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丕显儿子是谁 江青诬陷陈丕显是黑小鬼 指责其收养敌人做干儿子

我1929年参加革命,当时才13岁,加上身瘦小,在陈毅、谭震林等老一辈革命家的眼里,我确实是个"小鬼"。1933年,在中央苏区苏维埃政府,胡耀邦同志担任少共团中央书记,我担任少共儿童局书记。我们两人在团中央共事时同住一室,在那时就有小红军"、"红小鬼"之称。

江青、张春桥没有经过红军这段历程,加上历史上有不光彩之页,对我们这些老红军战士有一种阴暗心理。更重要的是,他们要篡夺上海的党政大权,不把我这个名正言顺的第一书记打倒,他们就无法实现其阴谋。

1967年,江青在《为人民立新功》的讲话中不点名地点我说:"上海有一个人,还是‘红小鬼’……可是我的话不听,毛主席的话不听……如今‘小鬼’变成‘黑小鬼’了。

"江青信口雌黄,恶毒诬陷;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紧密配合,其居心是何等险恶啊!

可是,假的毕竟是假的,伪装应当剥去。1975年,他们最后一次向党中央、毛主席写我的历史问题报告时,由于这份材料主要证据漏洞出,自相矛盾,站不住脚,最后只好抽掉。为了置我于死地,他们费尽心机搞了七八年,最后却全都落空了。

本文摘自《陈丕显回忆录》,作者:陈丕显,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1930年6月,我红军主力从福建长汀开往长沙,国民党反动派乘机疯狂反扑,长汀县苏维埃机关向上杭一带转移疏散。

当时我是县宣传队分队长,刚刚14岁。7月2日,我因病和一批红军伤病员分乘两船顺汀江南下转移。到长汀县河田镇蔡坊时遭到当地地主武装"民团"的伏击。大家纷纷跳水疏散,有的牺牲,有的突围出去。我和其他红军伤病员等十余人被俘后关押在一座庙里。

由于我们这两条船红军伤病员都是临时凑在一起的,大家互相之间并不认识,敌人也无法确认我们的身份。但有一位同志在敌人搜查我们的时候,跑出去两里路后被抓住,因身上有身份明,暴露了身份,被敌人当场杀害。在"文革"期间审查我的时候,我才知道这位同志是红军的一个大队长,叫涂应。

当时,我没有暴露身份,年龄小,个子也小,敌人把我当成"红军小孩",便把我分到一个姓刘的农民家里,此人后来在"文革"中被诬蔑为"恶霸地主"、"民团团长"。其他同志也被分交给当农民看管。我在这位姓刘的农民家里住了十几天,每天帮助他家劈柴、烧火。

他一家人十分同情和关照我,不时地把听到的消息告诉我。他告诉我,听乡里人传说:民团头子看中了我这个"红军小孩",想收为义子,但又嫌我年龄太大了一点,养不亲,心里犹豫。

这是不是事实,他不太清楚,我更是不知。十几天后的一天,他问我,"民团"已经开去打汀州了,你准备怎么办?我说我想"回家"。第二天,这位老乡就用船悄悄送我过江,给了我一点钱,要我赶快跑。上岸之后,我跑了四五华里就到了河田镇,找到了自己人。在战争年代是经常发生的事情,在"文革"中却被"四人帮"歪曲篡改了。

这一段经历本是清清楚的,我干部登记表上填写过,组织上也审查过;而且我还把这段经历和那个民团头子想收我为"义子"的事当作革命故事,多次讲给青年同志和自己的孩子以及身边的工作人员听,教育他们懂得革命之艰难和来之不易。

1967年4月12日,江青在北京发表那篇《为人民立新功》讲话中,毫无据、信口雌黄地诬陷我为"黑小鬼"。之后,她在上海的同伙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人就紧密配合,千方百计搜集我是"黑小鬼"的罪证。同年5月17日,张春桥老婆李文静召集"陈丕显专案组"、《解放日报》社和市委办公厅造反队组成联合调查组,并由郑××负责,带领十余人前往我的家乡闽西调查。

行前,李文又专门召集调查组人开会,指示他们"重点调查1930年被俘一事,这是关键"。自此之后,他们开始了长达五年之久的闽西调查,先后派出20多批、990多人次。

调查组先后到闽西的龙岩、长汀、上杭、清流、宁化和江西省的赣南等16个县32个公社调查了数以万计的干部、群众。他们所到之,先利用广播、大字报、大标语大造舆论,说 "陈丕显是老反革命、叛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是"刘少奇邓小平资产阶级司令部在上海的代理人",形成紧张恐怖的政治气氛。

随后又召集群众批判大会,由专案组人员揭发批判陈丕显的"三反罪行",说我"历史上被捕叛变,出卖同志",要大家与我划清界线,揭发陈丕显的问题,肃清陈丕显的影响。

继而又把熟悉我情况或与我共过事的人集中起来办学习班,诱逼揭发交代陈丕显的问题。对其中的一些"知情者"则采取批判斗争、隔离审查和威胁、辱骂、捆绑、罚跪、殴打等法西斯手段逼供材料。他们甚至不惜运用专政工具,逼迫那些伪职人员制造伪证。

长汀县河田镇的蔡村是他们重点调查的地方。他们进驻该村一年之久,在那里下了许多功夫,先后召开了多次群众批判大会,办过多次学习班,用公开和秘密手段调查过所有中年以上的人,要挖出我叛变投敌以及民团头子我做干儿子的罪证。调查组的恶劣行径激起了闽西干部、群众的强烈不满。他们坚持实事求是证明我历史清白,不仅没有叛变投敌,更没有被敌人收养做干儿子的事。这使他们大失所望。

一些比较实事求是的专案组人员也感到这样逼供不符合党的政策,应当如实反映情况。1967年10月,市专案办负责人郭忠业向张春桥汇报说:"陈丕显 1930年被捕,当时只有14岁,穿便衣,与群众一起被俘,没有暴露身份,没有发现叛变自首行为,只是被地主武装抓过。

"张春桥一听十分恼怒地说:"你们这是怎么搞的,为什么材料搞越少?"张要求他们对"政治历史问题一定要抓住不放"。10月23日,王少庸在传达张春桥"指示"时,又进一步强调:"投敌叛变自首是政治问题,要抓住不放。"于是,们又重新调整调查组人员,派出"得力"人员再赴闽西调查。这样的调查进行了好多次。

一批又一批的调查组为了有所"建树",能向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交差或请赏,变着法儿地整当地的干部、群众和我的亲属、战友,使许多干部、群众遭受迫害。

长汀县涂坊乡马屋村张德胜同志是1930年参加农暴动以后又参加长征的老革命、老红军,曾同我共事过一段时间,对我在土地革命时的历史,特别是对我在蔡坊被俘那段经历很了解。于是,他成了重点调查对象,专案组人员几次找他调查。

即便面对调查组诱逼,他也都据实作了介绍,证明我没有任何问题,还向他们讲述了我在土地革命时期的许多成绩。专案组对他为不满,说他思想糊涂到极点,立场不稳。这正直的老红军不吃这一套,大义凛然地说:"毛席教导我们说要实事求是。

我跟随毛主席干革命,不能违背毛主席的指示,是什么情况就是什么情况。即使你们把我打成反革命,杀我的头,我也不能把白的说成黑的。陈丕显同志是好志,没有叛变,也没有出卖过同志,我不能乱说,否则天理不容,‘雷公’会打。

"按理说,专案组的人员做了那么多调查,听这番有理有情有义的话会为之感动,应当可以做出正确判断;可是,不知是出于立功心切,还是惧怕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的压力,他们竟不为所动,相反,对这位老人狠下毒手。

调查组组长王××看软的不行,就来硬的。他先把张德胜弄到公社"隔离审查",要他交代。他不交代,王××就把他捆绑起来批斗,可他仍不屈服。王××无计可施,就自己写好一份关于陈丕显"叛变投敌"的材料,要他签字。

他看后怒不可遏地说:"你们这是胡说八道,签这样的字我不能!"说完就将这份材料撕碎并塞到嘴里要咽下去。专案人员被突如其来的动作惊呆了,待反应过来之后,立即上前卡住老人的脖子。

老人死命将字纸咽下肚去,专案人员死命卡他脖子,使老人昏死过去。待老人醒来后,专案人员又将他毒打顿,而后又把张德胜和"四类分子"关在一起监督劳动。张经受不了这样的污辱和折磨,趁机跑到亲戚家躲起来。王××以"罪潜逃"为由,要公社把张德胜抓了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