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虎城的尴尬:中共关系不和 西安事变“主谋”
1927年杨的主动示好被视作“小军阀”自保、“投机的成分很多”
1927年蒋介石开始“清党”反共之时,杨虎城作为冯玉祥部队中的“小军阀”,其本人还是比较同情中共的,甚至在反共声势高涨的情况下也并没有跟随蒋介石“清党”。
据1927年冬中共河南省委向中共中央报告关于太和杨虎城军现状时说:“杨本人近来因环境所迫,非常同情我党,并要求加入我党,要求我们多派人到他的部队中去,无论政治工作人员和军事工作人员都欢迎。”
然而,由于中共在“清党”中受到了严重打击,因而对所有的军阀都持完全不信任的态度,对杨也不例外。1927年11月22日,河南省委明确认定杨虎城“主观上认识革命的理论,坚决地实行加入工农的队伍而革命的成份是很少的。
杨军官佐少数革命和反革命外,大多数都是混混噩噩。杨军系土匪和民团凑合而成,内部非常复杂,各自成一系,每一小部分中地域观念很盛。”1928年3月25日中共中央给皖北特委的指示信更是明确称杨为“小军阀”,指出“皖北现在高(桂滋)、杨(虎城)、方(振武)、柏(文蔚)一班小军阀杂色军队统治之下,他们利益冲突,是明争暗斗的。
”基于这种判断,1927年12月24日,中共中央指示河南省委:皖北“如果有土匪领袖因偶然们投机而倾向我们,我们的工作应该一面通过他们的线索到群众中去宣传,一方面公开叫他们怎么干,如果有真无条件的执行我们吩咐的,经过了相当的时期亦可以介绍入党。杨虎城的问题便应照此一办法应付,暂时不要入党。”杨虎城入党的问题就此被搁置了。
至于考验杨虎城的问题,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河南省委派于基“赴太和调查实际状况,于可能时向杨提出如下条件:1、不附南京;2、赞成土地革命的武力;3、淘汰一切犹疑和反动的分子,甚至铲除之……杨如能接受我们的条件,我们即须坚决的执行:1、毫不客气的淘汰甚至杀死一切反派;……4、即开始土地革命的工作,杀豪绅官吏,没收土地分给贫民,实行耕者有其田,组织农协和农军,一切乡村政权归农协,组织工农兵的苏维埃政权……”可以说,从杨虎城当时的处境来看,这些条件无疑是极为苛刻的,然而,即便是杨虎城做到了这些,也并不意味着中共就真的信任他了,因为河南省委还提出:“在杨军中做工作的同志,多没有按着党的政策去做,如没有发展下层组织和当地工农运动等等……我们要很正确的认识,杨军即是能担任上列的任务,也决不是上地革命的主力,只是一个助手,最重要的主力,是全体农民起来暴动。
”
一九三六年元旦,杨虎城对十七路军部队讲话,明确地向部队训练目标是对日作战。图中立于讲台中央的是杨虎城。
西安事变“主谋”并非张学良
杨虎城提出趁“蒋公来西安,余等可行挟天子以令诸侯之故事”。
1936年12月12日凌晨,西安临潼几声枪响,时任西北“剿总”副司令的张学良和17路军的总指挥杨虎城,用“兵谏”的方式扣留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
若问这场由张、杨联合发动的“西安事变”中谁是主导者,名气更大的张学良一直承担“犯上作乱”的主要责任。然而在1991年张之丙姐妹对张学良的采访中,张学良却说:“‘西安事变’就是杨虎城……那可以说他(杨虎城)是主角哇,不过名义是我,我是主角了。当然由我负责任。”
1935年,曾经号称中国最强军队的东北军正处在落魄时期。热河战败后,东北军丢了东四省和河北的地盘,十几万大军依靠蒋介石提供补给,一举一动受蒋节制,境况非常凄凉。背着一个“不抵抗将军”骂名离开东北的张学良有抗日的决心,不希望参与任何内战。但结果却事与愿违,不得不接受蒋介石的委派到西北“剿共”。
来到西安的张学良,很自然地结识了时任陕西省主席、国民党17路军总指挥的杨虎城。只不过,张学良开始对杨虎城的态度非常傲慢,认为杨虎城草莽出身,不过就是个“老粗”。而在杨虎城眼中,张学良却是一个可以联合抗日的对象。
1935年10月初,杨虎城向张学良发牢骚说“剿匪”等于“无期徒刑”,“以中央军之数量,东北军之精锐,皆未能消除共产党,区区如彼之军队,能何为乎?”
同年11月,当东北军的109师被毛泽东指挥的红军歼灭后,张学良也向杨虎城袒露了“倦于内战”的心情,杨虎城向张学良建议:向蒋公进言,停止内战,团结抗日。
1936年12月2日,张学良只身飞到洛阳,向蒋介石进言,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双方发生尖锐冲突。
张指责蒋“这样专制,这样摧残爱国人士,和袁世凯、张宗昌有什么区别”。蒋严厉表示:“我是革命政府,我这样做就是革命!”“匪不剿完,决不抗日。”老蒋的顽固态度使张学良“犹如凉水浇头”,对蒋绝望。
回到西安后谈起有关情况,张学良问杨虎城“有何高策可以停止内战,敦促蒋公领导实行抗日之目的”。杨虎城趁此机会问张学良是否有抗日决心,如果有,可趁“蒋公来西安,余等可行挟天子以令诸侯之故事”。张学良听后愕然,沉默未语。然而,后来西安事变基本上是按照杨虎城“武力扣蒋”的思路发动的。
1936年12月23日到24日,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同宋子文、宋美龄达成了停止内战、停止“剿共”、一致抗日等六项协议。24日晚,蒋介石会见了周恩来,表示以人格保证接受六项协议,并邀请周恩来到南京就国共合作直接同他谈判。
但是,蒋介石只同意以“领袖人格”保证。蒋介石不肯签字,张学良却同意放蒋,这让主导这次“兵谏”的杨虎城深感不安,并因此与张学良爆发了一场激烈的冲突。
据《宋子文日记》披露,12月24日当晚,张学良、杨虎城进行了交谈,杨虎城反对释放蒋介石,为此与张学良激烈争吵。杨虎城觉得这样放人放得不明不白,至少也得让蒋介石签个文件,有个书面的保障。杨说:“你发动了政变,在未获任何保证下,而今你竟允委员长离去,他定会让你我人头落地。
”张说:“我个人对政变负完全责任,如果我们接受他的领导,一切均会好转,若否,则尽可开枪将他打死。对其行动方针,难道还有其他选择?难道我们不想结束此等局面?”杨虎城不满地离去。
1936年12月25日下午3点左右,张学良给杨虎城打电话,通知他,自己已经决定放蒋回南京,杨虎城示意劝阻,但张学良已然不允许他再辩解了,只是说,再不走就走不了了。杨虎城措手不及,只好服从。
在张学良亲自陪同下,蒋介石乘飞机离开西安。离开西安前,张学良留下手令,把东北军交给杨虎城指挥。没想到这一次竟是他们二人的诀别,张学良因此永远失去了自由,而提议“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杨虎城在1949年死于国民党特务的暗杀。
建国后毛泽东评价杨虎城:“以身殉志,不亦伟乎!”
尽管中共和杨虎城都对对方颇有微词,但西安事变的确对后来中共在西北立足居功至伟,随着杨虎城出洋和1937年11月杨虎城回国后被蒋介石囚禁,此后中共与杨再无利益纠葛。西安事变后中共在之后与国民党缠斗中屡屡提及释放张、杨的事情,比如1946年1月14日,周恩来明确提出:“放人(指张、扬)这件事立即可做。
……西安事变为民族产生了惊天动地的团结抗战。若没有他两人的赞成,也不会有民族复兴节那天的欢欣。不念旧恶,是中国人民的美德,要是张、杨两先生释放了,西北与东北父老乃至全国人民,谁不欢欣,何必不做!”
建国后,中共对张、杨始终给予极高评价,比如1956年11月,周恩来在一次讲话中说道:“由于西安事变。张、杨两将军是千古功臣,这点是肯定的。”晚年毛泽东在读《唐书•徐有功传》时还想到了杨虎城,他在批注中说:“岳飞、文天祥、曾靖、戴名世、瞿秋白、方志敏、邓演达、杨虎城、闻一多诸辈,以身殉志,不亦伟乎!
”(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237页)可见其对杨氏评价之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