裘法祖大弟子 外科学泰斗裘法祖:无国界的大爱仁医

二战时期的德国被纳粹统治着,听起来似乎很恐怖,

但却有一个特别的中国人,在德国一直过得不错。

他是当时德国一家医院的分院院长,连军队都得对他客客气气。

裘法祖1914年出生于浙江杭州,18岁时考入上海同济大学医学预科。一年后他的母亲突然腹内剧痛,医生、郎中都束手无策,不久后母亲就离开了人世。

还在读医学预科的他能力有限,查阅西医书籍后发现母亲是死于阑尾炎。这个在国外看来只需要做个小手术的病,在当时的中国确是所谓不知名的害人散命的大病。

这让裘法祖下定学医的决心,所有的课余时间全都泡在图书馆里,因此他被同学戏称为:图书馆长。

裘法祖后来说:其实年轻人哪有不爱玩的,我读大学时也喜欢娱乐活动,可为了实现小时候的理想,我逼着自己沉下心来学习。

1936年,裘法祖在同济大学医学医结业后,即在两个姐姐的资助下赴德国慕尼黑大学医学院学习。

1939年,裘法祖以14门全优的成绩,拿到了德国医学博士学位。这一年他25岁,之后他就在慕尼黑大学医学院所属医院任外科住院医师、主治医师、副主任医师。在二战后期还在一所战地分院担任分院院长。

有一天,他正在做手术的时候,突然护士长紧张地跑进手术室大喊:“外面躺着好多集中营犯人!”

裘法祖连手术帽都没摘,叫上护士和助理医生带上外科器械就奔了出去。

他们看到的是这样的惨状:荷枪实弹的纳粹士兵,还有40多名虚弱地瘫在地上的犹太人囚犯,身上的集中营条纹囚服脏陋不堪。

裘法祖鼓足勇气用流利的德语大声斥责:“您的囚犯患有伤寒,我们必须把他们带走!”

凭着这股气势,裘法祖唬住了那些大兵,将囚犯带走藏进了地下室并对他们进行了治疗,战后他们全得救了。

1985年,裘法祖被当时的德国总统冯·魏茨泽克授予了德国“联邦大十字勋章”。

1946年10月,裘法祖不顾导师的再三挽留,携妻儿千辛万苦回到中国,受聘于上海同济大学医学院。

1956年,裘法祖随校迁往武汉,长期担任武汉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现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外科主任、教授,1993年当选为中科院院士。而裘夫人则在同济医学院担任医用德语教师。

回国后,他率先将大外科分为普通外科、骨科、胸心外科、神经外科、泌尿外科、小儿外科等,被称为“中国外科之父”。

他在血吸虫病肆虐时期多次下乡,施行了世界上首例证实脑血吸虫病开颅手术,改进了20余种手术操作方式。

他率先展开器官移植研究,被称为我国器官移植事业的奠基人。

他起草医学法律、编纂《外科学》教科书、领导“体外培育牛黄”研究、培养了吴孟超、吴在德等医学界“大咖”,促进了中德友谊。

在抗美援朝时期,他奔赴前线,参加医疗队并任顾问,在长春军医大学救治志愿军伤员。他的刀法更被称为外科的一把“宝刀”。据说“他要划破两张纸,下面的第三张纸一定完好。”

他的弟子吴在德说:裘老甚至为了观察休克、少尿病人的小便,他会蹲在地上一滴一滴地数导尿管排出的尿。

裘法祖在德国也可以说是事业、爱情二不误。而60多年来,裘罗懿可以说给予了裘法祖最大的支持和安慰。

1940年,裘法祖在德国慕尼黑大学医学院邂逅了出身于工程师家庭的18岁的裘罗懿,两人一见钟情。

1946年,裘罗懿支持他回国,自己离开故乡和亲人,随丈夫来到中国。

在最困难的时期,裘罗懿主动提出要加入中国籍。1958年,经周恩来总理亲自签署,她成为了第一个加入新中国国籍的德国人。

在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的林木深处,一幢浅红色的小楼的三层,一套不足70平方米的房子,就是他们的家。夫妻俩一直居住在这套小房子里,直到2008年裘老过世。

多少年来,每当丈夫外出,裘夫人都会在窗口看着丈夫远去。裘法祖曾说他们的婚姻是全世界最美满的婚姻。

“几十年来,她给我的帮助和支持太大了。我所能补偿的就是出门后早点回家,陪她看电视,一起听听音乐。”

裘法祖在他《旅德追忆》中写到,导师的一句“裘,这是一位有4个小孩儿的妈妈”让他记忆深刻,影响了他日后60年外科生涯的作风和态度。 在他的眼中,所有病人的生命都是平等的,不管身份如何,他都一视同仁。 凡是裘法祖操刀手术的病人,他一定一天三次地看望。如果是别的医生请教了他,他也还会经常问主治医生病人的各项指标,医生们都不敢怠慢。

这是裘老的座右铭。

让我们记住他的话,缅怀先辈,鞭策自身。

我们要用实际行动证明,先生的精神永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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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 根据“世界华人周刊”微信号及新华文摘发布文章编辑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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