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世英的儿子 许世英的几张老照片
笔者搜集了一批许世英的老照片和相关图片,大致分成三类:老照片中的许世英、许世英拍摄或经历过的老照片、省长公署物件图片。
一、来自秋浦的白马王子
许世英祖籍安徽秋浦县(今东至),个子不高,背地里人称“许矮子”。可是,当他以福建巡按使(相当于今天的省长)的身份,跨上自己的坐骑之后,便有了白马王子之相。民国三年(1914)的许世英,时年42岁,正是年华英盛、精力充沛的人生鼎盛时期。
且看他足蹬乌靴、身穿西式文官大礼服、胸佩总统勋章、戴白手套的双手紧握马缰,目光炯炯立于官署望厦之阶,在“洞察世事”之际,于潇洒中又添了几分威严。这张照片摄于1914年5月3日,正是中国南疆春光大好的季节,也是一省之长走马上任、正待巡视闽南的日子。此时此刻,笔者借用唐孟郊的一句诗句,来形容许世英的惬意心境:“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
二、图说省长官署大印
旧中国的官僚多,官印自然也多,可谓汗牛充栋。笔者之所以“相中”安徽省的一号官印,是因为执掌该印的人与笔者是同乡———旧称至德、秋浦,今作安徽东至,他就是国民党元老级人物许世英。
1914年5月3日,42岁的许世英被北洋政府调任福建省政府民政长,,不久改称巡按使。这两个职务都是当年省政府最高行政长官,相当于今天的省长。7年后,也就是1921年11月,许世英调任安徽省省长。
据悉,民国成立之初,各省设专职民政长的省份不多,初始也只有五、六个省份,如江苏、江西、山西、四川、湖北、福建等,其余省份则由都督兼任。1913年1月,北洋政府公布《划一现行各省地方行政官厅组织令》,统一规定各省行政长官称民政长,总理全省政务。
安徽在1913年始设民政长职,比前述各省晚了一年多的时间,首任民政长柏文蔚。1914年5月底,北洋政府颁行《省官制》,省民政长改称巡按使。巡按使管辖全省民政官吏和巡防、警备部队,同时监督财政、司法行政及省署一切行政事务,有权任免所辖下级地方官吏。
1916年后,巡按使改称省长,其办公地点改称省长公署。
北洋政府时期,在国务院下设印铸局,专司官印(含徽章、关防、图记等)的制造、颁行、存档工作。除局长外,内设帮办、秘书、科长、参事、佥事、主事、技正、技士及办事员各职。印铸局制造的印文,全部采用朱迹阳文篆书,但各级官印所用篆体不尽一致。
国家级的大体是用玉箸篆,各部院多以九叠篆入印,因其过于繁杂难辨,于1914年后改用尚方大篆,各级省政府及厅局印文用方小篆,司法各厅用钟鼎篆,县政府用垂露篆。所有的官印(章)均为正方形,关防为长方形。
印铸局依照规定,按不同官署的尺度、字体、选规定的各式材料和纽形,铸造印模呈请国务总理核定后依式铸造,铸就的官印须在四角各留一柱,待发往各级官署启用时再自行锉去,还要在官印的侧面打上日期、号码并制成模印拓片存档。各官署如遇换防、补铸或缴销的旧印,应截去一角,印文和其余部分要求保存完好,旧印上缴印铸局报请销毁。
这枚银质“安徽省印”,为许世英治皖时用过的省府大印。这方官印的特点是:边框宽阔,稳定平实,字体舒展,字形端庄,方中隐圆,灵动多变,丰润秀丽,刚柔相济。其章法布局虚实相间,朱白互补,高低错落,平衡对称。其字体凝重、板实,字形宽厚、稳健,框内字形排列各具千秋:“安”字内外结构,“徽”字左、中、右结构,“省”字上下结构兼顾左右结构,“印”字上下结构。
各字在板块中求变,威严中不显呆滞之态,既有权威厚重感,又有亲近灵巧风。
在福建、安徽两省,许世英任职时间都不长,过去的岁月,已将老先生人生旧影记录在册。八十多年前,许省长亲躬闽、皖两省,在安徽东至原籍,褒扬许老夫子的口碑经年传颂,本次限于篇幅,有关许省长的执政事择日再叙。
三、视察沿海留下的老照片
1915年5月24 日至7月4日,许世英遵袁世凯令,巡视了福建沿海如马尾、马祖、厦门、金门等地。巡视的陆路交通工具是骑马、坐肩舆,水上交通工具是乘“建宁”号专用巡视舰。许世英及其随员把42天的巡视活动,拍成数十幅照片,笔者见到的就有20余幅。
主要巡视活动有:在当地各大、中、小学发表演讲20余次,接见各市、县、镇商会、教会、华侨、绅士等群众团体,视察了诸多军事设施。如划鳅炮台、长门水雷营、电光炮台、烟台炮台、烟墩炮台、金牌炮台、福州船政局马尾造船基地、拜谒了历史遗迹如南安石井郑成功出生地、漳浦铜山黄石斋石屋、约见了各地市政、军政人员并及时开会筹划事务。
拿现在的话说,就是“现场办公,当即拍板”。短短42天,许世英办了几十件实事,主要有:
⑴1915年6月15日,在厦门道尹公署开会,布置市政卫生规划、开辟禾山市场,召集各界人士,筹议市政要举。5月29日至宁德县三都澳,在听到当地官员汇报时,得知长腰岛在民国元年被梁某私下以5000元卖给了日本人,当即决定:国家土地,不许私卖外国人,立即从日人手中赎回长腰岛。
⑵位于马尾马眼街英领事馆下首的一处洋房,准予财政拨款的方式回购为地方公有。
⑶将铜山岛划出,设立县治。
⑷考虑平潭岛交通不便,拟购小轮, 用于岛上军民两用(巡查、交通)。
⑸漳厦铁路是福建省惟一的一条铁路,由厦门至龙溪,全长52华里,月亏损3000元,只有将铁路延长至龙岩,才有赢利。
⑹继续发展圆山特产水仙花的出口贸易。
⑺在龙溪暨南分局百余华侨聚会上,许代表大总统袁世凯承诺政府保护华侨,鼓动侨商归国投资、发展实业。
⑻在宁德、壶江等地,见有不少渔民子弟不识字,成年男子蓄辨,女子裹小脚,即向地方政府官员布置成立劝学所,教民开化,引领渔民脱贫。
⑼巡视归来后,在“建宁”舰上连夜办公,10天内即批阅厦门人民上访信件200余件,接着,又受理了龙溪人民上访函300余件。
⑽对于乱作为和不作为的当地官员,现场给予必要的处罚。如南靖县张知事,对于地方情形,一问三不知,立即撤职查办;龙溪师范学校由于校长工作不力,酿成鼠疫蔓延、学生停课的重大事件,决定马上撤换校长;海澄县卢知事年老多病、耳目昏花,不能治事,建议退隐。
⑾参观鼓浪屿林叔臧菽庄,并与之合影;在厦门绅士叶寿堂、叶谦丞父子的陪同下,游览了叶家花园,并应邀为其园取名“颐园”。
⑿在巡视期间,许世英将随身携带的德国和美国洋槐树籽,亲手种植于琬头岭、廪尾山、铁闩洋小岛、马祖澳等处。九十年过去,许世英播下的这些树种,早已成材,成为后人缅怀过去时光的一个念想。
四、外交旧影
1936年春,时年64岁的许世英,受国民党政府派遣,出使日本,担任中华民国的第一任大使———此前,称为“公使”。
1936年8月24日,成都群众举行集会,反对日本在成都设立领事馆。中日双方发生冲突,造成人员伤亡,史称“成都事件”。为此,日本召开外相和陆、海军大臣会议,向中国提出三项无理要求,新任驻华大使川越茂代表日本政府向民国政府外交部长张群提出三项交涉: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必须根绝排日政策、向日本当局公开道歉并处分人犯给予赔偿、国民政府负责在成都设立总领事馆的一切障碍。
为此,许世英大使于9月2日代表中国政府会见日本外相有田八郎,对日方提出的无理要求严词拒绝,并发表声明,对“成都事件”表示遗憾。
1937年3月6日,国民政府电召许世英回国述职,以了解上月刚刚改组的林铣十郎首相新内阁的对华政策。临行前,大藏相结城丰太郎等大臣设宴为许世英饯行。席间,结城问:“请问大使先生,目前中日关系有没有一个缓和的办法?”许世英对答:“有!只要日本政府首先取消冀东伪自治政府,归还察北,或可有所缓和,我当为此尽力”。3月8日,许世英抵达中国大陆,即去晋见蒋介石,报告日本近况。
1937年6月,日本内阁再次改组,近卫文麿出任首相,日驻华大使川越茂拟定6月29日回国述职。许世英应召去庐山面见蒋介石,蒋命其探听日本新内阁近况。许受命赴南京与川越大使会晤。7月2日,许急电告蒋介石:“揣察川越行程,考其语气,及彼方领团与武官会议继续不断情形,平津一带难保无虞……另乞转饬严密防范”。
许世英的这份电文,实际上是对国家形势的发展变化发出的预言,明确告诉蒋介石,对日本当局要提高警惕,不要抱有外交斡旋的幻想,“平津难保,严密防范”。果不其然,就在许世英发出电文后的第五天,“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国进入了全面抗战时期。
7月19日,蒋介石命外交部以书面形式向日本提议,声明为和平解决此不幸事件起见,中国准备接受国际公法或条约所公认的任何处理国际纠纷的和平方法,如斡旋、调停、仲裁、谈判等等,并同时命驻日大使许世英急返任所,与外相广田紧急磋商。此时的日本当局已不能满足这些,会谈无果。
1938年1月15日,国民政府继任外长王宠惠经德国三次调停与日本当局谈判均告失败。1月16日,日本首相近卫氏第一次发表声明:“帝国政府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实际上是不宣而战的托辞。蒋介石无奈,只得下令召回驻日大使许世英。
1月20日,许世英乘美国“总统”号邮船离开日本,经上海抵达香港再转道武汉,不久,随武汉国民政府迁往重庆,寓居歌乐山“话雨山馆”,被蒋介石任命为重庆空袭防护委员会委员长。1月28日,日本驻华大使川越茂也被召回,中日两国关系就此中断。
这张老照片,就是许世英和川越茂大使离任前的合影,它见证了“七.七”事变前后,许世英大使驻日本的一段外交生涯。
链 接 许世英简历
许世英 (1873———1964) 字俊人,又字静仁,安徽秋浦(今东至)人,1873年(清同治十二年)生。13岁中秀才,1879年丁酉科拔贡在清政府刑部任事。
1918年8月,任安福国会参议院议员。1921年9月,任安徽省省长。1922年11月,任司法部总长及航空处处(署)长。1924年11月,任善后会议筹备处长及秘书长。1925年12月,任国务总理。1926年1月,兼代财政部总长。
1928年8月,任国民政府赈款委员会委员、常务委员;10月兼赈款委员会主席。1929年1月,派属首都(南京)建设委员会委员;3月任赈灾委员会委员、常务委员、主席;7月派为导淮委员会委员。
1930年1月,任赈务委员会主席。1935年7月,任中央救灾准备金保管委员会委员长。1936年2月,任驻日本大使。抗日战争爆发,于1938年1月20日奉召回国。3月任内政部禁烟委员会委员,4月代理赈济委员会委员长。
1941年9月,任行政院水利委员会委员,1944年12月,正式担任赈济委员会委员长。1947年4月,任国民政府行政委员兼蒙藏委员会委员长。1950年去台湾。1964年10月13日病逝于台北,终年91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