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晓虹老婆 周晓虹:“父不如子”勿简单归结于“老眼昏花”

■古往今来,因为时间流逝的一维性,文化的传承尤其是物质文化的传承都是由父及子、由上代传至下代。不过,近几十年来,由于迅疾的文化和社会变迁,这种常见的器物文明传承方式发生了改变。特别是,由年轻一代将文化及其意义,传递给年长一代的新传承方式,使得传统代际关系发生了断裂。原先的教化者(亲代)与被教化者(子代)关系的颠覆,成了我们这个时代令人困惑的叙事议题

■各种电子产品和耐用消费品的涌现,改善了国人的物质生活品质,也造就了一波波文化流行。从代际关系的角度来看,家用电器和耐用消费品的出现和普及,直接缔造了迥然相异的两极:一个是与电子时代同生,能够自然娴熟地摆弄电器产品的年轻一代;一个是面临各式各样、层出不穷的电子产品时相对“笨拙”的父辈或祖辈。几乎每一种电子产品进入中国家庭,都上演过不同版本的文化反哺的轻喜剧

思想者小传

周晓虹 南京大学社会学院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务院社会学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社会学会副会长、中国社会心理学会会长、教育部社会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学科规划评审组专家。先后出版《文化反哺:变迁社会中的代际革命》《传统与变迁——江浙农民的社会心理及其近代以来的嬗变》《西方社会学历史与体系(第一卷)》《现代社会心理学》《现代社会心理学史》等20余部著译作,在《中国社会科学》《社会学研究》和《历史研究》等杂志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

我今天讲演的主题是“文化反哺:网络时代代际关系的新趋势”。实际上,这个概念已经困扰了我整整28年。当下身处的这个大变革时代赋予我们太多可资研究的课题,以生命之有涯对知识之无涯,是需要勇气的。

我之所以提出这个概念,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上世纪80年代,中国新事物层出不穷,我和父亲对西装态度的迥异以及后来父亲态度的变化,使我开始反思父子之间态度差异的根源为何。另一方面,当时我翻译了一本玛格丽特米德的《文化与承诺》,就提出了“文化反哺”的这个概念。也就是说,年长的一代在急剧变革时代受到年轻一代在价值观、生活方式甚至物质表现形式等方面的影响,这样的过程我称之为“文化反哺”。

教育水平提高是重要变量

传承,不仅使得人类的创造物(无论有形的还是无形的)能够代代相沿,而且使得每一代的人能够在前人的基础上改造文化,这为文化的变迁奠定了基础。古往今来,因为时间流逝的一维性,文化的传承尤其是物质文化的传承都是由父及子、由上代传至下代。

接受物质文化或器物文明传承的一代人,会再根据自己所处时代的技术水平、可得资源和自身需求,创造与自己时代相适应的物质文化或器物文明。由此,在器物的制作尤其是使用上,“手把手”的教导是父及子、师及徒最为常见的传承方式。

不过,近几十年来,由于迅疾的文化和社会变迁,这种常见的器物文明传承方式发生了改变。特别是,由年轻一代将文化及其意义,传递给年长一代的新传承方式,使得传统代际关系发生了断裂。原先的教化者(亲代)与被教化者(子代)关系的颠覆,成了我们这个时代令人困惑的叙事议题。

我们知道,社会变迁在20世纪以后变得非常快,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变化的速率。丹尼尔贝尔在《后工业时代社会的来临》中说:任何一个孩子再也不可能生活在与其父辈和祖辈同样的生活的世界。第二,规模,包括人口、经济和知识的变化规模都在空前增长。

中国是规模更大的国家,这个世界发生过1亿人的现代化——日本,发生过2亿人的现代化——美国,发生过3亿人的现代化——欧洲,但迄今为止没有发生过13亿人的现代化。中国的变迁真的是又大又宽。改革开放前,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是2650亿美元,今天已经超过10万亿美元。这个巨大变迁是在将近40年间完成的,物质生活水平迅速改善,教育水平提高。

这里面,教育水平提高是很重要的变量因素。2003年、2004年在北京做访谈的时候,一个师傅告诉我,他的工友没有一个读过大学,但他们的孩子全部在上大学。这说明,在短短几十年时间里,中国两代人之间发生了天壤之别。没有这样的差异,文化反哺就无从谈起。接下来,我想从器物表现层面来具体谈一下文化反哺,分别以食品、手机和电脑为例。

孩子渐成家庭消费的中心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家庭的恩格尔系数不断降低,花在食品上的钱占收入的比重越来越小。同时,餐桌上的食物种类越来越丰富,不仅出现了原先没有的专供孩子的食品,而且孩子或年轻一代的话语权越来越大。由此,“代际中心”出现了倾斜:过去在家里决定消费的是父亲或母亲,现在孩子逐渐成为家庭的中心尤其是家庭消费的中心。

物质生活的丰裕以及子代决策权的提高,使得孩子们在家庭内部消费上开始掌握前所未有的主动,也使得肯德基和麦当劳等快餐店很快走俏。我在广州的一次访谈中,碰到一户很有意思的人家:孩子只有小学五年级,爸爸妈妈在银行工作,爷爷奶奶退休前都是四川农业大学的教授。

他们家里怎么吃、吃什么,经常是孩子说了算。我问:为什么是孩子说了算?他们说:道理很简单,孩子看得多。我又问:怎么看得多了?他们说:第一,看电视,我们大人看电视一到放广告的时候就是“尿点”,或者去洗碗。

小孩子一看电视,满眼放光,尤其是吃的,一个一个仔细看。另外很重要的是,孩子在学校里不时交换着吃,一吃到好吃的就不吃了,而是包起来后带回家跟爷爷奶奶分享。爷爷奶奶一吃,也觉得这个东西好吃,可以买来吃。

由此可见,经济的快速发展与人们日常生活的改善,使得包括零食在内的食品多样性大大改善。同时,在代际之间,食品知识像其他知识一样,传承的方向开始发生逆转:父代、祖代对儿童食品的了解,特别是对消费主义支配下食品的某种认知,时常是从孩子那里获得的。

这样一来,通过尝试各种新食品尤其是西式食品,“使得晚辈将他们的长辈拽入到地方社会和跨国主义交互作用的场景之中”。文化反哺甚至成为年长一代接触外来文化和现代性的常规途径之一。

手机普及带来“去中心化”

改革开放以来,各种各样的电子产品涌入国人的日常生活,让人感到眼花缭乱。各种电子产品和耐用消费品的涌现,改善了国人的物质生活品质,也造就了一波波文化流行。从代际关系的角度来看,家用电器和耐用消费品的出现和普及,直接缔造了迥然相异的两极:一个是与电子时代同生,能够自然娴熟地摆弄各种电器产品的年轻一代;一个是面临各式各样、层出不穷的电子产品时相对显得“笨拙”的父辈或祖辈。

几乎每一种电子产品进入中国市场和每一个家庭,都上演过不同版本的文化反哺的轻喜剧。这里,就讨论一些最为普通的现代沟通工具——手机。

为什么讨论手机?一方面因为手机是除了计算机以外最能够表现代际差异的电子产品,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手机普及过程中实现的“去中心化”,充分体现了代际间沟通的主导权是如何从上一代“移动”到下一代手中的。

亲代在手机操作上的“笨拙”,直接导致了他们对子女“控制”的失败。我们在研究中不止一次地听到父母们说:“给孩子买什么后悔什么”,电视如此,手机如此,电脑更是如此。父母们的懊恼一方面来自于他们给孩子购买这些电子产品的初衷与后来的实际情况完全不同,另一方面来自于他们面对电子产品时的“笨拙”使得他们对孩子的“离经叛道”无可奈何。

有家长告诉我,最初为孩子添置手机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监控”孩子,知道他什么时候在干什么,也能够随时随地把他叫回来。孩子也是这样表态的,说没有手机没有办法和家里联系。但真正有了手机后,情况完全两样。你真想找他的时候,他关了手机。你问他,他说没电了。

此外,通过手机里的短信、微信功能,孩子们还得以建构起一个不受长辈干扰的有效私人空间。特别是,由于孩子的防范意识和创造的内部沟通语言,导致不少父母很难“窥探”、介入子女在手机里的秘密空间。从这个过程来看,亲代对子代生活的过度“关心”,某种意义上促进了拇指文化的“繁荣”。

文化反哺助力跨越“鸿沟”

我把电脑称作父母的“滑铁卢”。只要能够做到心平气和,父母们对自己的这个失败都会心服口服,承认“人类掌握计算机的能力同年龄成反比”。

在北京访谈时,认识了这样一家人:母亲当时在医院当护士长,儿子是大学化学系学生,同时在中关村为客户组装电脑。医院电脑坏的时候,妈妈经常请儿子来帮忙维修,其他的护士都夸赞说他聪明。但是,时间长了,边际效用递减,儿子不想来修电脑了。

母亲没办法就哄着儿子,这次吃肯德基,下次吃披萨……一天,妈妈走在路上心血来潮地说要请儿子吃他喜欢的东西。儿子一脸紧张地反问:“你们电脑又坏了?”访谈的时候,这个孩子对我说:“你不要以为我去修电脑只是因为嘴馋,而是因为我知道如果我不帮妈妈,可能就没人能够及时帮她。

你想她15岁初中没毕业就去参军,一直当护士。你让快50岁的她还去学计算机语言,真的太难为了,所以我只能挺身而出。”

这个家庭的故事说明,一方面,在计算机的使用过程中,年轻一代和年长一代之间确实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另一方面,因为代际间的绵延性,亲子间的血缘纽带或其他社会关系常常能够促使沟通顺畅的两代人或数代人之间彼此借力。在理解对方的同时,凭借文化反哺的方式,我们是可以跨越“数字鸿沟”的。

为代际平等沟通提供条件

在器物文明的使用和传承方面出现的这种“代际颠覆”现象,并不能简单地归结于年长一代“老眼昏花”和年轻一代“心灵手巧”。它与急速社会变迁带来的家庭结构、沟通方式和知识来源的改变有关。换言之,在行为差异的背后,仍然有着某些可以辨析的结构性成因。

第一,代际倾斜:孩子是怎样成为家庭中心的?

中国的城市化,带来流动人口的不断增加。费孝通认为,地缘是血缘的投射,血缘最重要,地缘是其次。但我的体会是,现在人们可以流动了,人们对血缘的重视程度比以前要低。这种流动极大地削弱了父辈对个体,尤其是年轻一代的控制能力。

所以我在访问的时候,很多家长讲“自己做不了年轻人的主”。当然,家庭关系出现代际倾斜或重心下移,还与市场化以及市场化相关联的各种经济秩序、分配方式的改变有关,如房地产业市场化使得年轻一代脱离父母居住的可能性提高。

第二,“去中心化”和沟通模式的变化。

在讨论手机时,我们已经说明,这种点对点的沟通技术具有“去中心化”的特点,为年轻一代向往和适应的平等沟通提供了条件。其实,不仅是移动电话,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各种新的电子器物之所以先在年轻人中流行开来,常常是因为它们兼具了这种“去中心化”的特点。

比如,从录音机到后来的MP3和MP4,除了音质本身的提高外,与早期收音机最大的区别就是个人选择性的增强。当上世纪80年代录音机进入中国,当年轻人能够通过购买磁带而选择自己喜欢的歌曲时,对这些意图挣脱父母、家庭等“控制”的人来说无疑是一场个人狂欢。

第三,“数字鸿沟”是一种技术鸿沟、经济鸿沟还是代际鸿沟?

对于“数字鸿沟”,有人说这种差异是技术鸿沟,有的人说是经济鸿沟,还有人说是社会鸿沟。在我看来,它说到底就是代际鸿沟。无论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无论沿海还是内地,无论何种群体,年轻一代使用计算机的水准总体都高于年长一代。加之他们精力充沛、兴趣广泛,基本上垄断了对互联网络及其信息的“话语权力”。这种信息获取上的代际鸿沟,将对两代人的价值观、生活态度、人生视野、参与能力甚至生存机会产生难以估量的影响。

从传统向现代迈进的范本

讲到这里,我要提出“中国体验”这个概念。为什么讲文化反哺是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可以从“只此一地”和“只此一次”两个角度来分析。

我的研究发现,在其他国家,包括西方国家和东亚其他新兴国家,确实存在年轻一代超越年长一代的现象,但没有中国这么突出。原因在于,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经历了改革开放的巨大变化。其他国家如美国,其代际差异是缓步上升的,没有像我前面讲的那样,比如1977年到2007年这30年间中国大学招生数量增长了20倍。

生活在世的两代人或三代人的物质、精神生活的反差如此之大,决定了中国亲子关系的“颠覆”比任何国家都来得彻底,此即谓“只此一地”。

我承认,在任何时代,由于“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加之一个人的智商水平和努力程度不同,弟子强于老师的现象当然存在,父不如子也不鲜见。我同样承认,在大的历史转折时期,也确实常常出现年轻一代成为时代“弄潮儿”、引领时代进步的现象。

但是,这两种现象和我们所谈的文化反哺之间最大的差异在于:前者或只是作为具体的个案存在于特定的家庭或师徒之间,亲不如子或师不如徒的原因只是因为“闻道”的早晚、专业的不同以及智商和勤奋的相异;或只是出现在政治或政权变革领域,在这一领域,人们对新的政治话语或意识形态的接受与否,常常是各种社会风潮和个人际遇综合作用的结果,并不完全取决于年龄这一单一因素。

这里所说的文化反哺大规模出现在今日中国,一方面,它不取决于从业的早晚、领域的异同,甚至和智商、勤勉无涉,只与代际间生存环境近30年中的巨大变迁相关。另一方面,这种亲代不如子代或长辈不如晚辈的现象也不限于对某类知识的“记问”和理解,以及对某个专门行业的精通与荒疏,不限于阶级立场或政治抉择。

相反,它几乎涉及价值观、生活态度、行为模式和器物文明等日常生活的所有领域。只有意识到这一点,才能够真正理解文化反哺前所未有的历史意义。

当然,社会还将继续在变迁之途上奔走。但类似个案看多了,我也愈加确信,30多年剧烈变迁造成的巨大代际差异将不会重现,此即谓“只此一次”。

事实上,在关注经济社会发展和结构转型的“中国经验”之时,也有必要关注国人的价值观和社会心态发生的嬗变。我们可以将这种嬗变称之为“中国体验”。它之所以值得我们给予学术上的关注,一方面是因为它在精神层面赋予“中国经验”以完整的价值和意义,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其独特性或许能为发展中国家从传统向现代的迈进提供可资借鉴的社会或心理范本。

我们这里讨论的文化反哺及与其相关的代际颠覆现象,也就是这场急剧变迁带给国人心理体验的一部分。希望对相关现象的研究,能够为改革开放和社会进步留下知识社会学意义上的学术积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