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建星近况 张建星:当官做新闻都应三贴近

2018-0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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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简介:2008年4月,他受命担任中共天津市河东区区委书记,由资深媒体人成为主政一方的"父母官".2009年8月,<传媒>创刊10周年之际,记者对这位曾纵横驰骋传媒界,有着记者.总编辑.作家.官员.教授.博士生导师等多重身份的风云人物和传媒智者,进行了独家专访,聆听他从报业集团老总到"父母官"转型后未曾透露的心迹.记者:2008年4月,您从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报业集团的社长.总编辑,传媒业的领军人物到天津市河东区担任区委书记,比较一下您现在的工作和以前在报社的工作

2008年4月,他受命担任中共天津市河东区区委书记,由资深媒体人成为主政一方的“父母官”。

2009年8月,《传媒》创刊10周年之际,记者对这位曾纵横驰骋传媒界,有着记者、总编辑、作家、官员、教授、博士生导师等多重身份的风云人物和传媒智者,进行了独家专访,聆听他从报业集团老总到“父母官”转型后未曾透露的心迹。

记者:2008年4月,您从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报业集团的社长、总编辑,传媒业的领军人物到天津市河东区担任区委书记,比较一下您现在的工作和以前在报社的工作有什么不同?

张建星:转岗之前,我在传媒业做了25年,从党报集团一把手调到区委书记这个岗位是我人生的一个重大转折。从政与做媒体是完全不同的两种工作。媒体是一种传播,而主政一个地区实实在在地说是一种执政。首先从组织架构上来看,一个地区是一级政府,区委、人大、政府、政协、纪检、公检法、工青妇等,它是一个地区运行的庞大组织结构;而报业集团就比较单纯,主要是社委会,人数较少,工作单一。

其次,从工作性质来看,也是完全不同的。

一个地区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维护稳定。这个非常重要,这个是你作为书记主政一方必须承担的政治责任和社会责任。而在报社做媒体管理工作,主要进行战略规划、宏观管理,起到“把关人”的作用,这是完全不同的两个舞台。

第三,从工作量来看,我现在的工作量是以前在报社工作量的10倍以上,可以说空间占满,时间占满。在这个岗位上,直接抓的是经济、民生、发展、稳定,全是实打实、硬碰硬的,这对一个人的品质、能力和毅力都是一次磨练和考验。而在报业集团,即使是社长、总编辑、党委书记、董事长一肩挑,也没这么大的工作量。

记者:那么您对现在的工作有着怎样不一样的感觉?体会最深的是什么?

张建星:我从报业集团到这里后,体会最深的就是小平同志讲的“发展是硬道理”,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发展非常重要,在父母官这个位置上我才真切地体会到发展很难,执政很难。而在报社,我们的记者总是摆出一副替天行道的架势,总想去做批评报道,发挥媒体的舆论监督作用。

但实际情况并不这么简单,矛盾复杂,互为因果,许多急难险重之事不是一个报道能解决的。从发展和民生的角度看,稳定确实是压倒一切的。可以说,做记者、总编辑需要新闻理想主义和激情十足,做政府官员需要冷静和理性思维更多一些。

今天4月1号是我从天津日报报业集团出来一周年。报社请我开了个座谈会,我和我的编辑、记者主要谈了两点体会:一是执政确实不容易,这一点做记者是感觉不到的。你总觉得很多事应该怎么样,实际上不是那么回事;第二个更深的体会是,在现在的岗位上非常直接地面对这个社会,更直接地面对大批的老百姓,特别是面对很多生活困难的老百姓,就是我们常说的“弱势群体”,这在报业集团是根本没有的。

从现在的岗位再看我们的编辑者,我个人感觉,的确有点“贵族化”倾向,记者采访面对的多是企业家、政府官员,连知识分子都很少采访。

真正生活在底层的老百姓记者了解得少、接触得少、报道得少,新闻报道贵族化倾向很严重。到区里工作,我经常深入基层百姓中。说实话,困难群众、弱势群体,百姓之艰、民生之难,不止一次让我心灵震撼而热泪盈眶,这种体会是我在报业集团从来没有过的。让我深深体会到加快发展,保持稳定对老百姓有多么重要。

记者:谈到现在新闻呈现贵族化趋势,以您近一年半与底层群众的接触和曾经的报业集团老总的经历,您对媒体有着怎样的建议?

张建星:建议其实就是胡锦涛总书记所提出的“三贴近”: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只是做媒体时和当区委书记后对“三贴近”的理解程度不一样。我的体会是,作为一个新时期的记者,“三贴近”十分重要。不贴近实际,就不可能准确把握时代背景、改革进程、社会脉动和主旋律,你就不知道发展有多重要,就不会深刻理解为什么发展是硬道理,为什么必须坚持科学发展,贴近生活、贴近群众。

我们的媒体为什么很多受众不喜欢,不是群众离媒体太远,而是媒体离群众太远,离生活太远,离实际太远,离操作太远。

媒体总是强调影响力,但连受众都影响不了,连传播过程都不能完成,影响力何在?宣传效果何在?传媒使命如何完成?因此媒体要真正实现“三贴近”,就要体察民情,关注民生,真正深入下去,了解发展之艰、百姓之难,才能真正唱响主旋律,打好主动仗。

从政也一样,只有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才能保证你的政策措施顺民情合民意得民心,也才能保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始终朝向正确的方向。

在这点上做媒体和从政是相同的。有了从政的这种经历和体会,假如让我再回到宣传系统,我想我会比以前干得更好。我觉得,至少我们的名编名记都应该到基层挂职锻炼,多体验与底层群众打交道的生活,多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这样才能真正做好新时期的宣传工作。

记者:从媒体到从政,工作量增大,压力增大,这一年多以来您对现在的工作适应吗?

张建星:说实话,刚调来时大家对一个文化人来主持一个地方的工作有点怀疑,我也因为工作跨度太大而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但经过一年半的全情投入,我已完全适应了并真正热爱了现在的工作。我这个区有80万老百姓,吃低保的很多,发展的压力很大,稳定的压力也很大。

特别是金融危机使财政收入、企业效益都受到一定的影响。但尽管困难,我们这个地区人气旺、士气高、干劲大、工作实,区级四套班子和全区上下合心合力合拍、真心真意真情,加快发展的气势和氛围很好,效果也很明显。

现在我已完全地投入到区里的工作中,完全融入到了老百姓的生活中。曾经担心自己做不好,怕辜负了组织和群众的期望,但现在得到的反馈是还可以,这一点领导认可,老百姓认可。我也因此很高兴,很痛快。

记者:这种快速的适应能力与您的成长经历,从基层记者、编辑、主任一步一步干过来应该有很大的关系?

张建星:这确实有一定的关系。我出生在比较贫困的家庭,受过较多的磨炼,心中最大的愿望是希望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去年在区委九届六次全会上我们提出了“三个起来”的发展思路,即项目和产业“发展起来”,商业服务业“繁荣起来”,城市建设和管理“漂亮起来”。

刚开始大家把“三个起来”当成一般的口号。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商业的繁荣,城市面貌的改善,广大人民群众得到了实惠、尝到了甜头,现在这个思路已经日益深入人心。今年我们在外部环境这么困难的情况下GDP增长16.8%,财政收入、服务业增幅和均衡进度在全市中心城区名列第一。事实证明,我们的思路是正确的。

我们建立了全国首家生态型创意产业园区----桥园创意创业产业园区;我们的“爱心手工编织中心”创造了6000余个就业岗位;我们的河东万达广场项目,投资53个亿,规划建设51万平方米,建成后将实现每年1亿元的税收,创造1万个就业岗位,有效提升城市价值和商业氛围,形成服务津京和滨海新区的新的城市中心。

看到百姓能够从发展中受益,看到全区经济社会发展很快,看到我们从天津最不稳定的地区成为全市稳定工作最好的地区,我觉得这是我工作的最大动力,我现在干这活比干报纸还上瘾。

记者:您是一个感情很丰富的人,这一点从您的散文集《历史的从容让我们感动》中的每一篇文章,从您喜欢看副刊,您对业界朋友的关注,对群众的感情都可看出。但是您在饱含感情的同时,作为一个地区的“一把手”,怎么保持一种理性和冷静?

张建星:提到副刊,我说一个观点,现在报纸是副刊越办越好,新闻越办越弱,这个现象值得研究。如《经济观察报》的“生活方式”版块,《中国经营报》经营智慧的“慧”版块越来越好。

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一个重要要求就是对老百姓要永远保持深厚的感情,对待困难群众的生活、保障、就业等,要饱含感情地通过不断发展来解决,踏踏实实为老百姓做事,要实实在在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老百姓说你好,你才是真好。

比如说前面提到的我们通过爱心手工编织中心,解决了6000多名下岗女工的再就业,稳定了2000多个家庭,这就是造福百姓的大好事。这如同我在《天津日报》时将亏损3个多亿的报社打造成全国颇有影响力的报业集团,这是出于对集团上下那么多员工的深厚感情,因为报业集团的发展关系到员工的生存、就业和发展。

在处理改革发展稳定问题上,理性永远是第一位的。对干部队伍的要求要严,发展要科学、规划要理性。我们现在的总目标是“发展起来、繁荣起来、漂亮起来”,要实现“三个起来”,必须做足“三个区”的文章,即做足做好河东区是“天津中心城市核心区、北京高端服务经济聚集区、滨海新区生产生活服务区”的文章。

“三个区”的文章是由河东区独特的区位优势和发展资源决定的。河东区坐拥京津城际铁路交通枢纽,京津城际高铁开通后京津两地实现30分钟直达,我们河东区政府到天津站5分钟,到机场12分钟,到滨海新区20分钟,这是得天独厚的优势。

要做足“三个区”的文章,必须走好“三句话”的路径,即“拆迁、稳定、抓项目”;要走好“三句话”的路径,对干部的要求就是“学习、落实、高标准”。

“学习”就是开阔视野,“落实”就是真抓实干,“高标准”就是做任何一件事情都要坚持一流标准,追求一流水平。稳定工作我们提出了“五个必须”的思路:领导必须有力,为民必须真诚,包案必须到位,处置必须坚决,方法必须适度。我们这个维稳思路受到高丽同志和中央信访联席办的表扬。

记者:现在您每天还有时间关注下您操刀过的报纸吗?

张建星:《天津日报》我每天都看。《北京青年报》的言论和香港的《信报》我会经常看。还有每天大概上一个半小时的网,跟朋友聊聊天,包括过去的媒体朋友。我跟传媒界同行保持着紧密联系。我很关注媒体,特别是有影响力的报纸、杂志和新媒体。

记者:您每天上网一个多小时,在官员中应该是上网较多的了。您怎么看待现在新媒体对传统媒体的冲击?

张建星:我以前提出过一个观点:经济全球化、全球信息化、信息技术化,简称“三化”。在这种背景下,强大的数字技术无法抗拒,数字的力量成为推动时代进步的核心技术力量。数字技术正在改变着人类的行为方式、思维方式、生活方式。如网络媒体的技术已经很发达了,网上的广告,有的一闪而过,有的能让受众有选择权,对受众不干扰。

昨天我在新浪网的高清频道上,偶然发现一段延安时期的史料视频,这些内容在平面媒体上看不到,我在网络上看了40分钟,这也说明网络媒体比平面媒体有优势。网络海量的信息,互动、快捷、便利,我家里小的东西基本上都是上淘宝网买的。

我聊天除了短信外,就是QQ号,经常去天涯社区。新媒体对平面媒体的挑战已是不争的事实,形象的说法是贴身肉搏。我觉得在国内,网络的影响力比国外还要大,因为国内报纸的可读性确实有点差,对年轻人吸引力更小,特别是80后、90后已经远离报纸,网络媒体完全是新一代。

当受众远离平面媒体到网络媒体之后,平面媒体就应该做出转变,而且要快变。媒体的利益点在哪?在受众,就是如何吸引受众。网络更关注民生。杭州飙车案、邓玉娇案、躲猫猫事件,平面媒体在很多事件中失语,改进方式还是我刚才所说的“三贴近”,真正体会到“三贴近”背后的内涵。

当然,实施数字报业战略,平面媒体和新兴媒体相互融合,是面对新兴媒体崛起的一种必然选择。天津日报报业集团在这方面也是走在前列的,成立网络技术公司、软件公司,应用“二维码”技术,首批加盟加入总署的“数字报业实验室计划”,国内首创中文卫星报、在36个国家同时同步落地等一系列举措。但最根本的还是你的内容,用内容吸引受众。

记者:谈到网络媒体及一些重要的由网络推动的新闻事件,您是从媒体出来的,媒体从业经验丰富,对媒体的传播规律很熟,从区委书记的角度您认为政府在对媒体的主动传播方面,特别是在公共突发事件、危机公关中政府如何同媒体打交道,政府该如何用好媒体?有什么好的对策?

张建星:政府每天都面对着媒体。客观地说,我们有些同志在危机处理上还不太适应,了解不多,办法不多。特别是网络媒体的出现,给执政带来许多新课题。政府要高度重视媒体,特别是影响力大的媒体,尤其是好媒体。总的原则是问题出现时,真实性、公开性非常重要。

要敢于公开、勇于公开,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全球信息化、信息技术化的“三化”时代,在技术不可抗拒的时候,你想掩盖什么是不可能的。作为媒体的老总到地方从政,在主动应对媒体方面是有优势的。我要求公开不要畏惧,在社会转型期难免会磕磕碰碰,要把这当作常态来看待,把处理问题、化解矛盾变为一种工作常态,善于发现规律和利用规律,形成应对媒体的成熟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