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火辉的父亲 易中天的纪念父亲的文章:我的父亲易庭源

我的父亲易庭源发表于 2012-0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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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次推荐 字体:大 小一 中共党员易庭源 我的父亲易庭源,是中共党员。两个弟弟和一个弟媳妇,也是。母亲,民盟;太太,民革。我自己,经省委统战部认定,算“无党派人士”。还有一个弟媳妇,也没有党派。总之我们家,共产党员最多,占绝对优势,是主流。

其他方面,也都齐全,是典型的“和谐社会”。党内党外,也“肝胆相照,荣辱与共”,而且“长期共存”,但不“互相监督”。哈,我们是“互不监督”!我们三兄弟,一个在高校,一个在央企,一个在政府,一岸三地,各自谋生。

母亲在世时,老爷子“抓大放小”;母亲去世后,则“无为而治”。其实,他老人家想管也管不了,何况根本就不想管。 易庭源同志党性很强,对组织忠心耿耿。组织上对他也很公道,多次给他评优。

建党九十周年之际,又评为优秀党员。要让我说,他当之无愧。至少,克己奉公,以身作则,吃苦在前,享乐在后,这些共产党员应该有的优秀品质,他老人家都有。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工会组织看电影。

发给我们家的票,每回都是最差的,不是在最后面,就是在最边边。天长日久,老是这样,母亲就有意见。父亲却呵呵一笑,说坐在哪儿不是看?又不会看坏眼睛。母亲也就没了脾气。不过这事我有想法。我现在有时会斜着眼睛看人,没准就是那时落下的毛病。

还有一件事也记忆犹新。“文革”期间,单位撤销。我们全家被扫地出门,下放到农村。不过,下放干部是带工资的,不跟社员一样拿工分。也许是组织上信任吧,发工资的任务,就交给了我父亲。

我们家,从来是母亲管财政,父亲哪里会算账?上级又规定,这事要对农民保密。这下子麻烦了。父亲只好半夜三更躲在床上,放下蚊帐,点起油灯,通宵达旦地分钱,像个“地下党”,比余则成还紧张。后来说起这事,母亲都咯咯咯咯直乐。

这两件,都发生在入党前。看来,那时他虽然组织上没入党,思想上早就入党了。入党以后怎么样呢?抱歉,我这个“无党派人士”可不得与闻。直到清理父亲遗物,才发现了2002年8月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湖北省委书记俞正声的一封亲笔信。

根据这封信的内容,可以推测父亲曾给俞书记写信,谈下岗工人的安置问题,并提出了解决方案。俞书记则回信介绍了实际情况,并感谢他“关心全省的工作”。这大约可以算是中共党员易庭源忧国忧民之一例。

另一件遗物,是父亲留下的一叠纸。第一页写了一个标题:“一,做一点有益人类的工作”。标题下面只有一句话:“每个人,活一天,就应做一点点,有益人类社会发展的工作。

”另一叠纸上,写了“二,行善”这个标题。看来是在起草一个什么文件,或者是要总结自己的一生,或者是要为子孙留下遗训。父亲去世,是因为心脏突然停止跳动,无疾而终,并无遗嘱。他老人家写的这几句话,恐怕应视为最后的遗言。

二 会计学家易庭源 我们家,说起来也算是“书香门第”。祖父易思麟老先生,毕业于湖南法政学堂,担任过中华民国湖南道县代理县长等职。终因不能适应官场倾轧,或被“黄四郎”之流排挤,在不惑之年挂冠而去,回乡赋闲,自修医术,治病救人。

所谓“不为良相,则为良医”,大约就是这个意思。大伯父易仁荄先生,1935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历史系,跟夏鼐、吴晗、翦伯赞是同学。毕业后,在大学和中学任教数十年,培养了大批学生,可谓桃李满天下。

这样家庭的子第,读书一般都不会很差。1940年,父亲考上了厦门大学中文系。但因正值抗战时期,烽火连天,路上既不安全,家里也掏不起路费,只好改上当时设在湖南所里(今湖南吉首)的国立商学院。

从此,他的一生,便都献给了会计学。 不过,父亲在会计学界,似乎是个“异类”。反叛从大学一年级就开始了。起因,则是不满老师要求的死记硬背,进而怀疑那会计学原理根本就不对。你那原理如果是对的,为什么不能通晓明白地讲得学生心服口服,硬要强按牛头喝水呢?这就肯定有问题。

有问题,就要找出路。于是,从大二到大三,父亲把图书馆里所有的文献资料,都读完了。最后,在德国会计学家巴比、莱脑、韦勃,日本会计学家太田哲三那里,得到了启示。

这就是要以“动态论”来反对、批判和替代“平衡论”。这是1944年,他大学四年级的事。1949年,著名学者李达任湖南大学校长,在全校宣讲辩证唯物主义,父亲又大受启发,遂刻苦攻读马恩。

经过三年努力,终于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唯物辩证法的基础上,创立了自己的学说资金运动会计理论。这是1951年的事。当时,父亲32岁,大学毕业七年,任湖南大学助教。 这理论,我当然看不懂,也讲不清,而且不解。

他老人家,是把会计称为“科学”的。会计,明明是技术,怎么是科学呢?顶多说会计学是科学。 父亲生前,我曾拿这事问他,他默然不语。直到守灵那天晚上,我挑灯夜读《资金运动会计理论》一书,才恍然大悟。

原来,一旦把会计定位为“技术”,则无论会计师,还是会计员,便都成了“账房先生”。这让父亲极为不满。在他看来,会计应该是“诸葛亮”。至少,会计师得是。最好是“丞相诸葛亮”,起码也得是“军师诸葛亮”。

一个真正的会计师,应该对企业的生产流程,从事前、事中到事后,都进行全方位的监控。唯其如此,才能真正造福于人类,也才能避免投机取巧、强取豪夺、发横财。这就非把会计变成科学不可。 父亲的思想,其实是超越了会计学啊!

这个想法,也许很早就有了吧?1947年,父亲住在岳麓书院东边的静一斋,撰写《新动态论》,曾自书一联云: 道统寄名山,使我悠然神往; 文章馨陋室,其人乐以忘忧。 也就在这一年,我来到了人世。

三 一介书生易庭源 从国立商学院毕业后,父亲便走上了讲台。起先在湖南大学。1953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又调到中南财经学院,直至退休。数十年教学生涯,亲炙弟子不知凡几。但所有学生的点名册或成绩单,他老人家都珍藏起来。

如有老学生来看望,父亲便会翻出这些泛黄的纸头,大家共同感慨一番。师生关系之好,可见一斑。 其实,老一辈的学人,是很讲究“为人处世”的。同事之间,当然也有矛盾,有摩擦,甚至有冲突。

但,至少到“文革”前,大家面子上还是客客气气,行礼如仪。父亲的同事,无论年龄大小,我们都一律叫“伯伯”。同事家的孩子,哪怕他们的父亲年纪更大,也管我父亲叫“易伯伯”。至于父亲的学生,我们得叫“叔叔”。

因为依照老规矩,学界同仁,无论年长年少,一律称“兄”。弟,是叫学生的。学生称“大弟”,同事称“仁兄”,这是礼数。否则,就是“不懂规矩,没有教养”,也不配称为“读书人”。至于父亲的老师,我们叫“太老师”。

但太老师不会管我们叫“孙子”,而是叫“贤侄”。这也是礼数。这个礼数,现在的年轻人可是真不懂。 父亲的老师,是刘炳炎老先生。两人虽然是师生关系,却“道不同,不相与谋”。老先生主张“平衡论”,我父亲主张“运动论”。

而且,还公开宣布: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老先生也由他去。不过,尽管两人的学术观点针锋相对,但每到逢年过节,父亲必定带了我这长子,去看望老人家,恭执弟子礼。更不可思议的是,“文革”中,我从新疆回来探亲,没钱买返程票。

下放在农村的父亲,竟然写信向太老师借钱。我拿着信去见太老师,老先生不但如数借出,还设家宴款待。这事在今天听来,简直就是“天方夜谭”。 这,其实就是所谓“书生本色”了。在他们心目中,绝对有比金钱更重要的东西,这就是学问与真理,以及人情与道义。

所以,父亲虽一介书生,无权无势,且一生清贫,身无长物,却一直都在资助贫困学生。这也正是2008年,我们要把奉献给他的十万元寿金捐给学校,设立“易庭源奖学金”的初衷。

四 良师慈父易庭源 几乎所有的学生都认为,我父亲是好老师。有一件事情我是记忆犹新的。为了便于学生理解“资金运动会计理论”,父亲曾亲手做了一个教学模型:在一个木架上,安装若干小纸盒,标上账户名称。

纸盒之间,用玻璃管连接。当小圆珠从一个纸盒滚到另一个纸盒时,就表示资金的运动。这个教学模型,我是亲眼看见父亲做的。那时我九岁多,所以还记得。 其实,父亲也是好父亲。 上个世纪四十年代末期,通货膨胀,物价飞涨。

父亲一点微薄的薪水,已经无法养家糊口,便业余做点小买卖,卖煤油灯。家里空间小,煤油灯摆了一地。我那时才一两岁,调皮捣蛋,上蹿下跳,结果一头摔在煤油灯上。后来母亲告诉我,当时父亲二话不说,抱起我就送医院。

为了抄近路,来不及穿鞋的父亲,光着脚在铁路上跑,两只脚全都磨破了。父亲却一声不吭,直到我伤口处理完毕,又把我抱回家。 这样的故事,我们三兄弟每人都能讲出很多。在父亲和母亲的关爱呵护下,我们长大成人,羽翼丰满,各奔东西。

但无论是实现理想,还是外出谋生,父亲和母亲都尊重我们自己的选择。1965年高中毕业,我“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唱着红歌进新疆。父母亲虽然舍不得,却没有说半句反对的话,只是默默为我收拾行李,然后千叮咛万嘱咐:到了兵团,好好干,多写信。

现在回忆起来,父母亲慈爱的眼光,何曾片刻离开他们的儿子,只不过从不溢于言表而已。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家里没有电话,更没有手机。

有一次,因有急事要通知,父亲竟然坐公交车到武大去找我。碰巧我有事外出,父亲便在宿舍门口的台阶上,坐等了三个小时。这同样是讲不完的故事。实际上,就连父母亲自己,也记不住他们给了子孙多少爱。

但儿孙的些许回报,他们都记得清清楚楚。我女儿九岁时,用她所得的第一笔稿费,给爷爷买了一个放大镜。这个放大镜,父亲一直在使用。他常说:我有三个好儿子,三个好儿媳,三个好孙子。我是“九好老人”。再加上重外孙女,真是十全十美,一生无憾!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这是人生的两大无奈。现在,父亲已经飘然回到先走一步的母亲身边。那里,应该是一个没有纷争也没有烦恼的清凉世界。我们迟早也会到那里去,但此刻,则仍将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在人世,以期不辜负他们的深情和厚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