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基博和钱钟书 钱基博、钱钟书、杨绛

钱基博(1887-1958)是近代卓有成就的学者、古文家、文体学家、教育家。华中师大校长、历史学家章开沅在1958年致悼词说:“由于‘左’的影响,钱老的学问在他的晚年并没有受到应有的尊重,更谈不上充分发挥其作用。”

钱穆晚年回忆,他平生所见“治学最勤、用力最劬”的学者,就是钱基博。清末状元兼实业家张謇,对晚生34年的钱基博的评价是:“大江以北,未见其伦。”

钱志仁先生告诉记者,钱基博这一支的祖先初到无锡时定居在堠山一带(今锡山区查桥),后迁到城里。钱基博的父亲经营“永盛典铺”,到钱基博当家时,宅第正厅高悬含有家训的“绳武堂”匾。

这是一个儒学世家。钱基博5岁时,教他的是长兄“子兰先生”,到了10岁,换成伯父仲眉公教授策论。渐渐,“对于群经、诸子、古史地学、古典文学理论,无不淹通”。

钱基博是个保守的儒生,他成年后教过小学、中学、大学,不顾时代潮流,一律古文。钱钟书从新式学堂放学回来,要跟着父亲念古文。他后来在《围城》里露了一手,方鸿渐跟父亲方遯翁来往几封信是用文言文写的,词藻富丽,古奥典雅。

钱基博当时交往的师友,是唐文治、梁启超、章士钊、章太炎、钱穆、顾颉刚等人。在军阀混战的20年代,钱基博写出了《现代中国文学史》,1933年正式出版后,三版售罄,1936年又出了增订版。

据弟子吴忠匡说,钱基博藏书非常丰富,仅中国古兵法一类,便收有七八十种。他的书生气可由捐书之举得见:“1949年以来,我国的国际地位日隆,先生常喜形于色,因董理生平笔耕舌耨之所积累,举以赠之华中师院(钱基博最后12年在武汉度过),计所藏书二百余箱,五万余册,捐赠师院图书馆;诸古龟甲铜玉陶瓷、历代货币、书画墨迹等自商周三代历汉唐宋元以迄明清之文物大小二百余件,移赠该院历史系。

又所藏碑帖字画一千余件,则赠与其乡里之苏南文物管理委员会;方志一千余种,赠与江苏泰伯文献馆。”

1957年,钱基博对党披肝沥胆,忠直进言,横遭批判。章开沅说:“他虽然确实是死于不治之症,但至少在离开人世前的心情是痛苦抑郁的。”尤其令人痛心的是,钱基博一生五百多册《日记》,被“跳踉叫嚣,如中风疾走”的无知少年付之一炬。

由此,我们似可理解钱钟书晚年的静默和恬淡。

因伯父中年无子,钱钟书自幼在伯父跟前长大,颇受宽容昵爱。少年钱钟书“全没正经”,专爱“胡说乱道”,一点没有他母亲的“沉默寡言、严肃谨慎”,以及他父亲的“一本正经”。1920年伯父去世后,11岁的钱钟书的教育就全由他父亲来承担。“他父亲因钟书爱胡说乱道,为他改字‘默存’,叫他少说话的意思。”杨绛说。

1932年,钱钟书在清华园得识无锡名门才媛杨季康(绛)。当时,钱钟书在清华园名气很大,杨绛初见,发现此人“穿一件青布大褂,一双毛布底鞋,戴一副老式大眼镜”,一点也不像想象中的那样“翩翩”。二人互慕已久,开始恋爱。

后来,杨绛给钱钟书的一封信,被钱基博接到后拆开看了。信中写道:“现在吾两人快乐无用,须两家父母、兄弟皆大欢喜,吾两人之快乐乃彻始彻终不受障碍。”读到此处,老先生“得意非凡”,直说,“此真聪明人语!”

1933年,钱钟书与杨绛举办了订婚典礼。二人后来同赴牛津大学求学,回国后钱钟书任教清华(当时是西南联大)。

1953年院系调整,清华改为工科大学。钱钟书摆脱教务,在文学研究所工作,实际做的是《毛泽东选集》英译本的定稿工作。那篇著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经由他出类拔萃的英译被介绍到西方。

1969年11月,钱钟书作为“先遣队员”被发往河南省罗山县“五七干校”,一度担任信件收发工作。这一年6月,女婿王得一被逼自杀。7月,杨绛也来到干校,后来写成《干校六记》、《洗澡》。

1975年前后,海外误传钱钟书去世了,港台、日本等地发起一连串悼念活动。1977年前后误传澄清,钱钟书本人与其杰作《管锥编》的初稿一同“问世”。

1998年12月19日,88岁的钱钟书在北京逝世。第二天新华社播出的新闻通稿中,出现“永垂不朽”字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