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有光散文简论语文阅读

归有光散文简论赵伯陶(《归有光文选》选注评点者)归有光是明代著名的散文家。他长期以读书授徒为业,这使他的散文创作有了精益求精的时间保证;由于家庭迭遭变故,归有光屡受情感折磨,这又使其散文增添了浓重的感情色彩。从某种意义上讲,事业淹蹇与家庭变故反而玉成了他的散文创作,使之有了彪炳千秋的荣耀。

归有光生活于明代嘉靖、隆庆之世,朝廷政治尽管日趋腐败,但全国暗潮涌动,属于思想启蒙的变革时代。以商品经济发展为杠杆的市井文化的不断丰富,影响了文人士大夫雅文化的发展道路;以王阳明心学为主的哲学呐喊,更加强了这一影响的深刻性。

老庄禅悦的佛光道影也在明中叶以后有了笼罩知识阶层的魅力,给文人士大夫的“出处行藏”增加了一些选择的自由。在散文发展的长河中,稍后于归有光时代的晚明小品文大放异彩,就是市井文化与老庄禅悦思想作用于文人士林文化的结果。

然而归有光的散文在实质上却与晚明小品不能同日而语,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二者文化品格的大相径庭。归有光于理学宗尚程、朱,对陆、王心学虽不大力反对,却也畛域森严,这从其《与潘子实书》、《送王子敬之任建宁序》、《示徐生书》等文中皆可见一斑。

归有光散文始终保持士林文化品格的单纯性,他远承汉代司马迁之文风,继武唐宋韩愈、欧阳修散文之绪馀,属于“文以载道”的文统传承中之一环。清代桐城派对归有光的散文大为推崇,而不屑于与晚明小品为伍,其原因就在于这一“文统”的存在。

归有光抨击前后七子的拟古主义文风,是从散文发展的内部规律着眼的,不同于晚明小品作家从“独抒性灵”的个性解放角度去迎击拟古的潮流。然而两者殊途同归,这使一些论者认为二者似乎有一定的内在联系。

文学史多将归有光划入唐宋派中,然而与唐宋派中唐顺之、王慎中、茅坤诸人相较,他虽年纪稍长,得中进士却晚于三人三十年左右。功名路上的坎坷,限制了归有光与唐、王、茅三人的声气相通,散文的文化品格也不尽相同。如唐顺之,不但与阳明心学心有灵犀,其《荆川集》中的文章也可见禅宗影响的痕迹。钱基博《明代文学史》评《荆川集》有云:“集中书牍最多,大半肤言心性,多涉禅宗,而喜为语录鄙俚之言,殊为不取。”这与晚明小品的精神已趋一致,而与归文的文化品格有异了。

归有光散文的单纯士林文化品格,决定了其散文的思想内容有保守的一面。他的散文不像小品作家的作品有放浪形骸之外的潇洒之态,所多的是正襟危坐的道貌岸然;他不追求适意人生的趣味,而仅想于孜孜石乞石乞的不断努力中完善自我的人格。

然而,归有光却又不是头脑冬烘死读书、读死书的迂夫子。他关心时事,写有不少有关水利、倭寇等关系国计民生的文章,有关议论皆建立于调查研究的基础之上,绝非书生空言。他为人排挤,去顺德管理马政,尽管投闲置散,用非所学,却仍敬业为民,写有《马政议》等文,广征博引,尽输忠悃。

关心社会问题,同情弱者,为被侮辱与被损害者伸张正义,讨还公道,在归有光的散文中也占有一席之地。嘉定张氏女子遇人不淑,又遭恶姑,因不满家中丑行,而为群凶虐杀。

司法腐败,因循迁延,致狱久不决。归有光激于义愤,到处为死者鸣不平,并写有《书张贞女死事》等一系列文章,终于令肆虐诸凶被法办。他自己对《书张贞女死事》一文很满意,认为有《史记》、《汉书》的笔法,可以传千百世之后。

于国于民深怀忧患意识,是古代正直知识分子的普遍心态。归有光下笔为文,时时流露出挽救颓风之思,用心良苦,如《家谱记》、《归氏二孝子传》等散文。《秦国公石记》一文则借石喻志,一股想为国家建功立业的风云之气力透纸背。在一些赠序类文章中,归有光也常设身处地般为友人提供一些治国治民的参考意见,如《送阳曲王公参政陕西序》、《送同年光子英之任真定序》、《送同年孟与时之任成都序》等文章,无不渗透出作者深沉的忧患意识。 归有光散文的另一类主题是抒写亲情与友情的执著和亲密,这类散文最具艺术价值,也最为脍炙人口。如《先妣事略》、《项脊轩志》、《女二二圹志》、《寒花葬志》、《世美堂后记》等,皆堪称归氏散文中的典范之作。其《沧浪亭记》有云:“而子美之亭,乃为释子所钦重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