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学谦夫人毕玲:为了地下工作 党命令我烫发
核心提示:毕玲:一直到烫头发不烫的问题,领导上命令我烫头发,我不想烫。为什么?因为要社会化、合法化,知道你这个人在群众里面是一样的,而不是说特别艰苦朴素,要看这个人怎么跟我们不一样。尤其教会大学里的女学生都烫头发,就我一个人不烫头发。结果到大二的时候,组织上就命令我烫头发,叫我穿皮鞋,不要穿布鞋。我以为我是无产阶级了,我应该艰苦朴素,小青年想法很简单,其实那时候才20岁嘛。
凤凰卫视2009年12月5日《中国记忆》以下为文字实录:
解说:1949年5月中旬,中共的部队迫近上海近郊,隆隆的炮声即使在市区也清晰可辨,尽管国民党方面调动了20万军队固守上海,但是似乎每个人都清楚,上海落入共产党的手中只是早晚的问题。
毕玲:解放的时候,郊区打得很厉害啊,但是我们(市区)没有开炮,为什么呢?不要损伤城市里的建筑,城市里的工厂、学校,各种建筑。那时候国民党只想突破我们的包围,到海边去逃走,这个恋战心一点也没有了。
解说:到了5月25日陈毅、粟裕统帅的解放军三野,已经占领了上海苏州河以南地区。那一天凌晨5点,毕玲接到了吴学谦打来的电话。
毕玲:到解放那天,老吴,我的老头,我的领导,打电话说,你们苏州河以南已经全解放了,电话公司也解放了,你们可以组织迎接解放军了。我说你呢,说我在苏州河以北,还正在打,也快了。那是25号,我兴奋的那个时候是五点钟,凌晨。
我们说天亮了,天要亮了,我就跑出去找我领导的分区委,我是地区委员会,下面有校区委、行政区。到那里已经靠近苏州河听到炮声,而且看到好多国民党逃兵,我都不害怕。六十年解放,六十年,有过风雨也有过阳光。
改革开放以后,我当然更加开心,但是什么开心也比不上那天,上海解放,天亮了。因为我们艰苦奋斗11年,在这个地下工作当中,各种各样力量的积累,能量的增长,艰苦奋斗冒着危险,终于有一天可以唱解放军的天是明朗的天,扭秧歌。
陈晓楠: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毕玲的家乡宁波受到日军飞机的轰炸,17岁的她也跟随着家人开始经历颠沛流离的生活。"八一三"事变之后,他们一家辗转来到了上海,毕玲是家里最小的女儿,备受家里的宠爱,不过初到上海的毕玲,还是感到非常苦闷。
毕玲:因为从一个小城市里,突然进到大城市,歌舞升平,一点没有抗日的气氛,而且那些看不惯的那种舞女啊、妓女啊,就是觉得这个地方不是我们学生待的地方。
解说:一个偶然的机会,毕玲在一位同学带领下,参加了上海学生抗日救亡协会的一个秘密会议。毕玲当时并不知道,这个组织其实正是中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
毕玲:到了以后呢,他们说,我们要念一本小册子,请大家仔细听。我是宁波人,听得懂上海话,就讲了,越听越好听,越听越好听,这本书叫什么?就叫《论持久战》。因为我对国民党南京政府逃到四川去不满意,打仗越来越往后退。卢沟桥稍微打一次胜仗,马上就高兴得不得了,以为好像很容易可以把日本鬼子打下去,对战争不了解,对政治不了解,对党派不了解。
所以听了《论持久战》三个阶段,我觉得太对了,毛主席理论,我不知道有毛主席,就问这个人是谁,我说写这个书的人,他们说毛泽东,毛泽东是谁啊,他们说共产党的主席。共产党主席那么聪明,这本书写的那么好,寄一本给蒋委员长。因为我认为蒋介石也是抗日的了,应该让他知道应该怎么抗日,三个阶段。他们就非常惊讶,以为我是什么国民党派去的特务了。
解说:毕玲回忆说,当年17岁的她还是一个天真纯洁的孩子,随着时间的推移,她和地下党组织的联系日益紧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