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仲夷王石任仲夷王玄相恋救亡运动中

2018-0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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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简介：尘封往事历历在目,94岁的王玄追忆着,她与任仲夷相识的最初,那是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上世纪30年代中期,在国家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在中国大学求学的任仲夷和在东北大学求学的王玄,在北平(今北京市)毅然投身"一二·九"学生运动.他们怀抱共同理想,选择了共产主义作为终生信仰,也选择了彼此作为终生伴侣.王玄宿舍门前,时而出现一张写着何时将放映"进步电影"的小纸条,时而出现一卷名为<永生>的进步刊物.虽然没有留名,但王玄知道这都是任仲夷干的.他们逐渐知道对方是共产

尘封往事历历在目,94岁的王玄追忆着,她与任仲夷相识的最初,那是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

上世纪30年代中期,在国家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在中国大学求学的任仲夷和在东北大学求学的王玄,在北平(今北京市)毅然投身“一二·九”学生运动。他们怀抱共同理想,选择了共产主义作为终生信仰,也选择了彼此作为终生伴侣。

王玄宿舍门前,时而出现一张写着何时将放映“进步电影”的小纸条,时而出现一卷名为《永生》的进步刊物。虽然没有留名,但王玄知道这都是任仲夷干的。他们逐渐知道对方是共产党员的秘密身份。任仲夷给王玄写信表达了爱慕之情,那时的王玄表示“还要考虑考虑”。

其实,他们的心已越来越近。“七七事变”后,任仲夷和王玄离开北平,从天津乘轮船到达山东济南。他们决定结婚了。王玄清楚记着,结婚的那一天是1937年7月27日。这对革命伴侣共患难、同安乐,相濡以沫70年,一直到2005年任仲夷去世。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大学成了日寇侵华后第一所流亡大学。9月26日,大部分师生迁往北平,10月18日,学校借北平南兵马司旧税务监督公署为校舍,勉强复课。

时任东北大学校长的张学良体恤东北流亡学生艰难,不仅免了学费,提供免费吃住,还每月补贴少量零花钱。1935年,不满18岁的王玄从辽宁来到北平,进入东北大学学习。

但是,此时“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面对日寇的步步进逼,南京国民党政府一再退让,并准备和日寇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1935年12月9日,北平学生的爱国行动爆发了。

“我们亡省了、没有家了,所以东北大学的抗日态度特别积极。”王玄记得,在“一二·九”、“一二·一六”的两次游行示威中,她和同校同学手挽着手,潮水般涌上街头,突破军警阻挠,一路喊口号、贴标语、发传单。

成千上万北平学生与王玄一样,加入到游行队伍里,其中就有任仲夷。不过,那时两人还素不相识。

任仲夷原名任兰甲,生于河北威县一个普通教员之家。1934年,20岁的他与杨易辰等几十个同学从天津河北省省立法商学院转到北平中国大学。任仲夷就读政治经济系。

1936年2月29日,中国大学召开全校师生大会。该校学生领袖董毓华作报告,介绍“一二·九”、“一二·一六”北平学生运动的经验总结,和北平学生在寒假期间深入农村、南下宣传的情况。

忽然,一大群武装军警包围学校,在校内特务分子的指引下,冲入会场,进行大搜捕。鲁方明、孔震萍、浦思澄、吕世隆、张新民等学生还有刘侃元教授共约20人当场被捕入狱。这一天,正逢大雪纷飞。后来,中国大学同学就把这次大逮捕称为“二月事件”或者叫做“二月雪天”。

那几天,任仲夷借用北平政法学院学生李铨的油印机,编写和印制了许多传单,邀杨易辰在校内秘密散发。传单内容是:“全校同学罢课,誓做被捕同学的后盾”,“要求当局立即释放被捕同学”等。

任仲夷和杨易辰还悄悄商定,设法把那口每天打点的大钟搬掉,以示学生罢课的决心。那口大钟原本牢牢系在学校院内一棵大树上,树身高达三丈,想把它搬下来十分困难。在一个漆黑的夜晚,夜深人静时,两人偷偷地溜到挂钟的地方,任仲夷负责放哨,杨易辰攀登上树,将系钟的绳索解开,用一只胳臂攀住树身,另一只胳臂挟住大钟。

他俩原想把那口大钟抛入大树旁边的深井中,但因井口被冰封得太小,抛不下去,只好绕道150多米,由杨易辰把它藏进校院西边的一座假山石洞里。

第二天起,钟声不响了,师生都感到惊奇,这在学校里成了一个谜。半个多世纪后,任仲夷将这桩“偷”钟罢课记,写进亲撰的《抗战爆发前中国大学党支部工作的回忆》中。

“二月雪天”后不久,任仲夷被批准入团。根据中共中央北方局的通知,取消共产主义青年团,所有共青团员一律转为共产党员。同年6月,任仲夷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并很快被任命为中国大学党支部书记。

结为革命伴侣

1936年,在认识任仲夷前后,王玄在东北大学加入了共产党。据王玄回忆,当时北京大学“一二·九”运动学生领袖之一陆平也想介绍她入党。

那一年暑假,为了便于开展党的工作,任仲夷化名任所之,独自搬出学校,到北平西单商场后面的太仆寺街德权公寓居住。恰巧,王玄和几个女同学也住在这里。

这些回不了故乡的东北女生,常常在一楼的宿舍里唱歌,唱《渔光曲》,唱《打回老家去》,唱得最多的还是《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青春深情的歌声,吸引了住在二楼的任仲夷的注意。

有一天,女生宿舍外墙上有一行粉笔字:希望你们不仅会歌唱,还能拿起刀枪上战场,将来做社会的栋梁。“楼上楼下这么多男生,这是谁写的?这家伙还挺革命啊。”这行神秘粉笔字引起了女生们的极大好奇。

德权公寓附近有一家电影院,早场电影票价低廉,穷学生们常去。有一次放映《今日之苏联》,对社会主义苏联充满向往的学生们争相观看。电影结束后,王玄和几个女生步行回公寓,一路上兴奋议论。任仲夷和几个男生主动与她们搭话。有了共同话题,他和她很快就熟悉起来。

从此,王玄的宿舍门前,时而出现一张写着何时将放映“进步电影”的小纸条,时而出现一卷名为《永生》的进步刊物。虽然没有留名,但王玄知道这都是任仲夷干的。他们逐渐知道对方是共产党员的秘密身份。任仲夷给王玄写信表达了爱慕之情,那时的王玄表示“还要考虑考虑”。其实,他们的心已越来越近。

在王玄的印象里,学生时代的任仲夷,有时穿个大长袍子,有时穿背带工人裤,“怕被认出来抓走”。1937年,任仲夷调任北平中共西北区委书记。王玄说,那时,任仲夷还给她和其他女生“布置任务”,让她们上天津纺纱厂,了解女工的艰难生活,以此进行阶级教育。

“七七事变”后,北平很快沦陷。任仲夷和王玄以及几个同学原本打算一起上延安,但是由于道路被破坏,又担心路上有土匪,只好放弃。之后,任仲夷和王玄离开北平,从天津乘轮船到达山东济南。他们决定结婚了。王玄记得,那时天气炎热,她想再等等。任仲夷有些等不及,因为党快分配工作下来了。“没有走形式,也没有打报告。以后就老在一起,没有分过。”王玄清楚地记着,结婚的那一天是1937年7月27日。

在奔赴抗日前线之际,他们不忘留下一张珍贵的相片:一身西装的任仲夷,笔挺站着,英气溢于眉眼之间;王玄穿着旗袍,犹如大家闺秀,坐着依偎在他身旁,他的右手搭在她的肩头上。许多年后,有晚辈看到他们年轻时的模样,赞叹“真是俊男靓女一对”。晚年,他们一起上北京时,还特意去探访德权公寓,追忆当年的奋斗与爱情。

这对革命伴侣共患难、同安乐,相濡以沫70年,一直到2005年任仲夷去世。回顾与任仲夷这一辈子,王玄平静而坚定,“革命艰难,要当好一名党的领导干部更艰难。我心甘情愿为他多分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