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九思99岁自述华工何以崛起

我回想起在“十年浩劫”期间,上级派来的军代表一把手刘崑山同志对我政治上和工作上的信任。在认真查清了我的“问题”以后,1970年6月,是他首先把我“解放”的。随即,要我从进行所谓“斗批改”的湖北咸宁农村回到学校,负责校内的工作。

其实,当时校内除附属中小学与实习工厂以外,工作人员与可做的工作都很少,校园空荡荡的。家中所有的书籍在“浩劫”开始、“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抄家”时都被“抄”走了,无书可读,但这反而使得我有幸获得大量的空闲时间进行回忆与沉思。

我在与加拿大许美德教授(即Professor Ruth Hayhoe)先后三次长达七小时的交谈中提到当时的一些思考(见书中《历史的回顾——关于华中工学院的办学历程》一文),就是在那种情况下产生的。

刘崑山同志当时还非常实事求是地说过这样的话:我们熟悉军队的情况,但我们并不了解大学,关于大学的工作,还是由在学校工作多年的同志们去办吧。

因此,他让我参加了1971年在北京召开的“全教会”,而且会后带回来的某些国家政府部门希望我们创办新专业的要求,他都同意。

在随后几年的工作中,我曾提出一些工作建议,例如要引进教师,他也都赞同。我曾说过:“文革”期间,我们学校受的损失相对较少,特别是创办新专业与引进教师之所以能够进行,刘崑山同志的支持是非常重要的,否则,要实现我的想法也不大可能。

今天,我要再次告诉许许多多的后来者,刘崑山同志在那种“史无前例”的逆境中,是真正按正确政策办事的有功之人,令人钦佩,这一点,我们永远不应忘记。历史是永远不能割断的!

我还要毫不隐讳地谈谈大学办学自主权问题。

“文革”后期,由于有刘崑山同志的开明与支持,对我来说,获得了一定的办学自主权。“文革”结束前,刘崑山同志及其他军代表陆续离校,上面重新任命我为学校党委书记。时隔不久,我们华中工学院第一任院长查谦先生谢世,上面又任命我为院长,一身二任。

事有凑巧,当时又正处于教育部虽已通知收回对学校的领导权,但又尚未完全落实的过渡状态,并且这种“过渡”意外地持续达六年之久,于是我和我的同事们就利用这个难得的机遇,更多地引进教师。

当1983年上面发现我们引进了数百人之多,才明确通知将进人的批准权收上去了。但是从“文革”后期到这时,我们大概已引进了六百多位教师,大体上适应了专业发展的需要(这时的专业数比“文革”之前的专业数超过了一倍)。

可惜的是,对于创办较晚的理科和文科来说,教师引进得还不够,计划中的历史研究所终于未能建成。但是,这已经改变了原来纯粹的工科大学模式并基本形成文、理、工、管相结合的格局,突破了“全面学苏”的模式。其中虽有酸甜苦辣,但总的过程还是顺利的。

之所以能够如此,主要得益于当时具有一定的办学自主权。否则,就当时来看,我们的愿望是非常难以实现的,或者说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现在回首往事,深感办学自主权的重要。当然,毋庸解释,这种办学自主权是完全正当的,绝不是可以滥用的。

最后,我绝对不能忘怀的是已经故去的不少共事多年的老同志,可以肯定地说,没有他们的无私奉献就没有学校的今天。

在他们当中,曾经担任校领导工作的有:查谦、刘乾才、文斗、彭天琦、熊小村、黄礼、刘颖、朱民亲、刘昂、张鸿卿、孙宝库、孙盛海、卢振中、路丁、宋驹、姚启和等同志;

曾经担任教授的有:刘正经、朱木美、赵师梅、万泉生、周绪暄、李如沆、徐真、谢义达、邓文英、张振宇、陈泰楷、李子祥、戴良谟、庆善骙、庆善驯、周玉廷、马骥方、黄兰谷、张守一、蒲万林、杨赓文、余国钧、郝刚、郑衍双、孙培祯、汤之璋、刘富华、黄慕义、罗汝梅、潘景安、程天柱、路亚衡、严学宭、李灏、虞锦江、彭伯永、张以增、刘育麒、李敉安、徐恕宏、林金铭、高宇昭、刘忠、文辅相、涂又光等同志。

还有其他不少同志,恕不一一列举。

他们都曾为学校的创建与发展做出了无私的贡献,我对他们抱有无法磨灭的深深的怀念之情。学校现已有离退休老同志几千人,在过去几十年当中,他们同样为学校的建设奉献了毕生的精力,我对他们表示衷心的敬意。现在还有大批同志仍在各自的岗位上辛勤工作,希望他们青出于蓝,后来居上。

此全集得以出版,要感谢我曾经指导过的博士生、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的沈红教授和她指导的博士生张青根同志,他们做了许多具体的工作。还要感谢学校出版社相关负责同志与责任编辑以及有关同志的支持。

(注:本文系朱九思2014年7月20日于协和医院为《朱九思全集》做的自序。《朱九思全集》由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5年1月出版,并授权长江日报微信公众号发布。题图照片系2003年摄)

一代教育家朱九思辞世

俞正声表示哀悼、慰问并敬献花圈

6月17日上午9时,武昌殡仪馆天元厅庄严肃穆、哀乐低回。各界人士在这里深情送别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我国著名教育家、原华中工学院党委书记兼院长朱九思同志。

朱九思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15年6月13日18:09在附属协和医院逝世,享年100岁。

朱九思同志逝世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表示哀悼、慰问并敬献花圈。

发来唁电、敬献花圈或前往家中慰问亲属的个人有:中国工程院院长、党组书记周济,教育部部长、党组书记袁贵仁,湖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李鸿忠,湖北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国生,陕西省委副书记、省长娄勤俭,河南省委副书记、省长谢伏瞻,湖北省政协主席杨松,湖北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张昌尔,湖北省委常委、武汉市委书记阮成发,湖北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梁伟年,湖北省副省长郭生练,湖北省副省长任振鹤,原湖北省委书记关广富,原湖北省委书记罗清泉,原湖南省政协主席王克英,原科技部副部长陈小娅,原湖北省副省长、人大副主任梁淑芬,原湖北省政协副主席崔建瑞,原湖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罗海藩,武汉市委副书记、武汉市市长万勇,成都市委副书记、市长唐良智,中组部三局副局长赵凡,中组部三局五处处长董政,湖北省委组织部副部长、省人社厅厅长翟天山,湖北省委高校工委书记、省教育厅厅长刘传铁,原湖北省教育厅厅长、湖北省科教部部长尤洪涛,原湖北省人民检察院常务副检察长徐汉明,中国工程院院士谭建荣,中国工程院院士杨华勇,中国教育学会会长、原北京师范大学校长钟秉林,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理事长、原中国农业大学党委书记瞿振元。

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或慰问的单位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中国工程院、中共湖北省委、湖北省人大常委会、湖北省人民政府、湖北省政协、湖北省委办公厅、湖北省委组织部、湖北省委宣传部、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湖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湖北省政协办公厅、湖北省委高校工委、湖北省教育厅、湖北省新闻出版广电局、中共武汉市委、武汉市人民政府、武汉市委办公厅、武汉市人民政府办公厅、成都市人民政府、扬州市科技局、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湖北省高等教育学会等。

前往武昌殡仪馆送别朱九思同志的有:湖北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国生,原湖北省政协副主席崔建瑞,湖北省委高校工委书记、省教育厅厅长刘传铁,湖北省委组织部副部长李建红,武汉市副市长刘英姿,华中师范大学党委书记马敏,武汉理工大学校长张清杰,武汉大学常务副校长冯友梅,湖北文理学院党委书记马小洁,空军预警学院院长蓝江桥,海军工程大学政治部副主任严光成,原武汉大学校长刘道玉,原电子科技大学校长邹寿彬,原武汉理工大学校长周祖德,湖南日报社党组成员、纪检组长张承贵等。

(据华中科技大学新闻网)

华中科技大学校长丁烈云

先生是创新引领的楷模

2015年6月13日,是个令我们、令所有海内外华中大人伤痛的日子。这天,敬爱的朱九思先生静静地离我们而去,留下了他热切的期盼,留下了我们无尽的哀伤。

数十年来,先生对教育事业和学校发展的热爱,先生的教育思想和实践,始终是我们学习的楷模。

先生是创新教育思想、引领创新实践的楷模。在学校和高教界,很多师生、校友、学者都知道,在华中大发展历程中,有一个在全国高教界开风气之先的“重大的转折”,就是20世纪70年代末,提出“走综合化的道路”。在先生的主持下,学校改革学科结构、大规模引进人才,实施“科研走在教学的前面”等发展战略,先后建立了理科的数学系、物理系和化学系,文科的中文系、新闻系、社会学系、外语系等等,开始了学校办学历史上的三个转变——由单一的工科教育,向理、工、文、管相结合的综合性大学转变;由主要从事教学工作,向既是教学中心又是科研中心的转变;由主要从事本科教育,向本科教育和研究生教育并重的多层次办学转变。

在先生的示范下,学校始终紧紧把握时代脉搏,在共和国的旗帜下,不断创新教育理念和实践,勇立潮头,快速崛起,与共和国发展同步,被赞誉为“新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缩影”。

这种与时俱进,不断创新教育理念的精神,不仅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也是学校宝贵的财富。

先生是尊重人才、惜才爱才的典范。先生“爱才如命”, 重视知识分子政策,尊重教师,在教育界是出了名的。教育界和师生校友中代代流传着先生一段爱才、引进人才的佳话:“文革”期间,知识分子成为“臭老九”,先生自己也受到很大冲击。

但恢复工作后,他冒着极左的压力,发动教职员工全国物色、举荐、引进人才。1972年至1979年,学校居然从全国20多个省市的500多个单位调进了600多名教师。在当时的环境中,先生因此被一些人称为“跑资派”。

但学校因此受益:师资力量不降反升,为学校“重大转折”和新一轮大发展做好了坚实的人才储备。我们还知道,在办理科和文科的过程中,为提升学科实力和师资水平,先生邀请徐利治、严学窘、张培刚、林少宫等加盟,邀请钱伟长、陈景润、何祚庥等来校讲学。

我们一直记得先生当年掷地有声的教导:我们中国不是知识分子多了,而是太少。要看远些,再过几年,想要人也调不来了。30多年过去了,我们回味先生的话,分析国际国内和学校人才、学科发展的情势,依旧高度地紧迫,需要我们努力创新思路,营造环境,尽我们所能,为学校、为国家的发展,培养好、引进好、使用好人才。

先生是爱树如命、崇尚绿色的模范。“九思同志爱才如命,也爱树如命”。华中大被社会誉为“森林中的大学”,先生功不可没。发动学生周末义务植树,引进和培育优良树种,加强绿化管理……在先生身体力行的影响下,“维护树、爱护树”成了师生员工的共识。

“盖一栋房就要种一片树”;“谁砍学校的树,我就追究谁的责任”;在学校砍一棵树,要报校长签字批准。先生爱树的“名言”和故事一直在校内外广为流传。14日,先生不幸离世后的第二天,两条树与先生不分离的微信——《朱九思先生:喻家山下森林大学的缔造者》《今天,我们用树与文字,纪念朱九思先生》——在师生、校友中,在各朋友圈、社会上迅速传播。

这是在校的大学生们用最纯真的心灵感悟出的对先生的悼念。我们读起来深感亲切,倍添责任:十年树木与百年树人同行,在科技、人文和绿色相融的华中大,我们要继续推进先生未竟的事业,推进华中大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事业,投身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实践。

先生是严于律己,从严治校的良师。“管理也是教育”。先生的严格是出了名的。先生对自己严格。他任学校主要负责人的几十年间,自认为只做了两件半创造性的工作:一是提出了发展新思路,“走综合化的道路”和“科研要走在教学的前面”;二是采取超常规的办法延揽了一大批人才;半件事是植树造林。

先生晚年身体不好,不得不长年住在医院,但他吃住、会客都在医院普通病房里。一些老师、弟子、亲友认为先生应该住高干病房。先生的夫人每每解释:“九思说的,不用那么大,不能浪费。

”先生对自己要求严格,对学生要求也严格,对管理人员要求更严格。先生始终认为,优良校风的形成,既要依靠强有力的思想教育进行引导,又必须有严格的管理措施来保证。只有把教育和管理结合起来,才能培育出好的校风来。

先生经常讲,教不严师之惰,学生的管理不能放,放了以后不好收。据先生讲、同事们讲,先生当年没少批评过管理人员,没少严厉批评过一些同志,但批评丝毫不影响对优秀同志的爱护和使用。

大家在学习上、工作上严格要求,互帮互学,薪火相传,赢得了“学在华工”的美誉。今天的我们,需要倍加珍惜先生和代代华中大人树起的金字品牌,不断加强规范管理、加强学风教风建设,努力发扬光大“学在华中大”。

先生始终关心学生,重视提高教学质量,注重学生创造能力培养;始终关爱学者,重视师资队伍工作,尊重知识分子;始终关注学术,重视科研工作和提高学术水平。先生离开领导岗位后,从事高等教育研究工作,亲自指导研究生,始终关注着中国高等教育事业的改革发展,关注着学校的建设。

近些年,先生因身体状况一直在医院,每次我们去看望时,他都会询问学校的建设发展情况,为学校取得的新进步而开心,为学校发展中存在的问题而担心忧虑,时时向我们提出意见和建议,令我们非常感动。

而如今,我们失去了先生,失去一位好师长,我们痛惜、悲伤,也清醒、明亮:先生为我们留下的宝贵财富,要继承、发扬,我们要继续求是创新、团结奋进,用新的业绩,为先生歌唱,为华中大增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