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满堂：我们绝不能糟蹋历史

作为国内首屈一指的金牌编剧，高满堂至今编剧600余(部)集，将于2017年1月1日作为开年大戏登陆北京、江苏卫视的《最后一张签证》是他首涉二战题材的一次创作。该剧讲述了中国驻奥地利外交官无私帮助犹太人逃亡的真实历史故事。

很多人说国剧创新乏力，但高满堂却每每满载而归。接受北京青年报记者采访时，他再次强调了自己亲自采访、采撷一手资料的创作方式。“每写一部戏，我都要去一线进行深入采访。作品要上去，作家要下去。”

这次为了更好地了解二战的历史，高满堂先后三次远赴布拉格，亲自探访犹太人生活过的地方，比如集中营、大使馆、犹太人纪念馆、博物馆等，目的就是进行实地采访，了解当地生活。“电脑上的资料是没有感情的，只是方块铅字，看到犹太人成千上万的公墓、十字架，看到远处黑白门的监狱、集中营以及当年焚烧用的大烟囱才能真正感受那份寂静。当我踏上那片土地，我觉得我的每根汗毛都能立起来，那种感觉特别恐怖，这是看资料所感受不到的。我就是到了那里才提炼出这部剧的一句话：我无限崇拜生命。”

谈创作

我绝不能写得狗血，糟蹋了这个历史事件

不论是传递中国文化的《大河儿女》还是聚焦农村生活的《老农民》，抑或是展现山东人背井离乡的《闯关东》，悉数高满堂以往的诸多经典作品，不难看出，他尤其喜欢重大历史题材，而《最后一张签证》同样也取材于重大历史事件，他对此表示：“我的创作基本会选择有重大影响的历史事件，比如《闯关东》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人口大迁移，《温州一家人》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通过做生意走向国际化，而《最后一张签证》则取材于78年前的二战。”

谈及为何聚焦二战欧洲战场时，高满堂不仅感慨万千，还深表遗憾：“这是一段真实的历史故事，78年前中国领事馆向4800个犹太人发放了签证，牵系着千万个家庭。欧洲很多文化学者和上年纪的人都了解这段历史，并评价我们中国人有情有义，但是知道这段历史的中国人却很少，这让我感到特别遗憾。所以我要将这段尘封已久的历史故事还原出来，让大家知道中国人的伟大，也要让中国文化真正走向国际。”

除了沉甸甸的历史厚重感，《最后一张签证》在剧情上也颇具传奇性，高满堂对此解释称：“有人会说传奇性就是狗血，比如外交官打入敌人内部窃取机密等桥段，实际上这都是娱乐化的表达。民国时期的外交官是有纪律的，绝不能胡来，每走一步都要很慎重，否则很有可能被驱逐，造成国际影响。所以我在创作的时候就必须拿捏好分寸，千万不能写得很狗血，把一个历史事件给糟蹋了。”

谈合作

国际化剧组演员心意相通不用翻译

《最后一张签证》是中捷合作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影视作品，在投入上超过《碟中谍1》、《007皇家赌场》在捷克的投资，成为捷克电视剧史上投资最高的影视剧。捷克政府也是全力配合影片拍摄，除了封闭街道，还封闭火车站支持拍摄。当地很多犹太组织自发免费参与拍摄，只为还原最真实的历史。作为编剧的高满堂在回忆起这部国际化的大片时更是心潮澎湃：“《最后一张签证》是完全国际化的，其中包括一万多名来自波兰、奥地利、捷克、英国等地的群众演员，以及各个制作部门的国际化合作。”而让高满堂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布拉格电影制片厂的老枪械师：“他已经八十多岁了，我们拍摄过程中使用的每一支枪，都是他一支一支擦好的。我当时跟他说想拍这个的时候，我发现他的眼里含着泪水，因为他的祖父就在集中营中失去了生命。”

国际化的合作为《最后一张签证》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但语言沟通障碍也让整个剧组充满挑战：“我们大概请了35个翻译跟组拍摄，现场就有14个。我们当初觉得捷克人的英语没有什么问题，但后来才发现演员们都只能使用捷克语进行表演，这让我们的沟通十分困难。不过好在演员之间心灵相通，没有语言还可以靠眼神、肢体语言进行沟通，才让拍摄顺利进行。”

谈行业

收视造假就像国足黑哨 IP互撕就像疯狗打架

作为国内首屈一指的金牌编剧，对当下影视行业“IP盛行”、“小鲜肉满屏”、“收视为王”、“韩流风靡”等现象同样有着自己的看法。面对IP改编的争议，高满堂表示：“撕来撕去，就像两条疯狗一样，毫无意义，没有骨头也没有肉，不必要撕，都在苟延残喘罢了。”面对高额的片酬，高满堂则吐槽：“一部剧投资1个亿，小鲜肉占5000万，更高的占7000万，剩下3000万包括导演、制作等各项费用，我想这部剧的拍片质量真是不敢恭维。”而在高满堂看来，改变现状的方式除了靠行政命令，更重要的还需要市场调节，当观众、电视台对“小鲜肉”的热度降下来，片酬也就顺应恢复正常状态；而面对收视造假等状况的发生，高满堂则使用了一个很贴切的比喻：“这潭水不干净，年年喊打，却年年没打着，就像当年中国足球的黑哨一样，如果能从副主席到教练员再到裁判员都治理一下，我相信解决收视造假的问题，就不会遥远了。”

在采访过程中，高满堂用“娱乐至死”四个字来形容当下的影视剧行业，他对此补充道：“观众认识鹿晗、李易峰，却不了解历史。现在市场上有不少历史剧、抗战剧，但为了迎合年轻人的喜好，随意扭曲历史事件，我对此真的很气愤。我们最起码应该尊重历史，秉持正确的艺术追求，能给后人留下一些真实的、珍贵的、有教育意义的作品。而这也是我创作《最后一张签证》这部剧最主要的目的。”

面对当下“小鲜肉”盛行的市场趋势，高满堂在挑选演员时却独树一帜：“在选角上面，我也纠结了很久。很多人都建议我使用小鲜肉级别的演员，但我可受不了女里女气的小鲜肉，我一定得选有实力的演员，比如王雷和汉斯。”

不仅如此，高满堂还希望“中国文化走出去”再也不是一句空口号，而是实实在在的作品，实实在在的现实主义，“我不想讨好年轻人，但我真的想让年轻人能很艺术、很享受地知道《最后一张签证》的历史，然后非常珍爱并收藏这段历史。”

文/本报记者 杨文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