分组谈,终于在限期前完成了《中英联合声明》,受到香港人的普遍欢迎。
7 财政
建新机场要留家底
签订协议要首相来
记者:除了在主权等大是大非问题上斗智斗勇,香港顺利过渡还遇到了哪些障碍?
鲁平:1989年后又产生了一个新机场问题。
建设香港新机场,实际上是我们主动提出的,因为启德机场已经饱和,为了保持香港国际金融中心、贸易中心的地位,要及早考虑建设新机场。但1989年后,港英当局事先不和我们打招呼,突然提出要花1270亿港币建一个新机场。
我们的态度一直是不反对建新机场,但回归后能给香港剩下多少财政储备?对方回答:最多50亿港币。这简直是开玩笑!50亿港币财政储备怎么维持政府运转?
研究后,我们觉得这个问题先不吭声,倒看对方要不要找我们。
我们分析,对方必须向银行贷款,大部分还得在1997年后还,当时特区政府还没成立,必须由中央政府代特区政府担保。得不到中央政府的支持,这个钱就借不到!
果然,汇丰等银行来找我们,我说我们对新机场不了解,无法承诺,把他们都打发回去了。后来整个计划都搁置下来。但他们之前已经说得天花乱坠了,没办法,还是找我们来了。
后来英国外交大臣赫德亲自来京找我谈,没结果。我说一定要保证将来特区政府的财政储备。僵持了很久,最后,英方骑虎难下,首相梅杰只能亲自插手,派政治顾问柯利达秘密来到北京。中央指定由我和他谈,我们在钓鱼台关起门来谈了一天,讨价还价,挤牙膏似的,他说250亿,到顶了。我算了一下,我们替香港特区政府保管的土地基金,到时约可累积到七八百亿元,加起来届时特区政府可有1000来亿的财政储备,也勉强可以过日子了。
我报请中央同意后,准备草签备忘录时有一条:两国政府首脑在北京签署才生效,柯利达不干,说梅杰首相不可能到北京来,我说你们原来说过的,为何不算数?他拍桌子说没说过!气势汹汹。我也火了,也站了起来:“柯利达先生,你还想不想谈?不想的话请你马上回去!”看我态度坚决,他马上坐下来表示要继续谈。当时我知道他有他的难处,但也不想空手而归。
我们为什么坚持这一点?1989年后,西方国家封锁我们,一个领导人都不来,我们要打破这个僵局。备忘录不仅是解决香港机场问题,也要解决国际封锁的问题。
柯利达提出可否折中一下,在第三国签?我说不行,没道理。他说,首相不在伦敦,找不到。我说你想办法打电话找吧,总有办法。他出去了,过了一会,回来说:“首相同意了。”
8 信心
可以开间保险公司
负责担保政治风险
记者:在香港回归10周年的时候,在您看来,如何正确理解“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
鲁平:小平同志讲的“一国两制”,首先是“一国”,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国”,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允许有一块地方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如果没有强大的社会主义中国,资本主义的香港就不可能存在。
所以“一国”是前提。“两制”是指香港的资本主义制度50年不变,,国家的社会主义制度也不能变,也就是“两个不变”。我们不会企图去改变香港的资本主义制度,别人也不要企图来改变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江泽民同志所讲的“河水不犯井水,井水不犯河水”,就是这个道理。
香港有些人受了英国的影响,主张不要和我们靠得太近,要和内地有个“隔离带”,一讲“背靠大陆”,就敏感起来。香港有今天的繁荣,说实在话,主要是它具有“背靠大陆、面向世界”这个有利条件。没有大陆,根本没有这个局面。
记者:香港回归前,部分香港人出现了信心问题;国际社会也存在误解,《财富》杂志还做了一个专题,叫做“香港已死”。当时您针对香港人和国际社会的信心问题,提了一个设想:在瑞士设立保险公司,假如回归后有人因为政治原因而遭遇损失的,给予赔偿。10年过去了,您认为香港人还存在有所谓的信心问题吗?
鲁平:敢于提这个保险的设想,说明我们有信心。我们保的是政治风险。如果1997年后由于政治原因导致投保人受到损失,我们一概照赔。因为我们有信心决不会发生这样的事,真成立的话,我们百分百赚钱!但香港人的确有个信心问题。他们不了解我们国家的现状,这可以理解,我们国家过去的确也折腾了很多年;另有一个担心,很多香港人说:对中央完全信任,但中央的政策真的可以贯彻下去吗?
为此我们做了大量工作。为了解决香港人的信心问题,预委会、筹备会吸收了不少香港人参加。我们还聘请了一大批港事顾问、区事顾问,通过他们团结了广大的香港人,使他们认识到:“一国两制”不是口头说的,那是国策,是不会变的。
我们推动香港人成立了“一国两制”研究中心,帮助香港人了解我们的政策。另外一个,《财富》杂志以“香港已死”作为封面专题,我们看后觉得,不但得对香港人做工作,在国际上也得做。成立“香港明天更好”基金,就是针对这专题的。
我们和香港朋友一起去欧美、东南亚各国,见了很多国家领导人,向他们阐述我们对香港的政策。有次和美国负责亚洲事务的议员座谈,说我们的高度自治政策包括财政收入不上交,对方听了很吃惊,其实这在《基本法》中早就公布了!说明外人对我们的政策不了解。
信心问题始终会解决的。我们是真心诚意地要保持香港的繁荣稳定。另外,我国越来越强大,对香港人的信心才是一个最大的保证。信心问题当然现在还有,但比1997年就大不一样了,香港人也看到了这一点,小平同志讲:我们国家强大了,香港人的信心问题自然就解决了。
现在基本也没人反对《基本法》了,我想现在也很少有香港人会担心香港会变成社会主义了。
-记者手记
历尽风浪方显宁静
鲁平笑言“历史简单”
眼前的鲁平,身材高大,神态安详,目光平静如水。这是一位经历了太多惊涛骇浪的八十老人,波澜去后,他因此愈加宁静和广阔。鲁平说自己身体状况挺好。退下来的时候70岁,别的球打不动了,打打高尔夫,走走路。现在还是很关心香港,天天上网,看香港报纸,每天至少四个小时。虽然没有一张股票,但鲁平每天下午4点半一定要上网看恒生指数。“这是香港经济的晴雨表啊。”
“我的历史很简单。”鲁平对记者说,学校毕业后,鲁平的第一份工作是替宋庆龄工作,宋庆龄在上海有个中国福利基金会,创办了《中国建设》杂志。创刊时候他就加入了。一直到“文革”被打成“三反分子”、“走资派”。办这个刊物,是周总理给的任务,很多外国人没有渠道了解新中国的建设,所以要办一份民间性质的刊物,宋庆龄在海外有很高的威信。
周总理要求不要唱高调,宣传新中国的成就,拿事实说话。《中国建设》是唯一能进入美国市场的刊物。
但上世纪60年代后就不行了,当时以“阶级斗争为纲”,鲁平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如何对外宣传毛泽东思想?》说:宣传毛泽东思想要内外有别,我们的读者对象是西方的中间读者,要使这些读者能接受就不能简单化、庸俗化。
比如说庄则栋打赢了,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输了呢?难道就是毛泽东思想不灵了?我们介绍新中国各方面的成就,就是宣传毛泽东思想,因为大家都知道中国是共产党、毛泽东领导的。因为这些言论和其他原因,“文革”一来,罪状也来了:鲁平是最早被打倒的“走资派”之一。
1978年港澳办成立,老上司廖承志把鲁平找去,一直干到1997年。退下来后,上海方面要鲁平“回娘家去”,现在的鲁平是中国福利会的副主席,主席是胡启立。此外,还是上海宋庆龄基金会的主席,原来的主席是汪道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