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形计施宁杰是哪一期 变形计关于施宁杰王红林那一期

背锅侠:湖南卫视《变形计》节目去年在平利八仙镇拍摄过,平利农村小孩王红林、蒋鑫,和来自富裕家庭的南昌孩子施宁杰互换身份。节目播出后,很多人指责平利女娃王红林到了大城市之后变得娇气,有公主病。 王红林相依为命的伯父王多权说:“孩子几乎崩溃了,整个人陷入了抑郁情绪……”王多权因此学习上网,开通微博,他发了很多帖子,在网上愤怒地声讨节目组:“节目里有太多虚假的演绎,各种设计、编排,甚至拍摄过程中很多对孩子过分不合理的要求。

为了所谓的正能量你们不觉得这样很过分吗?” 王红林,《变形计》第七季第二期的农村主人公,参加节目时9岁。单亲家庭,家境贫寒。 所谓造假,是一件关于洗脚的小事。 与施宁杰不同,王红林很快适应了新的环境。

她成了南昌市一所私立学校的五年级学生。不过,这和施宁杰的世界毫无关系。施宁杰没有在这所学校读过,而施妈妈如往常一样工作繁忙,没有去学校看望过她。 一天中午,吃完中饭的王红林正在午睡,突然被节目组叫醒。

原来,为了体现关爱的环境,节目组安排了一位男孩子(蒋鑫)帮她洗脚。 王红林当时没在意,但两年后她发现,节目播出后网上对她骂声一片——“娇气”、“没有公主命却有公主病”。 甚至《变形计》官方出版的书籍也这样记录:“来到城市后,王红林的改变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她居然变得娇气了!

她不仅对年长的孩子颐指气使,还让他给自己洗脚。” 为了炮制“泪点”,节目组自作主张,安排王红林的生母与其见面,然而这是王家人最不愿提起的伤疤…… 王红林在奶奶家的二楼,这栋40年的老房子年久失修。

这也是整期节目煽情的顶峰。那是“六一”儿童节前的一个周末,王红林和同学在公园游玩时,发现亲生妈妈迎面走来,旁边是摄像机。

王红林出生后没见过妈妈几次,一下慌了。母女俩上演了一出追逐、哭闹、拒绝,最后抱在一起互相原谅的亲情大戏。王红林说,在这个过程中,节目组一直在劝她原谅母亲,不然就不让她回去。 王红林的母女关系,是王家最不愿意提及的伤疤。

王红林的妈妈曾是王多权的未婚妻,这个女人对王多权意味着难以言说的痛楚;从王家的家庭格局来看,王红林是家里唯一的希望,因此她和母亲的关系对王家极为敏感。 王多权一直拒绝节目组让王红林母女见面的提议,但这一幕最后还是在未经他同意的情况下发生了。

在节目里,这一幕又由于王红林母亲成行的一波三折而显得尤为感人——为了让王红林的妈妈去看望女儿,施宁杰去劝过两次,第一次没有成功。不仅王红林的妈妈不同意,王多权也不同意;两人争来争去,王多权还哭了起来。

王多权告诉我,面对“公主病”的吐槽和大众对“母女亲情”的消费,王红林几乎崩溃了,整个人陷入了抑郁情绪。他在网络上写道,“湖南卫视的节目已深深地伤害到了孩子,《变形计》栏目组,你们也太欺负人了。

” 王红林和大伯王多权生活在一起。王红林不仅是王多权的精神寄托,也是这个家庭唯一的希望。 许多观众表示,每次看《变形计》都会哭得稀里哗啦。

这符合预期,很多人看《变形计》就是奔着哭来的。 节目的逻辑是,农村善良、感人的力量不仅能感动观众,还能感动城市来的那些孩子,帮他们完成变形。 但王多权觉得,这种感动和正能量是建立在王红林的委屈之上的。

她和王红林更想不清的是,王红林在节目里处处表现着坚强与懂事,本该与施宁杰的叛逆形成鲜明对比,现在怎么还成了反面角色呢? 真人秀节目有一个理论:参与者的表现越本色,就越会受到观众的喜爱和欢迎,而在所有的“本色”里,叛逆是最受欢迎的那一种。

从这个角度来说,农村孩子参加这个节目很不利。因为大众常常理所当然地认为,农村孩子的本色应该是淳朴和善良。但事实上,娇气、贪玩才是一切孩子的天性,一旦农村孩子在城市舒适的环境中解放这些天性,他们就会遭到大众的指责,似乎他们违背了自己的“本色”。

而城里孩子尽管个个像古惑仔一样吊儿郎当,观众也觉得理所当然。他们只要偶尔表现出一些闪光点,就会被视作是巨大的改变。 可资证明的是:节目播出后,施宁杰不仅没有感受到压力,他在节目中的种种行为反而成了他的名片。

“最大的好处,就是我出去以后别人会非常信任我。打个比方,我跟女孩吃饭,她听说是施宁杰,查一下,觉得我家境还行,跟这个男的出去,不要紧,反正不会把我卖了。

” 在八仙镇,他甚至成了一个小明星。王红林说,经常有镇上的中学女生向她要施宁杰的联系方式。 “她们都觉得施宁杰很帅,”王红林低着头,细声细气地表达自己的理解,“他要是农村里面的,她们肯定会骂他。

但是他以后的生活,自己可以不管,一生就让自己父母包办了。他不努力、不打拼,自己什么都会有,我们就不一样,我们是农村的。” 由于在节目的表现,王红林被贴上了“娇气”的标签。

她甚至考虑离开家乡去读中学,以躲避议论和目光。 施宁杰和王红林虽然临时更换了舞台,他们与生俱来的身份从未真正改变。《变形计》虽然号称“新生态纪录片”,但本质上还是真人秀。纪录片的逻辑是生活逻辑,真人秀的逻辑是戏剧逻辑。

为了戏剧逻辑,节目组必须对环境进行干预,给参与者设计任务。 正是一个个任务导致了《变形计》冲突频发。不过,在面对那盆洗脚水时,王红林浑然不觉自己正面对着一个考验。 节目临近尾声时,王红林还收到了同桌赵佳欣的道歉。

“她说节目组安排她来为难我,比如把我的毛巾扔到地上之类的。” 我问施宁杰,在八仙镇有没有被感动过。他说:“节目组有位大哥人很好,节目拍完回到长沙,他说我知道你现在很饥渴,请我去嫖了个娼。

我很感动,经常打电话,叫他有空来南昌玩。” 我在八仙镇找到王红林和大伯在镇上的租处时,她还没有放学。那是一个两间屋的房子,没有洗手间,厨房搭在阳台上,楼下是穿流而过的岚河。屋前是省道,卡车不时开过,对话不得不陡然提高音量。

王多权笑着喊:“便宜,一年2000 !” 租在这里是为了方便王红林读书。但很难讲是王多权在照顾王红林,还是王红林在照顾王多权。由于长年卧床,王多权的臀部长了俩碗口大的褥疮,溃烂已快蔓延到腰部。

不一会儿,王红林放学回家了。和电视里的她相比,她长高了,皮肤黝黑,胳膊壮实,脸上脱去了一些稚气。冲我笑了一下后,开始像个陀螺一样转了起来,烧水、洗衣服、洗土豆、给大伯上药。

和施宁杰相处一段时间,再去看王红林的动作,就跟看电影快进一样。 王红林笑得不多,并且有着明显的特点:嘴角上翘,眉头却不舒展,略呈八字形。3年来,她的生活没有变化,一直和奶奶、大伯生活在一起。

这一家人的神情也越来越一致。 最开始,我以为王红林碰到了什么不高兴的事儿,后来才明白,在这个家庭,“愁苦”不是一种表情,而是命运烙上去的符号。你可以在大伯和奶奶的脸上轻易找到它,它也渐渐在王红林的脸上显现。

我总是要提醒自己眼前这个小女孩只有11岁,才能从她那和年龄不称的愁苦表情中回过神来。 王红林正要进入青春期,她非常在意别人的看法。而上了电视后,在八仙镇这个3万人的小地方,差不多每一个人都知道了她的“娇气”。

聊着聊着,她的情绪越来越低落,声音也小下去,最后只剩下沉默。接着我就看到她的眉头拧在一起,嘴噘起来。 周末,我跟着她回到她奶奶在山上的老屋,也是施宁杰3年前变形的地方。 那一天天气很好,可惜房子建在山阴,阳光只能照到院子。

“吱呀”推开虚掩的房门,屋子里飘来一股阴凉的霉味。 简单招呼我们之后,王红林开始忙着喂猪、喂狗、喂鸡。我在屋子里转悠,在她书桌前的墙壁上看到用黑色墨迹写的一串英文单词——“TFBOYS”。

等她进屋时,我试探性地和她聊起了这个少年组合。在短暂的羞涩掩过后,她的脸上终于出现了11岁小女孩该有的明快,语速渐渐加快,面带笑容。 我表示我只听过这个组合一首歌的副歌,并且不知道叫什么名字。

她立即说出歌名并马上唱了起来,“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右手左手慢动作重播。”她唱的时候很欢快。接着,她向我介绍 TFBOYS 的种种事迹,强调了组合中3位男孩的努力与勤奋。她和班上的同学们排练了《信仰之名》,准备参加学校的活动,但是没有通过预选。

正当我渐渐放松下来时,王红林像惊醒般停下问,“叔叔,你不会把这些写进报道里去吧?” 我问她,这有什么问题吗? 她旋即又切回了往常的神态。在短暂的沉默后,她说,“别人会说,你一个农村的,什么什么……”她的声音低沉下去。很快我又看到了她低垂的睫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