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瑗子女 杨绛子女为什么不生孩子 钱瑗为什么没孩子

章廷桦,北京师范大学俄语系毕业,北京师范大学外文学院教授。 1997年3月4日,北师大博士生导师钱瑗教授病逝,终年59岁。她是钱锺书和杨绛的独女,我大学的同窗。 同窗数载,却未去过她家。毕业后,钱瑗、我妻海云和我都留校工作。1960年春节前后 她邀我们到家作客。进门落座,杨绛先生送来热茶和饼干,钱锺书先生也出来帮女儿待客。

他说:“常听阿圆提起你们,欢迎来作客。”谈话中钱老得知我是江阴人,高兴地说:“哎唷,巧啦,我是无锡人,我们是同乡嘛!解放前苏南人有个说法:江阴强盗无锡贼,盗与贼是一家子嘛!”说罢哈哈大笑。

钱老爽朗健谈,妙语连珠,给我的印象极深。接着他谈到我们北师大英语教授郑儒箴先生同他一起翻译《毛选》,说郑教授工作认真,笔语极好。钱老谈兴很浓,讲到翻译时如何注意两种语言的特点,提到一些重要的翻译理论问题,只可惜当时我年轻幼稚,不识真金,错过了向他讨教的机会。

1960年春末夏初,北师大举办教改展览。筹办展览的人都是青年教师。我和钱瑗是从外语系抽调的,我搞编辑,她搞美术。搞美术的在59届同学中有号称“妖魔鬼怪”的四员大将:历史系的王德一,人们把“一”念作“Yao(妖)”,这便是“妖”的由来;物理系一位会变魔术,“魔”的头衔当之无愧;生物系一位早有“小鬼”的外号,他当然是“鬼”无疑了;

而钱瑗是四人中惟一的女性,没有绰号,不过既然排行老四,那只好把“怪”字认下来。 “妖”和“怪”经多年的交往,恋爱,终成眷属,人们戏称“妖怪联姻”,他们的婚姻很美满。杨绛先生在《干校六记》中曾提到女婿王德一。 1969年11月,送钱老上车时,王德一见有人行李太多,便上前相助,文章写了此时钱杨二老的心情:“默存和我看他热心为旁人效力,不禁赞许新社会的好风尚,

同时又互相安慰说:得一(这是钱锺书先生赠女婿的号,杨先生文章里总用“得一”。 ——编者注)和善忠厚,阿圆和他在一起,我们可以放心。”可谁想就在半年之后,北师大围剿“五一六”之时,王德一受到诬陷,被逼自杀。这是钱瑗一生中所受的最大打击。

如今,27年之后,“怪”也随“妖”而去。3月8日,“魔”与“鬼”齐来同遗体告别。当年悲愤送 “妖”,今日沉痛别“怪”,令人感慨万千。 不久前,我见到北京女12中55届毕业生名录,其中每人有一段自我介绍。

钱瑗是这么写的:“1959年毕业,一直在北京师大外语系工作,‘文革’前教俄语,现在教英语,并负责一个以‘英语教学’为专业方向的硕士生培养项目。每学期上两三门专业课,备课虽吃力,但能不断学习新东西,真是‘惟学半’。

”这不足百字的自述,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她的谦逊。她是我们这届同学中第一个提升教授和博导的,可她总觉得自己原本的专业是俄语,现在改教英语,应加倍努力,边教边学,于是才有上述“惟学半”之说。其实,钱瑗家学渊源,英语基础扎实,在学俄语的同时也未中断学英语,1966年改教英语时水平已不低。

1978年在英国兰开斯脱大学进修两年,1990年又在英国纽卡斯尔大学访学,攻研英语文体学、语用学及应用语言学,编写出《英语文体学教程》(英语版),并写出《英语言语节奏与英诗格律》等文章。有人说,她出于学界巨擘之家,其论著肯定得力于父母。可据我了解,钱瑗有疑难时,钱杨二老总是提出查找范围或书名,让她自己去找、去读,自己解决问题。

60年代我和钱瑗同在一个教研室,对她的工作认真、治学严谨是深有体会的。后来我调出专搞文学,大家联系不多。1993年我又回到外语系,这时的她已是博导、系学术带头人,满脑子装的都是学科的发展和梯队的建设。她当时负责主持一个中英合作培养“英语教学”研究生项目,五年共培养了研究生和助教班生90余人,被英国海外发展署和文化协会誉为“最成功的项目”之一。

在国内也分别获得北师大和北京市优秀教学成果奖。 做教授、当博导,当然是好事,可其中甘苦局外人是体会不到的。钱瑗淡泊名利,可重视肩上的责任。因为人手不够,她这个博导除了研究生的课还开本科生的课。加上她住在城里,来往不便,所以课安排得集中,一周有两个上午要上四节课。四节连轴转是很累的。

此时,她像部队处于一级战备那样,精神亢奋而紧张。北京交通高峰时常堵车,遇到这种情况,平时沉稳而有风度的博导则像热锅上的蚂蚁,心急如焚。为了不误课,只有一个办法:早起早走。一次因夜间工作起得晚了,匆匆梳洗后出门,一路急走,赶到车站,盼车,挤车……总算到了学校,松了口气,可上教学楼的台阶时,一低头,发现自己穿的皮鞋竟是一黄一黑,真是忙中出错!怎么办呢?

只好请一位住校的老师赶紧回家把夫人的鞋拿来……看起来,这只是件令人发笑的小事,可却说明钱瑗精神的紧张程度,她像一架上紧发条的机器,已经松不下来。一次我问她近况如何,她答:“心力交瘁。”我劝她赶快“勒马”,她说:“我是在虎背上……。”

一个人有了成就,有了头衔,就有了名气,而有了名气则又会招来更多的头衔,不管你干得了干不了,更不管你愿意不愿意。钱瑗的头衔确是不少:中英合作项目负责人,《英国语言与文学》编委,全国高校外语专业指导委员会、教材编审委员会和北师大学术委员会、学位委员会的各种委员……一个个头衔和职务就像套在身上的一条条绳索,勒得钱瑗动弹不得。

再加上她是出名的“死心眼”,办事认真得让人吃惊,也令人敬佩。拿一年一度的职称评定工作来说,钱瑗是校评审委员、外语学科评审组组长,事务繁杂,耗时费心,而且还有全国各地为提职称而寄来的一篇篇论文和一本本专著,请她评审。要评审,必须研读,这是多大的工作量啊!

一次,外省某大学寄来一篇论文,钱瑗读后有似曾相识之感,再读则更觉有抄袭之嫌,然此事干系重大,不可贸然下定论。于是她根据记忆,翻遍书架,终于找到原书,再从头通读,列出抄袭部分的页码和段落。事后该校写来了感谢信,可他们并不知道钱瑗为此付出了多少精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