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大伟青海 刘大伟‖坚守与跟进——青海散文镜像管窥

然而,一味地诗意歌唱似乎也是一种值得怀疑的创作倾向,因为文学也会随同时代变化,作家要敏锐地扑捉这种变化,并用自己的方式表达出来,这也是文学的重要意义之一。因此,青海作家们也需要越过“青海”或“西部”的地域藩篱,时时关注全国散文创作的动向,跟进自己相对迟缓的步伐。当然,从某种意义上讲,“迟缓”其实是一件好事——有足够的时间和必要的耐心去沉淀、思考和表达。

大美意蕴的文学阐释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作为中华山宗水源之地的青海正是集大为美的一个典型省份:大江大河、大山大川、大草原、大湖泊……无不体现为一个“大”字,而这种“大”除了地理意义上的广阔外,更主要表现为一种多民族背景下的多元文化和历史传统。这些丰富的自然和人文资源无疑是青海作家书写家园、体悟生存和感怀生命的重要素材。

一直强调自己“报业人”身份的作家王文泸是青海颇具影响力的散文名家。上世纪九十年代前,他惯用精巧别致的短篇小说解剖社会生活,洞察复杂人性;新千年以后,他将更多精力集中到散文随笔的创作当中。2003年,他的散文随笔集《站在高原能看多远》出版不久便销售告罄,创下了青海人民出版社文学类图书销量的最高纪录。2014年,他又将十年来的散文随笔集结出版,题为《在季风中逆行》。

在散文《青海的山》中,有一段意味深长的疑问:“君不见夏季的青海草原,游人如织,有几个人真正凝望过青海的大山?”诚然,青海的大山只在神话和宗教里被人仰视,而在现实中因其外在的“贫瘠”而为人所忽视,殊不知青海的大山“它的内心永远深不可测”,那么这种深度交由谁去揣度,作家说——适合于被一些特殊的人群深度感应。

他们是虬髯飞动、执戈戍边的猛士;以国为家的伟丈夫;神游八极,参悟天地真理的哲人和思想家;孤标傲世的诗人;敢以生命作抵押的探险家。

不适合以下人等欣赏:未成年人,娇弱女子;身高五尺而无男子气的小男人,被舒适的城市生活彻底异化的白领;擅写脂粉气作品的作家诗人。在这里,王文泸现实显然动用了其娴熟的“小说笔法”,即非常别致的一种遥感加想象的方式,为我们竖起青海大山的高度。

诚如作家所言:“我们需要一种高度,尽管我们常常离它很远,并且可能终生都难以到达。有了它,我们的生活中才有了仰慕和感动;有了它,我们才能在某一种生活观念所向披靡之际,惊讶地看到不愿做奴隶的人;有了它,我们才能在碌碌乎不知所终的繁忙中,偶尔直起腰来,寻觅一眼灵魂的家园;有了它,我们才能在春风得意、顾盼自雄之际,忽有所悟,发现自己的平庸和渺小”。

这种高度是高原赐予我们的精神标尺,我们站在高原,能看很远很远。

曾获得全国骏马奖、全军文艺一等奖两个国家级文学奖项的军旅作家祁建青,无疑是青海散文的重要领军人物之一。此次青海散文专号“祁建青散文特辑”,是他刚发表过的几篇新作。阅读《伍豪的花石峡兵站》《祁连山兵语:青稞绿菜花黄》,能够清晰感受那种将高原天地雄浑之美与高原军人阳刚之美交织契合的潜心造诣。

刘小枫《诗化哲学》中所提“军旅散文应该是气势磅礴的黄钟大吕,应该是沉雄阔大的高天流云”,祁建青的散文多有这一份审美取向。

在花石峡小镇,“藏族同胞精心打理着牧区家园,年轻官兵忠诚驻守在高原河山。”这样的描述貌似浪漫抒情,其实就是兵站环境的真实写照——“高原身骨外披一身草原肤衣,从低缓带一直漫至高山的肩脖处。细于观察的人会一眼看出,那是一个以雪线为等高取齐的‘大草平面’。

其上,为草木绝迹的裸岩积雪;其下,是生长最为卓绝的高寒植被,有两个特别艰难又特别幸运的物种,代表了它们的荣耀与孤傲:雪莲花、冬虫夏草”。若从摄影或诗歌角度而言,这样的高原风景确实令人讶异叫绝,但对于驻守于此的官兵而言,注定是一头扎入了生活与生命的角力之地,更是被人乐于称道的军人意义与使命担当的融入彰显之地。

《饮者东坡与北宋的酒》和《汉之曙光与夕阳红》等篇,则可看作是他对盛极一时的“大历史文化”主题书写的锐意挥洒刷新。这两篇散文篇幅都比较长,显得书写开放舒展,一种特有的文化观照和文学关怀洋溢其间,内涵分量具有另一种多彩凝重。

在历史的回音壁前大声发言,像他这样绝不走马观花人云亦云的阐述解读,在青海乃至西部散文作家群中并不多见(我们也会想起,以前他还写到嘉峪关明长城、酒泉霍去病远征、敦煌文化源流兴衰等一系列饮誉文坛的长篇散文,那种感悟认识,那种语言格调,几乎达到了一种改写再创而情思跌宕淋漓尽致)。

现在我们看到的这几篇新作,表明这种被称作“大历史文化”题材的散文创作,既是他的一贯关注与钟爱,也称得上是他的独家拿手好戏,在文脉上显然是其创作格局的一脉相承,只是每每又见升华拓展,正是作者在丰厚的生活与智识储备之上放开心闸冲决而出的作品,大气而不张扬,浑厚而不艰涩。

古岳是一位有着自己写作理想追求的散文作家。《时间不止是一道划痕》体现出他对时间的领悟由具象转换到抽象,最终抵达了形而上的精神高度。时间是一道划痕,它像老人额头上的一道皱纹,像大地深处的一道沟壑,像城墙上的一道裂缝,像锯开的树根上的一圈年轮……然而,只有时间的无限性才促使我们思索永恒的可能,但人们又不得不面对无常。

永恒与不朽总是与时间意义上的无限久远联系在一起,而无常则转瞬即逝。人类既不甘心放弃永恒,又无法摆脱无常。从本质上看,这是人类最大的精神困扰。所以,懂得了时间的人,实质上也就懂得了生命的奥义。这样的启示似乎只有置身于开阔而寂静的高原大地,才能获取存在的真谛。

当我读到邢永贵的《大风刮过》和《我听到了阳光落在地上的声音》时,不由感到一种深深的迷醉。显然,诗性的语言与智慧的哲思是作者散文的显著特点。在他笔下,青藏高原的风凛冽、率性,犹如粗犷的青海男子,用有力的手臂摇动着大地上的草茎、麦苗,摇动着马的鬃毛和墙上的枯草,偶尔也会用温情的手,一遍遍抚摸大地。

大风吹来时,一切显得慌乱不堪,只有大地是沉稳的,任其四处游走——因为率性的风会把“那些已经忘却的伤口,那些不敢面对的丑陋一一抖落出来,摆在人们的眼前。”诚然,对于一个善于遗忘、习惯于遗忘、乐于遗忘的群体而言,这一场凛冽的大风显得那么及时,而又意义非凡。

听到阳光落到地上的声音——这需要多么清澈澄明的心境!透过阳光,作家看到了世界上那么多可以借鉴的镜子,这些镜子折射着不同的光芒,照亮一个人孤独而又立体的存在。如果一堵墙是一个“陷入昏睡的老人”,那么背靠这堵墙并且对时间进行追问的人,阳光也不会忽略他,甚至会把光亮和温暖镀在他身上,这是否意味着他就是一个拥有光亮和温暖的人呢——显然,这堵墙所处的时空是一种寂寥的存在,而靠在墙上的人在那个瞬间也变得空空荡荡……这样的思索瞬间让人步入“庄周梦蝶”的迷幻之境——“我会不会四处漏风,把一束束照亮世界的阳光撒落在怨怅和放弃中?也许我还不能如一堵墙一样保持着内心的完整,在孤独的身影里,跳动着的依然是那一颗平静的心灵……”当个体的存在借助一只鸟的跃动得以明晰的确认后,我们才得以从作家“无我之境”的氛围中走出来,并且暂时“分不清是我在飞翔还是阳光在歌唱了,但尚能肯定的一点是——我的确听见了阳光落在尘世的声音”。

这样的散文构思因新奇而令人叫绝,诗性与哲思交织的语言仿佛要留住读者的灵魂。

董明站在尘嚣的这头,遥想雪花飞舞的地方:“格拉丹冬大雪山,白得圣洁,白得秀美。静穆中,我能听到巨大的冰体融化后一滴滴水珠滴落到水面上的滴答声,那声音,如同圣乐般美妙和动听。我陶醉于其中而恍若梦境。我的心,似乎已在纯净的天空冉冉飞升,飞升。

就在我的心随着蓝色一同飞升的同时,我在格拉丹冬雪山的主峰旁,在壮观的冰塔林的不远处,在一大片闪烁着青黑色光泽的砾石堆上,猛然看到了一大片在灿然的阳光下盛开着的雪莲。”

作者笔下的高原雪山显得诗意而灵动。他的散文在对现代文明熏染下的人们生存状态进行理性审视和细致解剖之后,毫不犹豫地将精神原乡指向了神圣的高原,作为高原人的作家对故土的感性依恋,这是一种真正把心灵安放到高处的理性表达,心若雪莲,多么美好与高洁的价值追寻,让人感知到了那充满内心的辽阔、美丽和神往。

李皓在《西部,一个多情者的生命记忆》中对冷湖这个盛产石油的高原小镇进行着深情抚摸:“废墟。一幢,连着一幢。这是一个被时光淘洗而日渐荒芜的梦境,还是一座平躺的纪念碑。”在岁月的行板上,冷湖曾用处子般的热情与单纯接纳了来自他乡的造访者,几经风雨变幻,终成时代记忆的符号。

李皓笔下的花土沟,有一种奇特的花盛开在石头上,它们来自遥远的地质年代。生命被定格在时光的深处后,依然葆有自然赋予的美感,这使他的散文具有了某种哲学的审美意味。

精神家园的集体守望

拥有高山大河与草原的青海在为作家提供素材和灵感的同时,一定程度上也影响着作家们气质类型的形成。谈及青海人,大家共有的印象是内敛含蓄不事张扬,他们多愿意依山而居,种几亩薄田,守一条溪流,常年和庄稼或牛羊对话,孤寂时吼几声“花儿”,高兴时喝一口小酒。若以经济学“发展的眼光”来审视这一现象,他们无疑显得封闭落后;但若从精神层面来评判,他们则显得自足而诗意。

“文如其人”四字放在王海燕身上是非常合宜的一种描述,生活中的他精干、睿智、幽默,他的散文创作也是非常性灵、洗练、富有生活谐趣。《湟北年事》里“孩子们拿了猪尿脬,在土里揉大,吹饱气,在场面上踢来踢去,抢来夺去,当足球玩。

有时发生争执,强者用猪尿脬打弱者的头。所谓尿脬打人——臊气难闻一句俗语,原来是从这里来的。”过年得添置新衣,“我的衣裳是新式的,叫制服,是村上刘家婶子缝制的,很合身。衣领直立,领豁里钉了风纪扣,左胸前一个兜,是插水笔的,下面俩梯形的兜悬在左右。穿上身风度陡添。”寥寥几笔,一个换了新衣的农家少年就跃然纸上。

城镇化步伐不断加快的今天,昔日的河湟村庄一个个都变换了模样,在整齐划一的小楼房门口,有时很少听到那些爽朗的笑声了。这样的文字实质上写到了整个中国乡土农村的隐忧。正如周尚俊在《家居摆设,乡村和美的空间》所写的那样:“那些门箱炕柜已或隐或现,基本退出了乡村生活舞台,土炕火盆也渐渐隐退,消失在农家生活的味道里,留下的只是精神摆设。”

董得红的散文表达着同样的愁绪,他在《秋日故乡行》中说:“过去熟悉的一幅幅土庄廓和土庄廓里的老木屋,已被高大的水泥建筑代替,再也找不到童年时代屋檐下踩着伙伴的肩膀掏过麻雀的那间土木屋,还有那组成土庄廓的黄土夯筑的墙。

即使留有几幅土庄廓,已不见炊烟升起。”没有了炊烟的故乡,还是故乡吗?或许,这样的诘问过于缥缈,那么换句话说,炊烟的一头连着天空,另一头连着母亲,如今天还是那么湛蓝,但很多灶台的那头分明缺了一个烧火的母亲。村庄里的母亲身在何处——事实上,年老的母亲已拉不动风箱和不了面,年轻的母亲已远走别人的城市,攀援在霓虹闪烁之处,她们把命悬在了空中,思念也在空中。

周存云在《浪士当以北》中的思索更是直抵内心:“当我沉醉于浪士当五彩斑斓的秋景时,顿悟到这深深吸引我的风景,不仅是突然产生的那种陌生的满足,更是对另一块土地,另一段岁月的回忆和思念。生活已告诉我们,不能把握到的事物,要泰然地放弃,不论是诗,是自然,还是刻骨铭心的情意”。

“走进那条小巷子口,就发现巷子里先前凹凸不平的泥土路变成了硬实实光溜溜的水泥路,踩着新铺的水泥路往里走了一截,眼前就有一种亮豁豁空堂堂的异样的感觉,凝目一看,我家大门口的那棵榆树不见了,于是赶紧跑到跟前一看,竟然连砍掉的茬口都不见了,因为她被硬实实的水泥路面盖住了。

”这是茹孝宏写在《榆树》里的话语,字里行间分明投射着一种痛——原本柔软的乡村,现在什么都硬化了,道路、乡情、人心……连榆树被砍去的茬口都被封住了,究竟还有多少村庄的伤口被我们所掩盖和遗忘?

“此时,雪像厚厚的棉被,覆盖着村庄,覆盖着树枝、枯草,覆盖着牧野,北方大地就像进入了白茫茫的梦境一般”(陈有仓《北方的雪》)。“层层叠叠的油菜花像潮水般涌下山坡,滚动着,喷涌着”(张贵明《油菜花开》)。

这样洁净的村庄还有多少新鲜事物生发出来,如潮的油菜花又会芬芳谁的梦境?走过青海的很多村庄,它们大都显得过于安静和冷寂,这种安静绝不是一种理想诗意的存在,而是被急速变化掏空了的冷清。真正的诗意如李成虎在《消失在春风里的磨坊》中所写的那样——有一座磨坊,设备很古老,有木器,铁器,石器。

有小锤和钢钻打磨槽的声音,也有流水掀动磨轮的声音。当细细的面粉沿磨盘四周轻轻落下时,空气中弥漫着一种温暖的馨香。然而时过境迁,这样的味道我们今天还能否找到?

与之为邻,近水楼台。互助作家们写下了大量有关故乡和北山的散文随笔。显然,他们在写到故乡的北山时,毫不吝啬赞誉之词,每一行文字都显得唯美而多情。譬如张翔在《又见达坂杜鹃红》中写到临近北山时的美景:“花红柳绿的谷地平原展铺开在我们的视野里,然后,是植被稀疏的的黄土丘陵,在柏木峡口的魏家庄与黑庄一带,那枝干婀娜的白杨在微风中招展身资,犹如岭南的竹林一样翠绿诱人。

清凉的阳光掠过的时候,沁入脑海的却是那从田野里飘过来的清亮亮的“花儿”;放眼望去,巍峨庄严的达坂山在一幅淡雅的水墨画中逶迤蜿蜒,层峦叠嶂,一直延伸到蓝天白云深处……”那朝庆在《静谧的牧场》中将读者引入北山林区:“在峡谷中穿行,山高林密,山阴中,树丛下,飞泉漱鸣,溪涧泠泠淙淙,飞鸟不时滑过山际,留下一路的怅惘。

这是一片美得让人窒息的地方,山上绿树环绕,山涧溪流淙淙,地上山花烂漫争奇斗艳,碧绿的草地荡漾着山里的情歌,翠绿的松柏挺拔着千年的传奇,怒放的野花绽放着生命的豪迈,一切如在画中……”的确,同样身为互助人我深深感到——“北山,是一本永远也读不完、读不厌的书”(杨正刚《北山记忆》),“是山水诗中最美的段落”(王祥奎《粲然的北山,悸动的灵魂》)。

当然,散文写作的魅力应该体现为创作主体与客体的“形神相通”,也就是说通过书写对象,作家要告诉读者某种内在关联与真相,从山水植物到人的内心,应该如此。作家东永学做客北山并写下《山里人家》时,由北山之夜写到了生命中那些不经意的精彩:“走出院子,夜风习习,门前的山溪映衬着山村的宁静。

做几个扩胸运动,天然氧吧里的清新空气让人心旷神怡。人生在世,感动、欣喜、幸福,不一定是在预期目标实现那一刻才会产生,很多时候出现在不期然的相遇中”。

在青海文苑,互助县作者的整体亮相堪称一道耀眼的风景。他们中间不乏创作诗歌与小说的佼佼者,但涉及家园和故土这一厚重主题时,他们不约而同地选择了散文的笔法,去描摹来自心灵深处的那份明媚或隐忧。“西部散文学会创作基地”在互助“彩虹部落”挂牌以来,会员们潜心创作,成绩斐然。

东永学、李万华、那朝庆、李卓玛、哈生元先后参加了鲁院中青年作家高级研修班和第七届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培训班。东永学在中国少数民族作家“我的中国梦”散文大赛中获奖;李卓玛获2014青海青年文学奖、青海文艺奖。

李万华继散文集《金色河谷》之后,长篇散文《焰火息壤》、《菩提星晖》又由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散文集《西风消息》即将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东永学的散文《芬芳的恩泽》、那朝庆的散文《湟水东流》入选《新时期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集?土族卷》;东永学《有关山药的一些随想》入选《河湟风》(散文卷);《土族特色小吃的几则传说》、《丹麻土族传说五则》入选《海东情文艺丛书》(民间文学卷)。

土族八零后女作家李卓玛的长篇小说《泪做的仙人掌》、长篇小说《卧底警花》、《吐谷浑王国》(第一部、第二部)、《瓦蓝青稞》均由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王连学中短篇小说集《乡村叙事》即将付梓出版。刘新才、吕生寿、尹得寿、哈生元、解红娟均有佳作不断问世。

优雅恬静的女性散文

青海女作家的散文知性、优雅、恬静,写出的文字灵动而不失厚重,清澈又颇具深意。

唐涓早年喜欢用中西文化对接的方式表达对文化的解析和对梦想的追寻,然而,创作步入成熟期之后越来越倾心于传统文化和经典艺术的搜寻与书写了。品读唐涓的散文《在八廓街的深处》,西藏真的是一个只能用心去细细体味,却无法加以诸多想象的地方,因为你只有“坐在幽暗迷离的灯光里,看潮水般朝佛的人流和影影绰绰的八廓街。

只有浓浓的夜幕遮蔽,我们才有可能看见仓央嘉措的身影和玛吉阿米娇艳的面庞,也只有在西藏璀璨的星光下和八廓街若明若暗的灯火中,才能体味出仓央嘉措情诗中萌动的俗念。”

李万华的文字细腻、绵密、精致、圆润,每一篇散文都有着玉器般的质感。她的散文《花开》起笔就出手不凡——敲几粒字,桌前虎耳海棠花“噗嗒”一声掉下,唬人一跳。一琢磨,不是它发出的声音吓人,而是它由静到动的样子吓人。

这个过程如此迅疾,出人意料。我甚至记不起这之前它安静的模样。我由此想金庸杜撰蛤蟆功,依赖的全是这海棠花一跳……没有超乎寻常的敏锐性是难以捕捉到这种瞬间感觉的。由花写到人,从简单的叙述背后急速剖析出复杂的内在肌理,这是李万华独有的方式:“暗里认定的花,跟暗里认定的人一样,一旦成为现实,喜悦倒是其次,一切朦胧突然失去,清晰又变作陌生”。

梅朵其人一如她的文字:“亲爱的,你听我说,从那以后的许多个夜晚,我常常独自走在不知名的藏区。一人多高的转经筒缓缓转动着,筒身上镌刻的六字真言发出金色的光芒。我穿过一个又一个林立的经筒,那些并不熟知的咒语如潮水般次第涌出……”当我读到散文《寻找一世嘉那活佛》的引言部分时,感到一些光影交错的词语远远地向我靠近,尤其是读到文章第一句“一觉醒来已是春天”时,我的阅读已经就此停住了。

引言加上这句“一觉醒来已是春天”,我认为这实质上构成了一首绝妙的诗——散文化的,叙事的,有很多内容的诗。

施建华的散文是咖啡与阳光的奇妙组合。她的文字悄悄露出一个少年的生动模样来:“下午六七点钟的斜阳打在窗户外面,总会让我忍不住开窗放进户外那些新鲜的空气,总会让我忍不住带着孩子踏进夕阳里成为晚风中的一景。夕阳像个调皮的孩子在树梢上舞动,路边那些亮晶晶的小树叶上跳动着无数颗闪烁的星星,原来白天也可以看到星星的,原来星星就躲藏在每一枝树梢上,躲藏在阳光里,躲藏在它们喜欢的每一个地方”。

雪归是一位优秀的小说家,她的散文同样充满了生活的质感。她写很多母亲的手,无论在云端还是在泥淖,这些手一直紧握着我们的生活,也握着我们的灵魂。朱嘉华的世界是“花儿”的世界,她曾以“花儿姐姐”的身份闯入文坛,众人皆知她对民间文艺的热爱,尤其是在“花儿”的即兴编创能力方面,堪称“青海女子第一人”。

马丽慧的文字澄净透亮,真情随性而无飘忽驳杂,表现出一位高原女军人独有的内心体验和优美文笔。《天路上“唱歌”》极具生活谐趣,一件小事——青藏线上的“如厕”在她笔下妙趣横生,轻松幽默的叙述背后,牵引着一个大主题,赞颂着一种大情怀。青藏公路开通五十多年了,五十多年里,数不清有多少女性走上过青藏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