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元林与任弼时 长征中任弼时与张国焘的斗争
80年前,在红军长征中,张国焘另立“中央”,党和红军面临着分裂的严重危机。在这关系党和红军前途与命运的历史关头,任弼时、贺龙率红二、六军团同红四方面军会师后,与朱德等一道同张国焘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迫使张率部与二方面军一起北上,促成了三大主力红军的胜利会师,为维护全党全军的团结统一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红二、六军团成为分裂与反分裂斗争双方争取的重要力量
1934年8月,任弼时作为中央代表,奉命率红六军团从湘赣苏区突围西征,10月24日与贺龙指挥的红三军会合。红三军恢复红二军团番号后,贺龙任军团长,任弼时任政委,关向应任副政委,统一指挥二、六军团创建了湘鄂川黔根据地,调动和牵制了大量敌人,有力地策应了中央红军的长征。
红二、六军团与中革军委的电台联络一直非常紧密,但在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不久,无线电联络突然中断。任弼时命令无线电大队要千方百计尽快恢复与中央的联络。1935年9月29日夜,守在电台旁的无线电大队政委江文,突然收到周恩来用明码发来的电报,询问二、六军团的情况。江文立即将这个情况向任弼时作了汇报。
接到中央来电,任弼时自然喜不自禁,但他对周恩来用明码而不用密码感到疑惑,担心是敌人设的圈套。为核实电报的真实性,他用密码致电周恩来:“恩:你们现在何处,久失联络,请于来电内对此间省委委员姓名说明,以证明我们的关系。
”可第二天,却收到了朱德、张国焘联合署名的红军总部的复电:“廿九日来电收到。你们省委弼时书记,贺龙、夏曦、关向应、萧克、王震等委员。一、四两方面军六月中在懋功会合行动,中央任国焘为总政委。”
发给周恩来的电报,为什么复电的却是朱德、张国焘呢?原来一、四方面军会师后,1935年6月26日中央政治局两河口会议决定了一、四方面军北进方针,两个方面军混编为左、右两路军,左路军由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焘率领,右路军由前敌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率领,中共中央随右路军行动。
但9月3日,张国焘突然提出南下方针,分别向左、右路军各部队下达南下的命令,由此造成了红军的分裂。朱德和总参谋长刘伯承只得随左路军一起行动。
当时,任弼时等二、六军团领导人,对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行径和中革军委与二、六军团联络的电台密码为张所控制的情况,都一无所知,而朱德是中革军委主席、红军总司令,张国焘是中革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委,就误以为以“朱张”名义发来的电报就是中革军委的电报。
二、六军团收到的电报虽由“朱张”联署,但实际上是张国焘说了算。也就是从这时起,张国焘便以中革军委名义向二、六军团的“贺任关”发号施令。
张国焘在复电二、六军团后没几天,又把分裂活动推向极端,于10月5日在西康理番县卓木碉宣布另立“中央”,还要陕北的中共中央改称“北方局”,“不得再冒用党中央名义”。此时,分裂与反分裂的斗争进入白热化。
随四方面军行动、坚定与中央保持一致的朱德,创造了“转圜”的机会。1936年6月30日,红二军团到达甘孜附近的绒坝岔,朱德带随行人员远出10多公里迎接老战友,同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等一一握手。接着,他们前往甘海子与刘伯承见面。
一落座,朱德就兴奋地说:“我和伯承早就盼着你们来!”任弼时、贺龙说:“我们二、六军团也早就盼着和中央会合!”朱德说:“你们一来,我们再也不孤立了,腰杆也硬啦!我们一起北上,同党中央会合。
”刘伯承补充道:“中央不在这里,中央在前面。”任、贺、关都惊愕地望着他们。随即,朱德把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另立中央的情况如实相告。听了朱德的介绍,任弼时感到了反分裂斗争的复杂性,同时也对张国焘提高了警觉。
挫败张国焘控制二、六军团对抗中央的图谋
7月1日,二、六军团集结于甘孜县甘海子,和四方面军胜利会师。林育英、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博古、彭德怀等当即发来贺电:“欢迎你们继续英勇地进军,北出陕甘与一方面军配合以至会合,在中国西北建立革命的大本营。”
张国焘马不停蹄地从炉霍赶到甘孜,紧锣密鼓地开始了他早已策划好的分化、拉拢、控制二、六军团的行动。
四方面军三十军八十八师师长熊厚发设宴为任弼时、贺龙等“接风洗尘”。熊称张主席太忙,抽不开身,派他来招待首长。宴席刚散,王震来找任弼时、贺龙汇报,说张国焘把六军团干部一个一个召去谈话。任弼时、贺龙相视一笑,原来张国焘“忙”的是这个。王震说:“我心里明白,他是想拉拢我和六军团听他指挥。”任弼时说:“给你的东西照收,二、六军团的行动要听中央的。”
此时,张国焘以迎接红二、六军团为名,派出“工作团”散发反对党中央、批判“毛、周、张、博”的文件,宣扬他的分裂路线。同时,还派人送来大批《干部必读》小册子,攻击中央及一方面军,说他们北上是“逃跑”,是“左倾空谈掩盖下的退却路线”,煽动二、六军团指战员对中央和一方面军的不满。
7月2日举行会师庆祝大会。任弼时在大会上讲话,主旨是讲北上与中央会合是我们惟一的道路。坐在贺龙身旁的张国焘正待起身讲话,贺龙捅了他一下,凑到他耳边半开玩笑半当真地说:“国焘啊,只讲团结,莫讲分裂。不然,小心老子打你的黑枪!”其实贺龙哪会打他的黑枪,只不过是吓唬吓唬他而已,可张国焘还真有几分忌惮,没敢在会上讲不团结的话。
张国焘把甘孜会师视作“军团”与“方面军”的会师,目的是想把二、六军团置于他的控制之下。在四方面军总部会见任弼时、贺龙时,张国焘先把他俩大大地恭维了一番,然后以红军总政委的身份作出两条“指示”:一是二、六军团的首长要调换,两个军团另派政委,要任弼时也离开;二是要六军团赶快走,由他来指挥。
这是明目张胆地分化、吞并二、六军团。对他这一手,任弼时早有思想准备,据理拒绝。任弼时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又是二、六军团的最高政治领导,说话有分量,张国焘不好当面驳他的面子。
任弼时是一个政治上十分清醒的领导人,他深知跟张国焘斗争必须依靠中央这个坚强后盾,必须把电台密码要过来,恢复与中央直接联络。于是,任弼时带着无线电大队长阎知非,拜访了四方面军负责通信工作的三局局长宋侃夫。
宋说,密码本一直被张国焘直接掌握。任弼时马上找张要密码,但张还是那句老话:“双方的情况我甚为明了,可由我处转。”不愿意交出密码。朱德在一旁说:“你现在还有什么权力在中央和二方面军之间转报?这样转,误时误工,我看你就是有意阻挠。”张国焘无话可说,只好交出了密码。
任弼时、贺龙立即用密码沟通了与中央的直接联系。中央和毛泽东一直担心张国焘吞并二、六军团,壮大他的势力,现在任、贺表态服从中央,成为反对张国焘分裂的重要力量。为增强二、六军团反分裂的力度,中央于7月5日下令:以二军团、六军团和三十二军组成红二方面军,贺龙任总指挥兼二军团军团长,任弼时任政委兼二军团政委。
二方面军的成立,使原二、六军团成为与四方面军并列的方面军,任、贺、关与张、徐(向前)、陈(昌浩)取得平起平坐的政治地位,可以站在方面军领导者的位置上同张国焘进行斗争,使其分化两军团的企图落空。
这时,中央又给任弼时发来亲译的电报,要他同张国焘分裂主义进行坚决的斗争,并力劝张北上与中央会合;并阐述了北上的有利条件,要他团结二、四方面军一同北上。任弼时感到肩上责任的重大。在任弼时与朱德、刘伯承、贺龙、关向应等领导人坚韧努力下,加上以徐向前为代表的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要求北上与中央会合,张国焘的分裂阴谋又一次失败,最终率四方面军与二方面军一起北上。
迫使张国焘最终北上实现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
根据朱德的意见,任弼时以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二方面军政委的双重身份,跟随朱、张及四方面军一起行动,以增强制约张国焘的力量。刘伯承随二方面军行动,任二方面军红军大学(随营学校)校长,帮助训练骑兵。
在过草地时,任弼时与朱德、张国焘深入交谈,并要找四方面军干部谈话,张国焘不同意。任弼时义正词严地说:“我是政治局委员,有权找所有的红军干部谈话。”他与陈昌浩、徐向前、傅钟、李卓然以及其他干部单独谈话,讲团结、反分裂。徐向前多年后回忆:“任弼时给我的印象,冷静、诚恳,对促进党和红军的团结,充满信心。”
7月27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西北局,由张国焘任书记,任弼时任副书记,统一领导二、四方面军的北上行动。这段时间,任弼时为促进党和红军团结一致作出了巨大努力和贡献。8月30日,中央提出9月至11月3个方面军的战略行动计划,推动3个方面军会合,打击与消灭胡宗南部,巩固与扩大西北革命根据地。并指出:“三(个)方面军的行动中,以二方面军向东行动为最重要。”
为执行“最重要”的任务,9月6日,任弼时回到二方面军,与贺龙等率部兵分三路,先后占领成县、徽县、两当、康县,建立以徽县为中心的临时根据地。
然而,张国焘却按兵不动,拒绝执行中央的战略计划。他虽勉强北上,但骨子里并不想与中央会合,而是想单独夺取河西走廊。他的理由是:“河西走廊将是未来西北抗日局面的交通要道,正是我们可以大显身手的地方,而且因此也不致与一方面军挤在一块儿,再发生摩擦。”
9月13日,中央根据敌情的变化,提出静(宁)会(宁)战役计划。任弼时、贺龙等致电中央表示拥护并坚决执行。而张国焘又抗拒中央静会战役计划,遭到了任弼时、朱德、贺龙、刘伯承等的坚决反对。张国焘被迫表态:“既然你们大家都赞成北上,那我就放弃我的意见嘛。
”9月18日的西北局岷州会议上,根据中央的计划,制定了通(渭)、庄(浪)、静(宁)、会(宁)战役计划。9月19日,二、四方面军分别下达了向静宁、会宁进军的命令。
可就在这一天,张国焘到达四方面军前敌指挥部所在地漳县,召集军以上干部开会,煽动和蒙蔽前方将士反对北上。中央急电张国焘等命令部队北上,同时电告任弼时等:“请你们向国焘力争北上计划之有利。”任、贺立即联名致电张国焘。
张国焘的错误主张遭到任弼时、朱德、贺龙、刘伯承、关向应以及他的“铁杆”支持者陈昌浩的一致反对,他感到身边似有一股无形而强大的洪流,势不可挡。9月26日,他被迫向中央连发4封电报,12时那封电报中有“我们提议洛甫同志即以中央名义指导我们”等语,表示放弃同陕北党中央保持“横的关系”;20时张国焘还致电任弼时、贺龙:“如兄等仍以北进万分必要,请求中央明令停止(西进),并告今后行动方针,弟等当即服从。
”任弼时等当即致电毛泽东等,报告和红四方面军通电的情况。
9月27日,中央致电张国焘等:“请电令通渭部队仍回占通渭,其余跟即北上。”张国焘回电表示“尊重你们的指示和意见”,“决不再改变”。9月29日,四方面军重新下达北进命令。30日,四方面军分作5路纵队,向通渭、庄浪、会宁、静宁前进。
10月,二、四方面军与一方面军在会宁、将台堡会师。中共中央与中国工农红军这次持续一年之久的分裂危机,终于基本解决。 (摘自《党史纵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