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南书法在清代的兴盛
济南是一座古老的文化古城,在两干余年间,她创造了灿烂的文化。在这里,历代书家曾写下大量佳作,至今仍有部分刻石墨迹得以保存下来,成为济南文化的珍贵遗产。
但是,长期以来,由于自然损毁和人为破坏,明清以前的碑版刻石存世并不太多,较著名的主要有立于历城区西彩石村东北赵山之阳的欧阳询隶书《房彦谦碑》、存于长清区灵岩寺鲁班洞中的李邕书《灵岩寺颂碑》、存于长清区博物馆的苏轼书《齐州长清县真相院释迦舍利塔铭》、藏于济南市博物馆的赵孟頫书诗二首石刻和千佛山、黄石崖、孝堂山等处的北朝题记及灵岩石刻等。
与曲阜、济宁、泰安等地相比,济南的明代以前书法文物遗存少,这与其自古以来的政治中心、交通枢纽与文会之地的位置是不相称的。
另一方面,在清代之前,济南的书法活动也相对显得沉寂,缺少振臂一呼响者云集的大家。而这一切随着清代书法中兴的到来而发生了改变。济南书法进入了一个兴盛时期。
名家踵继 辉映泉城
在清一代,书法中兴,产生了许多大家;又兼乾嘉学派盛极一时,学者不断涌现。幸运的是,在清代中期,有多位全国知名的书法家和金石学家因仕官或游学旅居济南,为济南书坛带来清风。他们是李鲜、翁方纲、桂馥、孙星衍、铁保、阮元、何绍基等人。
桂馥(1736—1805),字冬卉,号未谷,别号肃然山外史,祖籍江西贵溪,出生于曲阜。他是清代著名的小学家和书法家。他潜心研究文字学40余年,著成《说文义证》50卷,与南方的段玉裁齐名,时有“南段北桂”之誉。
桂馥工书,尤擅隶书。他取法较广,得力于《乙瑛》、《史晨》、《礼器》诸碑。他在《答蔡松原见赠》一诗中说:“一枝沉醉羊毫笔,写遍人间两汉碑。
不遇中郎识焦尾,白头心力有谁知?”可见他用功之深。其隶书工整典雅,富有书卷气,颇得清人好评。如清张维屏《松轩随笔》云:“百余年来,论天下八分书,推桂未谷第一。”清杨翰《息柯杂著》云:“一生精力,萃于小学,故隶书直接汉人,零篇断楮,直可作两京碑碣观也。”
桂馥一生坎坷,虽学富五年,可直到54岁才中举,55岁中进士,年逾花甲始外放云南永平知县。在去云南赴任前,他有很长时间居住活动于济南,这一阶段,也正是他艺术上的黄金时期。
清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即桂馥中进士的第二年,他和友人集资在济南五龙潭畔修建了“潭西精舍”,并撰写了《潭西精舍记》,刻石立于潭旁,今尚存。自此,潭西精舍成为济南文人以文会友的胜地。桂馥与友人切磋学问、诗文、书法,进一步扩大了他在济南的影响力。
在济期间,桂馥留下了大量墨迹,至今公私各处收藏者不少。他的书迹还见之于石刻,最著名者当推今存千佛山舜庙的《历山铭》。此铭系乾隆六十年(1795年)应时任山东学政的著名学者阮元之嘱而书。铭文及落款共计185字,隶书。其用笔方圆兼备,刚健劲秀,布局严整端庄,富有庙堂之气。这是作者着意要传之后世的刻石,可视为平生力作。
桂馥南行任职后数年,铁保来到了济南。
铁保(1752—1824),满洲正黄旗人,栋鄂氏,字冶亭,号梅庵。他生于世修武职的世家,却自幼尚文,后终以诗文书法名世。
铁保早年功名顺遂,21岁即考中进士,踏入仕途。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他奉旨典试山东,曾至济南。嘉庆八年(1803年)调任山东巡抚,在济南为官两年。在此期间,他弥补府库、团结同僚、体恤兵丁、防汛救灾、抚谕百姓、兴办书院,政绩显著。但在嘉庆九年因办漕运“水浅船迟,革职留任。”嘉庆十年,擢两江总督,离开了济南。
铁保书法造诣颇深,是清代乾嘉时期号称翁(方纲)、刘(墉》、成(亲王)、铁(保)的四家之一。他楷书宗颜真卿,草书学王羲之,旁及怀素、孙过庭诸家。他曾与门人论书说:“名书如名士,如美人,必容貌、气骨、精神、脉络完备,始争上流。近世丰者无骨,瘦者不腴,气魄胜者剑拔弩张,风韵胜者柔姿媚态,皆非书家正格。吾知之愧未能也。”其书论在今天仍有着现实意义。
公务之暇,铁保醉心翰墨。但因驻鲁时间不长,他留下的书迹并不多,最有名者当推今嵌于大明湖铁公祠西门内两侧的石刻对联“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此联书于嘉庆九年(1804年)七月,正是荷花映碧,绿柳垂荫的时节,铁保偕同师友雅集于大明湖的小沧浪亭。山东学政刘凤诰即席撰联,铁保乘兴挥毫,成就了这一济南文化史上的名作。
铁保调任两江总督后51年,何绍基游至济南。
何绍基(1799~1873),字子贞,号东洲居士,晚年号蝯叟,湖南道州人,生于北京。他38岁中进士,55岁任四川学政时因直言丢官。从此绝意仕途,潜心教育。他主讲 何绍基早年多作楷书,中年以后多作行草,再转为篆隶,晚年则将隶、篆、行、草体熔为一炉,自成一家。
他创作力旺盛,人称“先后为人书楹联数以千计,句无雷同。于临池时触兴口占,靡不新隽工切,语妙天下。”兴致好时,他能日书对联百余,无懈笔,无倦容。他的传世作品中以楹联为多。
何绍基于咸丰六年(1856年)九月到济,咸丰十年(1860年)九月南归,整整在济南住了4年。此间他交游学者文士,奖掖后进,为改变济南的书法面貌做出了贡献。山东各地有不少何绍基的碑刻和墨迹,济南有他书写的《重修历下亭记》、《历下亭诗碑》和大明湖历下亭门联“海右此亭古,济南名士多。
”此联书于他南归前夕,体现了何书融篆隶于行楷之中的独家风韵。后来,友人将其镌刻在历下亭前的大门两侧,以纪念这位施教历下的书法名家。
有清一代,济南地区出现了许多书法家,见之于各种著录的有数十人之多。他们多生于斯,长于斯,以二三流书家为主,擅名于一时一地。最著名的仍推以上介绍的几位外地来济的书家。他们在济时间短则两三年,长则十余年,虽说整体时间不长,但对济南书坛的影响却是巨大的,成为济南书法史上的亮点。
文会之地 书学振兴
清代是书法复兴的时期,无论是书法创作还是书法研究,都有超越古人之处。作为书法学分支、交叉学科的金石学,在清代获得了巨大发展,学者辈出,著述云集。济南作为文会之地,此间在金石考据学上也取得了一些成绩,这主要得益于外地来济的一些著名学者的有力影响,他们是翁方纲、孙星衍、阮元等人。
翁方纲(1733~1818),字正三,号覃溪,又号苏斋,顺天大兴(今北京市)人,清中期著名书法家、金石学家。他一生研治经史,考察金石,著述颇丰。著有《粤东金石略》、《两汉金石记》、《汉石经残字考》、《孔子庙堂碑存字》、《通志堂经解》、《经义考补正》及《石洲诗话》、《复初斋诗集》、《复初斋文集》等。
翁方纲于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任山东学政,来到济南。在职三年内,他足迹遍山东,观览名胜古迹,搜求汉魏碑刻,并与山东本地或寓鲁的金石学者黄易、桂馥、周永年、邢澍、武仁、李东琪等过从甚密,对山东考据学、金石学的发展有较大影响。他于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离任前,虽编定完成了多种著作,但因未能在任期内完成金石丛编的整理校订工作而深感遗憾。(见《留题使院二首》)
何绍基在济南发现的《张玄墓志》拓本第一页
翁方纲走后,另一著名学者阮元来到济南,他在任期内对济南书学的振兴也作出了贡献。
阮元(1764—1849),字伯元,号芸台,晚号怡性老人,江苏仪征人。乾隆五十四年(1789)进士,历官兵部侍郎、礼部侍郎、户部侍郎、体仁阁大学士等。一生主编、核刻、汇刻书籍180余种,嘉道之际主盟文坛,被尊为学界泰斗。
阮元于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任山东学政。与他的前任翁方纲一样,阮元广交金石学家,遍访山东金石文物。他主编的《山左金石志》24卷是一部学术价值较高的金石学著作,汇集了包括济南在内的山东十三府州之碑碣,又收录了山东收藏家所藏的青铜器、玺印、古钱。
阮元能够礼贤下士,博采众长。如此书的体例是由他和毕沅共商而成,然后邀请金石学家武仁、朱文藻、桂馥、颜运生、段松龄、李东琪等人协助编写。
在取材过程中,他充分利用吸收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其中有黄易对济宁兖州地区的金石调查和藏品,以及聂鈫《泰山金石志》、段松龄《益都金石志》等著作。阮元提携士人,倡导学风,对山东包括济南在内的金石学的兴盛贡献很大。
阮元是“尊碑”书论的倡导者,他的“尊碑抑帖”的主张为书坛开拓了生机。其论点主要存在于日后写成的《南北书派论》和《北碑南帖论》中。
他提出书分南北的观点,目的在于矫正自唐宋以来盛行的帖学之风,他希望学书者能够上潮汉魏古法,鲜明地表现出甲北绌南、扬碑抑帖的倾向。其立论虽不免有偏颇之处,但在理论上引发了碑学的兴起,邓石如、伊秉绥、何绍基、赵之谦、包世臣、康有为等人无不受其影响。
纵观阮元的履历,他在济南任职的三年间使他得以直接接触北碑实物,感受北派书风的雄强魄力,这种经历是他在日后的湖广、两广、云贵总督任上所不具备的。可以这样说,他为济南书坛带来学风,留下著述,而在济的任职经历则回馈他可贵的感受,并潜在地影响了他未来书论思想的形成。
阮元于乾隆六十年八月离开了济南,而在同一年,另一金石学家孙星衍则由济南转赴任所,开始了在山东的宦海生涯。
孙星衍(1753~1818),字伯渊、渊如、季达,号芳茂山人,江苏阳湖(今武进)人。乾隆六十年到嘉庆四年,他在山东历官兖沂曹济道,署按察使,嘉庆十年到十三年,历任登莱青道,官至山东督粮道。
孙星衍是清代著名的经学家,平日深究经史文字音韵训诂之学,旁及诸子百家,研究颇有收获。他特别酷爱搜集研究金石碑版,不遗余力。嘉庆七年(1802年)他与邢澍撰成《寰宇访碑录》,此书收录的碑刻自周至元,并及各家所藏之古砖、古瓦,共7000余种。
嘉庆以前金石书碑刻目录之详备,当推此书为最。孙氏的其他著作尚有《平津馆金石萃编》、《泰山石刻记》、《岱南阁文稿》、《魏石经残字考》、《仓颉篇》等。
上述几位金石学家的到来,一度使济南的书法研究面貌一新,山左文会之地的书学得以振兴。受这些著名学者的影响,对济南地区金石文物的考察也拉开帷幕,《济南金石志》应运而生。此书刊行于道光二十年(1840年),全书四卷,记录了济南府的金石碑刻,是有地域特点的金石学著作,其作者为大兴王镇、崇川冯云鹓。
此书为有史以来第一部系统总结济南地区书法成果的专著,在济南书法史上有着重要的价值。山东泺源书院、长沙城南书院十余年。
晚年主持苏州、扬州书局,校刊《十三经注疏》,主讲浙江孝廉堂,往来吴越,教授生徒。他是清代著名书家,通经史、律算、小学,亦工诗,著有《说文段注驳正》、《东洲草堂诗集》等。
刻石碑帖 荟萃历下
书法复兴的重要标志是书法创作的兴盛,而书法创作的兴盛则往往外化为刻字作品的大量制作。终清之世,刻字作品不断问世,又兼前代旧刻得到较好的保存,济南碑刻逐渐汇集,形成了一定规模。这些刻字主要集中在大明湖、趵突泉、千佛山、灵岩寺、五峰山等名胜古迹处。
大明湖风光旖旎,是历代文人墨客雅集之地,因此留下不少碑刻,以历下亭、铁公祠和遐园最为集中。
历下亭矗立于大明湖湖心岛上。此间最有价值的刻字作品是历下亭前廊门两侧的楹联“海右此亭古,济南名士多”和镶嵌于历下亭名士轩等房内墙壁上的《重修历下亭记》碑、诗碑,皆何绍基书,被称为历下亭文物中的三件书法珍品。
另外,“历下亭”匾额三字为乾隆皇帝手书,大门西边还竖有乾隆手书诗碑。“名士轩”匾额三个隶字,系宣统年间书法家朱庆元所书。
铁公祠在明湖北岸,其西门内两侧刻有铁保所书“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楹联。整个西墙、北墙上嵌清人题刻26通。中有翁方纲书《铁公祠记碑》、阮元书《小沧浪亭雅集诗序》和张之洞书。
阮书共32行,满行15字,得古雅劲秀之致。在铁公祠北墙上,今明湖斋东侧,嵌有6块大石刻,高近3米,宽半米多,系光绪十一年陈士杰书,其字楷中间行,笔画丰厚,有颜苏书风,是大明湖刻石中屈指可数的大幅作品。
紧靠铁公祠的南边是小沧浪亭。翁方纲、阮元皆爱此地风景之美。阮元还曾出资租下这处别墅,任职期间一直住在这里。阮氏为此题了“小沧浪”和“水木明瑟”匾额。
他在离任时,特邀“五名士”前来饮酒赋诗,并写下了《小沧浪亭雅集诗序》,今存铁公祠回廊壁间者即是。另外,现仍悬挂的“小沧浪亭”匾额,系山东巡抚崇恩所题。
包世臣为《张玄墓志》写的跋
大明湖南岸的遐园集中保存了宋明以来的石刻。园门外北侧卧一石碣,上有篆书“遐园”二字,是山东提学使、湖南湘潭人罗正钧于宣统元年题刻。园内西北角长廊的墙壁上,嵌有岳飞书写的前后《出师表》,元气淋漓,气势豪放。
此石刻是从河南南阳武侯祠拓来复制的,学术界有人认为原作是明人的伪托之作。石刻北面小院北端,立有明代胡缵宗书《临唐李当涂小篆谦卦之碑》。李当涂即李阳冰,因他曾任当涂县令,故称。《谦卦碑》历来评价甚高,如清王澍云:《谦卦》尤其奇绝之作,运笔如蚕吐丝,骨力如绵裹铁。”原刻久佚,幸有胡氏临作,保存了原刻风貌。
此外,园中各处也有刻字散布,如悬于正南门的匾额“大明湖”三字是嘉庆年间山东登州书家于书佃所题;现位于北极庙东侧的《感应井泉记》碑,系明代正德九年立,由济南名士边贡篆额。
在济南市区的另一名胜趵突泉,也汇集了一些碑刻,据统计,公园内现共有古碑刻34块,多集中在趵突泉池周围。泉池西部立有一块半浸水中的石碑,上镌“趵突泉”三个端庄厚重的大字,为明人胡缵宗所书。
泉西有观澜亭,亭西立有明代书法家张钦写的“观澜”二大字刻石。还有清同治八年(1869年)历城书家王钟霖写的“第一泉”刻石。
趵突泉北娥英祠院内,今存有明清石刻18块。泉东有一通国内罕见的“双御碑”,前刻康熙书“激湍”二字,后刻乾隆《再题趵突泉作》诗,是康熙三临、乾隆二临趵突泉的书作,标示着趵突泉的地位。
济南市的南部山区千佛山一带,保存有北朝以来的刻字作品。千佛山古称历山,登山道上的“齐烟九点”牌坊,正面题“齐烟九点”,为道光二十五年历城知县叶圭书所书。
其字遒劲洒脱,颇见功力。“洞天福地”坊建于乾隆五十七年,四字为安徽歙县江兰所书。兴国禅寺的大门两侧镌刻的对联是:“暮鼓晨钟,惊醒世间名利客;经声佛号,唤回苦海梦迷人。
”寺门前的山崖上镶嵌着乾隆的诗碑。出寺东门,可看到清代山东巡抚丁宝桢的登山诗十二屏碑刻,字体工稳浑厚。在兴国寺东面的舜庙中也保存了一些碑刻,其中以阮元撰文、桂馥书丹的《历山铭》最为著名。
距千佛山不远的黄石崖,上有北朝造像85尊,造像题记8种,均为魏碑,字径有四分、五分、六分、八分、一寸数种,风格拙朴,并带有隶意。从黄石崖往上攀登,在螺丝顶的最高处,有一块刻于东魏的古碑《大般涅槃经偈》。黄石崖东南的佛慧山上有一尊高达7米的大佛头雕像,窟室拱楣之上镌有清末御史张英麟所题“大雄宝殿”4字。
闻名中外的灵岩寺,也有不少著名的碑刻,唐、宋、金、元、明、清各代都有遗存,计碑碣269通,其中诗刻题咏114通,塔碑82通,其他73通。这批石刻是历代名家的遗作,多集中于天王殿、御书阁、摩顶松台、千佛殿前后院壁、辟支塔院壁、鲁班洞、墓塔林以及山上。
李邕、苏轼、苏辙、蔡卞、党怀英等都有刻石流传。今存清代名人题灵岩者极少,惟存乾隆御碑25通。灵岩寺的碑林,可以说是济南地区之冠,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和艺术价值。
在清代,由于书法中兴,文人学者对碑刻备加重视,大力地保护、汇集、研究,一度使得济南碑刻荟萃,并延续到今天。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在十年“文革”期间,有不少碑刻遭到败家子们的疯狂破坏,如灵岩寺宋代嘉祐六年《千佛殿记》和金代党怀英撰书的《灵岩寺碑并阴》、趵突泉娥英祠壁间明代忠良杨继盛写的“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刻石等,都被砸毁,从此湮灭。
除了刻石的汇集以外,在清代,济南也成为法帖、拓本的汇集之地,为书法的兴盛提供了便利条件。此间有一件值得大书特书的事情,即何绍基对《张玄墓志》的发现与揄扬。《张玄墓志》刻于北魏普泰元年,出土于山西永济县境内,原石已轶。
何绍基于道光五年来济南期间,偶在书肆发现了此志的剪贴装裱本,即行购藏,视若拱璧。此志是北碑中少见的精美之作,多参隶意。何绍基在题跋中称赞:“化篆分入楷,遂尔无种不妙,无妙不臻,然遒厚精古,未有何比肩《黑女》者。
”由于何绍基的推重,这一海内孤本成为名拓,受到许多著名书家、收藏家的好评与收藏。今天,《张玄墓志》已作为重要的藏品,被上海博物馆珍藏。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稀见的拓本也曾在济南出现。如道光九年包世臣在《张玄墓志》跋中透露:“云峰山《仙女祠三祝版文》,词甚秽而书至秀洁,其石闻藏黄县卢氏,曾于历下见拓本,系数百年物,殆祠未毁时拓也。
”又云:“前在历下装潢肆见太和中《英义夫人豆卢氏墓志》,字比此帖(指《张玄墓志》)差小,笔势结法一同而著录家亦未之及,东土信多宝玩也。”素性眼高倨傲的包世臣能在济南发现两三种令他心仪的拓本,并发出“东土信多宝玩”的感叹,足以从一个侧面看出,在清代,济南颇已成为碑帖的荟萃之地,佳拓、名拓、孤拓不断地集散,这也间接地反映出书法活动的兴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