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旭东的事件 大厂书生范旭东的创业故事

范旭东和前辈南通状元张謇,以及比他晚一点创业的重庆卢作孚一样都没有资本,终其一生都不是资本家、富豪、大款,却都创办了庞大的企业,为企业界立下了标杆。他们也不是我们今天理解的职业经理人,而是企业创办人,企业因他们而成,是企业的灵魂。他们与企业在某种意义上是合二为一的,这在企业史上是一个十分奇特的现象。

“为国家办事业”

当南京永利 厂还在筹建时,这位在日本学化学出身的企业家骄傲地对“永久黄”团队的同人说:

“永利的资本限制是1100万,这决不是笔小数。并且这些资本不是出自少数富豪,十之八九是相信我们人格和技术而来的。他们把资本交给永利,是想替他们生息,同时也是想替国家大众谋点生路。所以,我们的责任异常重大,大家须要万分慎重!”

回首往事,自1914年范旭东筹办久大精盐厂以来,尤其是1917年在天津开始筹办永利碱厂,让他深感“在中国筹资本,真有上天之难”,他又不肯轻易接受外资合办。南京錏厂投资太大,永利股东最初支持的不多。他的好友、曾在解放后任轻工业部部长的李烛尘说:“有碱无酸,我们的化学是不完全的化学工业。南京錏厂一定要办,而且一办就要办个好,办个大的。”经他们多方说服,这个计划才付诸实施。

范旭东最早想办南京錏厂是在1929年1月,当时永利碱厂制碱成功仅仅2年半,他就提议工商部办国立酸、碱厂。然而,3个月后到达的批复公文几乎句句空话,他对南京政府的指望完全落空。

1937年2月南京錏厂投产后,他撰文回忆1931年9月18日收到实业部硫酸氨委员会筹备委员聘书一事,和他同时被聘的有吴蕴初、刘鸿生、史量才、张公权、陈光甫等实业家和金融家。“记得通知书送到公司,恰好是‘九一八’那天,大家的情绪极不自然,无意中都想到氮气工业和国难的因果,更叫人兴奋。

试思1915年的德国,不遭敌军包围、国亡无日的危机,这门工业或者到今日还是空中楼阁。中国在这个当儿要办氮气工业,我们决不要忽略这段史实。这是我们当日大家的口约,回忆起来,真是感慨无量……”

当他得知南京政府与英商、德商有关合办硫酸氨厂的谈判不成,他就提出:“与其受洋人挟制,还不如干脆自己干。” 实业部批准由永利集股自办錏厂的呈文之后,他在永利公司的会上说,这对永利来说,“简直可说是自讨苦吃”。但他后来公开说:“这工业能够不为外商攫去,而由永利接过来自办,未尝不是国家之福。”

1948年,金城银行总经理周作民在纽约为永利同人举办的欢迎晚会上,回忆起四十年前与范旭东同在日本读书的时光,“我们当时有一个共同的目标,那就是我们是为国家办事业,不是为个人作打算。”

欲观永利,先知人格

办 厂需要巨额资本,1933年,范旭东和上海的几家重要银行商量,由永利自筹300万元,再由各银行成立一个银团,承购永利发行的公司债550万元。以发行公司债方式来筹集股本,这在当时还是一个创举,须经南京政府批准,并要用永利全部固定资产担保,按期清偿本息。

宋子文曾暗示,只要自己来当永利董事长,中国建设银行(601939)就可以承担全部投资,不必再由其他银行组织财团来承购公司债。对此,范旭东没有答应。孔祥熙提出官商合办,他也婉言谢绝。他曾说:“美其名官商合办,实则商股根本无权,而官场中种种腐化习惯传染进去,对企业遂成为一种不治之症。”他多次对同人说:“只要投资一个铜板,我就关门。”

由多家银行联合组成的银团面对如此巨额的投资,不能不慎重,他们的考察报告说:“欲观察永利之前途,不可不知旭东先生个人之性格”。范旭东的性格在他们看来:能认清时代,绝不随人追赶,永利以往的伟绩绝非偶然。银行家们正是出于对他的信赖,在国难当头之际,还在南京附近投下如此巨资。

到1937 年“七七”事变前夕,包括中南、金城、浙江兴业、交通、中国、上海储蓄等南北各大银行给永利的透支达到970多万元(永利从1943年到1948年才陆续还清)。

陈光甫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对企业投资向来谨慎、稳健,一贯风险分散,1934年这一年共投资71家企业,超过5万元的只有10家,其中永利一家就有97.5万元,其他的都在5万到20万之间。足见他对范旭东和永利的信任。

“有了两只脚”

1933年11月21日,范旭东在南京给“永久黄”(包括永裕)同人发电报说,既然下决心自办,哪怕前途荆棘,“切盼吾同人本以前创办三公司之刻苦精神,为中国再奋斗一番。虎口余生,值得努力,谅具同感。”次日,他正式呈请实业部备案,承办硫酸錏厂。当年的行政院第136次会议通过决议,特许永利承办,限令两年半内建成。

他最初想把厂选址在湖南湘潭或株洲或安徽马鞍山,金融界的投资者不同意。他们主张在上海租界靠近杨树浦电力厂一带,但那里地价太高,一万市平方的地皮就要70万,而且没有扩展余地。范旭东感叹:“这些财东一定要把这出戏放在他们大门口唱才放心,真是没办法!”

从1931年9月30日第一次去湘潭等地考察算起,到1934年3月,前后5次出行,历时27个月,范旭东和侯德榜才最终选定厂址,在江苏六合县的卸甲甸。据说这里是项羽的卸甲休息处,紧靠长江,水深可自建停靠万吨轮船的码头,水源充足。对岸就是下关电厂,不缺电力。与津浦铁路的起点浦口也近在咫尺,陆路交通不愁。

同年7月24日,范旭东以不到10万元的地价和迁移费买下1277多亩土地。为了从远洋巨轮上卸下重达百吨的合成塔,1935年9月,他们在长江边兴建了一个能容万吨级船舶、全长76米、可以3个仓口同时装卸的码头,还安装了一座自行设计、能吊装百余吨的起重吊车。

这是中国当时起重吨位最大的工业码头。1935年10月1日曾到工地参观的章执中,亲眼目睹那台起重机一次就将重达百吨的合成塔由货轮直接吊装上岸,晚年仍记忆犹新。

1936年12月,铁工厂、翻砂厂、焦气厂、锅炉房、硝酸厂、硫酸氨厂、冷水塔、2座贮气柜、7座液氨罐、2座硫酸贮罐等,陆续在卸甲甸沿着长江一字排开,绵延数千米。一个日产硫酸200吨、硝酸20吨、年产硫酸氨5万吨的大型化工企业,前后只用了26个月就已建成。

为了节约,永利从未进口过成套设备,办南京錏厂也是,受命出国采购的侯德榜定下原则是“优质、快速、廉价”,临行前范先生加了一条“爱国”,日本的产品再好也不买。

1934年6月2日,侯德榜信上说,欧洲各家公司开的设计价很高,最后与美国一家氮气公司签定合约,设计费从最初的19万美金减到15万,最后以10.2万成交。化学博士简直成了“砍价博士”。范旭东给实业部呈文说:“……美国氮气公司所绘全厂设计图样有700余种,该公司为设计分别发出询价及工作说明信件不下3万封,事之繁复可想而知……”

南京永利 厂填补了中国化学(601117)工业的一项空白。1937年1月26日、31日,硫酸、液氨先后投产,2月5日,硫酸氨(也就是肥田粉)也在这里产出,从此中国有了自己的化肥工业。“红三角”牌肥田粉完全可以与英国的“狮马”牌相媲美,而价格更便宜。英、德对中国化肥市场的垄断结束了。

赶来剪彩的范旭东,登上南京錏厂的最高处,看着滚滚东去的长江,兴奋地说:“我国先有纯碱、烧碱,这只能说有了一只脚;现在又有硫酸、硝酸,才算有了另一只脚。有了两只脚,我国化学工业就可以阔步前进了。”

“夕阳无限好”

南京永利 厂是当时亚洲第一流的大厂,各地参观者接连不断,连美国驻华大使也在4月27日前来参观。范旭东从天津写信吩咐同事黄汉瑞,不要只让人看高温高压的新型机器设备,尽管那是国际上最先进的东西,也不要只介绍永利的奋斗过程,而要突出强调海洋对化工、对国家前途的关系。

“永久黄”团体的事业至此已海陆空齐全,海——盐,陆——碱,空——氮。一位年轻员工在上海见到范旭东时激动地说:“用盐制碱,用煤炼焦,已迈进了‘海陆’二途。完成氮气工业又奠定了利用空气资源的始基,真是足迹涉及‘海陆空’。范先生,我们的事业很好啊!”他却忧心忡忡地回答:“你还年轻,对复杂的局势缺乏了解”,并黯然吟出李商隐的名句“夕阳无限好”。

“亚洲第一大厂”不幸,开工不到半年,就三次遭遇日军飞机轰炸,随着南京的弃守而被迫放弃。

范旭东一贯自称书生,从不把自己看做商人,自始至终都认为自己的“书生之念”比“发财之念”浓厚得多。创业二十年时,他说过一番话:“我总觉得中国受病已久,它的存亡关键,决不在敌国外患的有无,完全是握在全国智识分子手里,智识分子教它兴就兴,教它亡就亡。”这样的话也许只有他说得出来。他是中国化学工业的开创者,也是一个浑身弥漫着浩然之气的知识分子。所以,面对日本军方的诱惑,他断然回答:“宁举丧,不受奠仪”。

抗战期间,他决心在四川重建一个化学工业的基地,这要面临多少的困难,他心中完全清楚,但盐厂在自贡建成后,满足了后方的需求。如今,乐山五通桥的永利川厂旧址,刻着“新塘沽”三个大字的巨石仍在,“黄海化学工业社”照样在做研究。但他雄心勃勃的“十厂计划”永远成空,1945年他病逝前留给企业的遗言是“齐心合德,努力前进”。

长江北岸,在成就过他梦想的大厂区,范旭东广场上的范旭东铜像孤独地站立着,那些如水般的岁月已随着长江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