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宝宝元朝 明朝为何没有“元宝”:铜钱岂不成了“元朝之宝”
宋仁宗在位时期,一共颁行过9个年号,其中最初的"天圣"、"明道"和"景祐"三个年号,所铸造的均为"元宝"钱,而不是"通宝"钱。究其原因,也与避讳有关。清代钱大昕的《潜研堂金石文跋尾·贞集》有云:
天圣年,虎邱剑池石壁文云:"同判福州王渎",其云同判者,天圣初,章献太后临朝,避其父讳,凡官名、地名"通"者,皆易之。如通州为崇州,通判军为安利军,通判为同判是也。后崩后,即复其旧。
这段话清楚地说明了天圣年间因为外戚的名字而避"通"讳,并且举出了实例。但是并没有涉及到宝文的避讳。另清翁树培《古泉汇考》云:
培案《宋史》,(章献太)后崩于明道二年,……天圣、明道、景祐诸钱,皆曰元宝者,亦避讳耳。
由此我们可以知道,天圣等三个年号钱之所以只有元宝,是为了避太后父亲的讳,所以不能用"通"字作宝文。章献太后死于明道二年,之后的宝文则不再避讳,所以才有了"皇宋通宝"。
《潜研堂金石文跋尾》,清光绪十年(1884)长沙龙氏家塾刊本
了解这一特殊的避讳现象,可以提高我们的钱币辨伪能力。在1982年8月,江西省瑞昌县发现了窖藏铜币一处,里面出土了一枚"景祐通宝"钱和一枚"景祐元宝"钱,有人认为"这次出土的真书小钱‘景祐通宝’,及篆字窄穿‘景祐元宝’,是在其它文献资料中未曾见到的,在出土和传世品种也极为少见。
因此,该两种钱币的出土,为北宋时期的货币提供两枚新的品种,同时也为我国的货币史的研究增添了一项新的实物资料"。
但是前文我们已经说得很清楚,在仁宗景佑年间,避"通"讳是一个既定的事实,也是一个必须要严格遵守的原则,否则会招致严峻的刑罚。当时的官炉肯定不会去铸造"景祐通宝"钱。所以这枚钱币很有可能是后世伪造的。
到了元末,群雄竞起,各路起义军高举反元大旗。后来朱元璋统一了天下,于洪武元年(1368)命南京的宝源局及各省宝泉局铸行"洪武通宝"。其中并无"元宝"钱。其原因大致有二。
首先是为了避朱元璋的讳。清人刘喜海有《嘉荫簃论泉绝句》,其子虞采所作《注》云:
明太祖讳元璋,故明代铸钱,自洪武后,无作元宝者。
还有一个原因是为了避"元朝"的讳,如果以元宝为文,那岂不是成了"元朝之宝"了?明代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载:
明初贸易文契,如吴元年、洪武元年。俱以原字代元字,盖民间追恨元人,不欲书其国号也。
当时的老百姓普遍不愿意用"元"字,所以洪武无"元宝"则是可以理解的事了。而事实上,从最初的大中、洪武至崇祯,再到南明的大明、弘光、隆武、永历等钱,其宝文皆为"通宝"而无"元宝",看来,老祖宗的影响还是极其深远的。
"玄宝"从何而来?
在钱文的避讳中,还有一种特殊情况,就是"主文"中的字与"宝文"中的字相重,统治阶级为了避免这种尴尬而做了相应的避讳。
唐代历史上共铸造过8中钱币,分别为开元通宝、乹封泉宝、乹元重宝、得壹元宝、顺天元宝、大历元宝、建中通宝、咸通玄宝,其中铸行于唐懿宗咸通十一年(870)的"咸通玄宝"有一个不常见的宝文,这难道是标新立异之举吗?其实不然,笔者认为应该同避讳有关。
因为如果用"通宝",那么钱文中就出现两个"通"字了,既影响钱面的美观,读起来又有点拗口。所以唐懿宗就采取一种新的命名方式。至于"玄宝"的由来,可能与当时钱币的色泽有关,"玄"即黑色,晚唐钱币大多质地不纯,铸工较差,色泽泛黑。"玄宝"之名与《盐铁论》所谓"夏后以玄贝"相映成趣,唐懿宗在命名时有可能在师法古人。
"咸通玄宝"因为"宝文"的罕见,再加上铸造时间短,存世量极少,被钱币界誉为"唐泉第一珍"。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有两枚"咸通玄宝"钱,在1989年四川新都县的一处窖藏内也发现有一枚"咸通玄宝"钱。如果各位在市面上见到流通的"咸通玄宝",可要擦亮眼睛看看是否有猫腻了。
到了宋代,这种避讳现象更加普遍。仁宗赵祯于景祐五年(1038)十一月,改年号为宝元元年,南宋理宗赵昀于嘉定十七年(1224)八月继位,第二年改年号为宝庆元年。如果按照宋代常见的"年号 宝文"规则,组成的钱文分别为"宝元元宝"、"宝庆元宝",这实在是太拗口了。于是另拟钱文,改为"国号 宝文"结构,宝元年为"皇宋通宝",宝庆年为"大宋元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