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炎东方与西方 陈炎《中国与西方的文化资源》全文阅读

  中国与西方的文化资源  陈炎  如果认为文化是一种资源,那么就有其潜在的“矿藏”。我们要在宏观的视野下考察不同民族文化的优点与缺点、长处与短处,并加以比较。那么,与西方相比,中国文化的“富矿”究竟在哪里呢?在比较文化研究的基础上,我们认识到,西方文化在感性与理性的两极最为发达:在感性一极,表现为体育活动;在理性一极,表现为科学活动。

与之相反,中国文化在感性和理性的两极都不发达,而发达的是感性和理性之间相互交融、彼此渗透的艺术和工艺。

  作为感性生命的极度表现,西方人的体育事业不仅为了锻炼身体,也不仅为了弘扬国威,而且是对人类感性生命力的探究,是一种肉体的沉醉。

因此,凡是能够考验人类感性生命极限的地方,西方人都会设立比赛项目。他们不仅可以攀登绝壁、潜入海底,可以进行别出心裁的悬崖跳水和危险异常的汽车大赛,而且可以进行并不美妙的“健美比赛”和有害无益的“赛吃运动”。

这些在我们看来似乎有些不可理解,然而,惟其如此,人类的感性生命才可能在奥林匹克传统中显得富有生机。作为理性生命的极度表现,西方人的科学事业不仅是为了发展生产,不仅是为了改善生活,而且是对人类理性生命力的探究,是一种精神的沉醉。

因此,凡是能够考验人类理性生命极限的地方,西方人都可以进行科学实践。他们不仅可以陷入玄思,可以进行体系的构建,可以探讨肉眼看不见的微观世界和肉体接触不到的外层空间,而且可以在“波”与“粒”之间发现某种超乎经验的现象、在“时”与“空”之间构造一些有悖于常理的学说。

这些在我们看来有些不可思议,然而,惟其如此,人类的理性生命才可能在改造物质世界过程中显得这样强大。

  如果说西方文化的“富矿”存在于感性与理性两极,因而体育与科学特别发达,那么其弱点恰恰在感性与理性的中间地带,因而艺术与工艺不够发达。西方人也有琳琅满目的艺术精品,但在很大程度上,西方式的艺术常常被科学化或体育化了。

以“模仿说”为理论根据,古代的西方人常常以对现实生活的反映与认识作为艺术活动的终极目的,将艺术作为理性行为的载体,因而,从解剖学的角度来研究雕塑,从透视学的角度来研究绘画,从几何学的角度来研究园林,从历史学的角度来研究小说,结果是研究来研究去,唯独忘却了艺术本身的审美目的。

以“宣泄说”为理论根据,现代的西方人又往往借助艺术行为来发泄被压抑的情感和潜意识,将艺术作为感性情欲的躯壳,因而创造了歇斯底里的霹雳舞、声嘶力竭的摇滚乐,还有那些以情爱、警匪为内容,以追车、枪战为模式,不惜调动高科技手段,并通过大量的惊险动作和破坏性镜头来刺激人们的感官、满足人们的欲望的好莱坞大片。

这些作品虽然能够像体育运动一样,起到刺激人们的生理感官、满足人们的肉体欲望的目的,但多少失去了审美情感的独特魅力。  与西方文化的“矿脉”分布刚好相反,中国文化中的感性与理性两极均不发达,因而传统的体育与科学发育不良。

在感性生命方面,中国文化中有一种知足常乐、能忍自安、不为人先、不耻人后的观念。这种蔑视竞争意识、压抑冒险热情的思想,不仅不利于竞技性体育事业的开展,而且,使我们缺乏西方民族那种能动地变革现实生活的感性冲动,缺乏那种将自我放在自然的对立面上、以人的血肉之躯与之抗衡的勇气,缺乏求新的渴望与冒险的热情,时时陶醉在所谓“宁静以致远”、“以不变应万变”的格言之中。

这种文化资源不可能酿造出奥林匹克式的体育传统,而只能派生出延年益寿的气功与吐纳导引的太极。

在理性生命方面,中国文化中有一种知行合一、经世致用的精神。这种只注重实践而忽视思辨的传统,虽然有助于防止我们的民族陷入宗教神秘主义的精神误区,但却同时限制了我们知识构造的自由空间和对未知世界的探索热情。

中国人可以通过反复测算而为圆周率的π值找到一个相当准确的数据。但却不可能建立一种欧几里德式的几何学体系;中国人可以通过反复实践而建造起天坛祈年殿式的精美建筑,但却不可能能建立一种牛顿式的力学体系。

中国人丝毫也不比他人愚钝,然而理性的翅膀一旦绑上实用的铅砣,就难以高飞远举了。  如果说中国文化的弱点存在于感性与理性两极,因而其体育与科学均不够发达,那么,其“富矿”恰恰处在感性与理性之间的交融地带,因而其艺术与工艺特别发达。

说中国是一个艺术和工艺的国度,不仅是由于我们的古人为我们留下了先秦的诗经、战国的楚辞、汉代的辞赋、六朝的骈文、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明清时代的小说这些纯艺术的上乘佳作,也不仅是由于我们的祖先为我们留下了仰韶的彩陶、良渚的玉器、殷商的青铜、汉代的石像、唐代的三彩、宋代的泥塑、元代的青花、明代的园林、清代的宫殿这些泛艺术的工艺精品,而且是由于我们古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本身就浸泡在艺术之中。

就在西方的经院哲学家们通过逻辑或数学的手段来揭示宇宙乃至上帝的奥秘时,自隋唐开始的科举制度却要将写诗和作文看成是每一个国家官吏所应具备的必要的素养。

因此,与西方不同,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不必躲在幽暗阴森的教堂里去研究天文历算,但却必须以琴、棋、书、画来修养身心。儒家以忠孝安邦、以礼乐治国的传统,自然会把文章提到“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高度;道家“乘物以游心”的处世哲学更容易让人们以艺术的态度来对待全部生活。

  因此,正像西方的艺术与工艺会受到体育与科学的影响一样,中国的体育与科学反而会受到艺术与工艺的制约。

在感性方面,中国人的体育活动不像西方那样,以渲泄肉体的感性生命力为能事,而是感性中有理性,肉体中有精神。这一切,都使得中国的体育活动在很天程度上被艺术化了。例如,西方式的拳击是一种感性能力的直接较量,而中国式的武术则不仅要打得准、打得狠,而且要打得漂亮,即要在花拳绣腿之中获得一种美的享受。

时至今日,中国在国际体育比赛中的强项也大都具有艺术的成分,像体操、跳水、花样滑冰之类,而在像足球那样强调肉体对抗性质的体育比赛中,却常常表现出文化上的缺陷。

在理性方面,中国人的科学活动也不像西方那样,以穷尽理性思辨为能事,而是强调感性与理性的统一,经验与思辨的结合,从而在很大程度上被工艺化了。

仔细分析,中国人引以为自豪的“四大发明”也无一不具有工艺的成分,而非纯粹的理论科学。所有这一切,都说明中国与西方文化各有各的特点,各有各的长处。  以上对于中国与西方文化资源结构性分布情况的勘察,是宏观、粗略与简单化的,但它或多或少可以增加我们对这一方面的认识。

自鸦片战争以来,我们在文化问题上常常处于一种不自觉的状态,不少人认为,船坚炮利的西方科学比我们先进,因而在其他方面也一定比我们发达。

因此,我们不仅在科学上要向西方学习,在艺术上也要向西方靠拢。结果就像邯郸学步一样,别人的东西没有学好,自己的传统反而被遗忘了。而上述的文化勘察则使我们认识到,任何一种民族的文化都是一个复杂的系统结构,其内在的诸元素之间有着一种自组织、自协调的关系,并通过这种组织和协调来满足其基本需求。

因此,我们不应以偏概全地将某种文化中的单一元素视为衡量文化的唯一尺度,更不能不加分析地用一种文化来统摄和取代另一种文化。

也许有人会说,历史证明,唯有科学才是一个民族兴旺发达的关键要素,而工艺和艺术则属于有之不多、无之不少的雕虫小技。事实上,如果我们的前人不是将自己的心智集中在诗、词、歌、赋、琴、棋、书、画的研习上面,而将主要的精力运用于数、理、化的探讨之中,也不至于在“鸦片战争”中败在船坚炮利的西方人手里。

在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今天,如果我们不把主要精力用于开发具有实际用途的科学知识,而仍然沉溺于审美文化的民族传统,其结果是有害无益的。

其实,稍加分析便可以看出,上述貌似正确的观点是不能成立的。我们当然承认科学技术的重要作用,也毫不否认向西方文化学习的必要性。但是,从原则上讲,西方文化固然有其强项,亦有其弱项;中国文化固然有其短处,亦有其长处。

一种健康的文化心态,应该是取人之长,补己之短,从而使之更加丰富、更加健全。这在“全球化”进程日益加剧的历史背景下,尤为重要。  在当今的历史条件下,重视并弘扬中华民族感性与理性相结合的文化传统,至少仍具有两种重要的社会功能:在形而下的层面上,它将有助于我们的商品生产;在形而上的层面上,它将有助于我们的精神寄托。

在前一种意义上,我们可以引申出“艺术也是一种生产力”的观点,从而探讨商品生产中的“审美附加值”的问题;在后一种意义上,我们可以引申出“审美也是一种终极关怀”,从而探讨人类的“情感慰藉”问题。

不要以为这两个问题无足轻重,在创意产业日益崛起、人类的精神寄托日渐匮乏的情况下,中国与西方文化资源的优势互补,或许可以为21世纪的人类文明提供许多新的发展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