慕绥新书记 “慕绥新的悲剧与自白”采访记
《红与黑——一位“两面市长”的悲剧与自白》是擅长反腐题材的报告文学作家一合的又一力作,在《中国作家》一发表,便引来了读者的关注和议论。从慕绥新当选“副省级”沈阳市长时的演说“开幕”,直至“慕马案”发,他被判处死缓,最后因患癌症在病床上悔恨死去……这篇作品深刻揭示了这位高官演变成为腐败分子的心路历程。
慕绥新曾在共产党人的党性与贪欲的诱惑之间徘徊,进而渐渐地“麻木”,最后进入到“贪官的境界”,堕落至罪恶的深渊。
“贪官不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
我来到北京采访一合。一合住在公安系统的招待所里,房间陈设简陋。除了两张床,没有凳子。卫生间里只有“淋浴”,也就是墙壁高处有个水龙头而已。我对他说,你住得很简陋。他回答:报告文学作家写东西,那是没有宾馆住的。
作为67届大学生,后来到新华社河北分社当过记者,同行间的对话可谓是心有灵犀一点就通。一合本姓赵,一合是他笔名。老赵身高马大,说话音量也响,典型的燕赵汉子模样。
记者:几年前你写“当代包公”姜瑞峰的报告文学《黑脸》,在《文汇报》上发表过,那时我是版面编辑。当年你写了一个好官,今天你又写了一个“坏官”。
一合:我记得,《黑脸》是由你们报社北京办事处陈可雄转去的。《黑脸》得了全国首届鲁迅文学奖。当然,我写作这样的题材,有个便利的条件,就是后来我在河北省纪委工作,现在是纪委副厅级检查员、监察专员。我有这个政治责任。
还有,我个人的感觉,现在的报道太“新闻”了,一事一报,一事一议,要么好人申冤,要么坏人枪毙。也有相反的,好人蒙冤也是新闻。不过,好人怎么就变成坏人也算是“新闻”吧?现在我们反腐败,杀了胡长清、成克杰,还有沈阳的马向东,报纸上的报道大家都见到了。
应该讲,我们选拔干部的时候,挑选出来的大部分是好的。谁都不能给某人打一辈子的“包票”,但是,“高官出大事”,出现这个问题的背景和过程,要比叙说一个单纯的政治结论,复杂得多。
我不写小说,就写报告文学。现实生活中的情节、细节,那是任何小说家都没法杜撰的。不过,报告文学太难写了。
记者:小说家有小说家的任务;而某些现实生活的丰富性、生动性,是一般小说家们不可能自己去积累的,远远超过了他们的想象。而新闻是要“抢”的,消息见报有时间要求,写作上就会显得不那么从容。
我对《红与黑》的理解,就是政治定性不等于人物脸谱化。我们谈三个问题:一,你这个河北作家怎么会“想”写沈阳的“慕马案”。二是“慕马案”中一人毙了,一人病危,你的具体采访如何进行。那些详尽的材料,不是一般性的采访能得到的。三是,作家发表文章,当然有你的“意思”在里面,你认为慕绥新案给我们的“教训”又是什么呢?
一合:今年3月,中纪委宣教室找到我,要我写一部电教片的文本,内容就是有关沈阳的,要教育广大干部,要警钟长鸣。中纪委的同志带着我到了沈阳,让我看录像和阅卷。具体的人,马向东毙了,慕绥新病危,我没去见。他现在的妻子,稿子里用的是化名。
一个多月就看录像。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的采访素材,得看好几个小时。还有其他的,比如庭审录像,别的相关录像。总共加起来足有好几十个小时。你想,就是见到这些个当事人,要问的东西,也就都在这些录像里面了。材料相当丰富。
这些录像,都有场记的文字在旁边,我在文章里运用的文字,相当严格,都有出处。文章里给打上了引号的话,都真正是慕绥新的原话。
记者:作为记者和作家,你幸运地遇上了一个“富矿”,而且只特许你一个人开发。
一合:在采访和写作中,我还接触了办案人员。我深深体会到,这党内的腐败非得坚决地反、彻底地反不可,这反腐败是有关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问题。严重的是,这党内的腐败已经不是某一个具体人的问题,而在某种程度上成了一种“社会风气”。
这沈阳官场上的“送钱”,在当时当地成为了一件人情式的“礼尚往来”。很自然,很合群,你为我办了件事情,我就真感谢,感谢你是应当的。你不收那就是见外了,就不够朋友,就不是朋友,就不是自己人。“你廉政,就说明你不是咱们一伙的,你得滚蛋”。也就是说,在那个政治舞台上,你得出局。
在今天官场的某些地方,收或不收钱,“不简单是个廉洁不廉洁的问题,而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送钱的人没事,收了钱反而觉得安全,不收钱倒是有些麻烦。你反潮流,你是个异类”。这种弥漫的社会风气,毒害干部,危害极大。
记者:你的这篇《红与黑》,看起来行文的语调温和,内容的铺陈叙述也很温和,娓娓道来,实际上提出的问题是极其尖锐的:慕案的出现,有着慕绥新个人的主观意识问题,但是更有着极其深刻的社会背景。这也就挑明了现在我们党面临着的重要课题:如何在新的世纪新的形势面前,更好更坚定地保持我们执政党的政治素质,领导人民奔向未来。
一合:有这么个情节,慕绥新已被查出经济问题,他自己也被查出来生了癌症,他躺进了医院。应该说,上面已经掌握他问题了,下边的人、旁边的人该躲躲嫌疑了。再者,他患上癌症,再活也活不了几天,他也办不了什么事情了,巴结他也没有用处了。这两大因素摆在那里,别人该“消停”点了吧。可就不,慕绥新住院的日子里,人家还硬送来100万元。这个现象非常可怕呀。官场上的送贿、受贿,就像传染病,很难治,“挡不住”。
慕绥新在病床上收到的这100万,至少说明了两个问题。一是,有人还在以老黄历办事。慕绥新有两次提升机会,都没被通过。然而,后来,他还是当上了副省长级的沈阳市市长。“老慕”能干,命硬,这次问题的结果究竟是怎么回事,还说不准,出水才见两脚泥,日子长,走着瞧。患难见朋友。这是一种政治投机。还有一种是感激心理。
记者:我注意到,你在文章里提到,当地有些老百姓说到慕绥新的时候讲:当官的贪就贪点,吃点喝点没关系,只要他给老百姓干事就行。
一合:我在沈阳的时候,与身边的办案同志谈,也到马路上去跟老百姓闲聊过,持这样的说法,确有人在。老百姓善良,哪个干部为群众干过什么事情,大伙都记得很清楚。前两年,沈阳还得了个“人居奖”。大家现在最恨的,是拿了钱还不干活,拿多少钱都不干!
对腐败,中国老百姓恨之入骨。不过,我在实际了解中发现了这样一个情况:贪官动辄贪污几千万,罪该万死;然而,贪官也不是一个样子的。有的贪官是积极主动有计划有目的地榨取,而有的,开始并不想收钱,不收还要不得罪人,“这必须有大智能”。
慕绥新认为,自己的智能就是“还不够”,他说自己抗拒不了强大的客观条件,那就既来之则收之吧。所以,他会大大咧咧地收下一张卡,随手就给了别人。后来别人一查,卡里竟然装着20万元。人家也不告诉慕绥新,自己分了。再说,1999年春节,慕绥新竟然会坐在办公室里收钱,他想“赶快应付过去”,再去办事。
在慕绥新看来,政绩比钱要重要。所以,老百姓也会产生这样的“宽容”:都这样了,咱们管不了,只要他们拿钱办事就行。以至于就引申出现在的这么句话:当官的都拿钱,干活就成。这是社会意识的倒退。
记者:“有钱能使鬼推磨”,这是中国古来通行的办事规则。创造出这话来的人,心情是无可奈何的,也充满了贬义,从来人怕鬼,有钱鬼怕人。要你办事,没办法,送钱,但是谁拿钱谁就不是人,是鬼。但是,官场的腐败把这事“演化”得“正常”了,商品化了,花钱办事,花小钱办小事、花大钱办大事,成了一些地方通行的“潜规则”。后来,沈阳市的10多名正局级干部撤职,就已经在说明这种“潜规则”的规模了。
一合:犹豫过也好,摇摆过也好,慕绥新还是收了一千多万,后果严重,被判死缓。但是,我想写出的是慕绥新在“腐败背景”下的这个变化过程,写出他与有些贪官之间的区别。贪官不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他开始时候是被某些因素推着走的,比如前妻收下的20万,他不知道拿了多少钱,然而前妻告诉他“收钱了,要办事”。慢慢的,他就这样收钱了。
记者:慕绥新最初就这样被推着走,再是半推半就地走,最后就如此这般地走到了人生的绝境。我想,这大概也是一些出了问题的大干部的共同特征。在整个采访写作过程中,就你的感觉而言,作为一个高级干部的慕绥新,他曾经拥有的“长处”是什么,短处又是什么?
一合:也许就是他的长处酿造了他的短处。慕绥新的特点就是思维敏捷,非常能干,敢于拍板,雷厉风行。你在电话里向他汇报请示什么问题,他可以当时就回答你,行还是不行,干还是不干,要干怎么干。他不大有那种“研究研究”的毛病。
慕绥新也相信自己是个有能力的人,他也相信上级需要他这个有干事能力的人。他在仕途上有两次没有被“程序”通过,但是后来他还是当上了“副省级”的沈阳市市长。这仕途的提升,使他最终走向了目中无人,独断专行。无论是党的或政府的领导班子开会,他就可以不到,就可以让“书记等市长”,对人家送给他的“党内个体户”的称号,听之任之,无动于衷。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党内的监督机制、政府的监督机制,如何真正落实到实处。说起来,对某一项具体工作,党内或政府内都制定了相应的政策法规;对于高级干部的监督,更是有严格的规定。但是,在现实生活中真正实行起来,就是一把手拍了一下桌子,事情就搞掂了。
对于错误的决定和决策,在党内的公开场合没有反对的声音,更不用说谁来抵挡一阵子了。即使有反对,也是在会下,不起任何实际效用的议论。投资也好,办厂也好,盖房也好,人家可看见了,要办事情,你市长一个人发话就可以办成功了,那你的“价值”就直线上升,给你的价码就使劲往上长。
这就是我们党内的政治生活不正常了。对于党内加强监督等方面的工作,中央领导就慕绥新案有过批示。后来我们的电教片里都引用了。
记者:就这样慢慢地,几年功夫,几十万元一直发展到几千万元,发展到“腐败的豪华宴席”。
对于慕绥新案,中纪委刘丽英的批示:边办案,边治疗,办案服从治疗。这个批示含义深刻。
一合:有一阶段,慕绥新觉得,上面“怎么把谈话的事给忘了”。后来他又明白了,那是为了“查处他的政治生命”才“先保护好他的生理生命”。这个人哪,都有两面性,有光明的一面,也有黑暗的一面。总之,是那个人性里善恶都有的意思吧。这个慕绥新哪,不是光明战胜了黑暗,而是黑暗战胜了光明。
我在沈阳一个多月,把中纪委交办的电教片写好了,一万多字,片子有90分钟。再就是写了这篇报告文学。在这篇东西里,我还想写一点的,就是他的感情生活。他耍个花招,让一个卜卦的人给前妻算命,说是有血光之灾,骗得她离了婚,说是100天后复婚。可不到一个月,慕绥新和新夫人就结婚了。这既说明慕绥新耍手段、耍花招,但是也应该看出,他对前妻无底的贪婪很是厌恶,早就想甩开她。人真的是很复杂的呀。
我写的慕绥新死前的最后一句话:“祝愿亲爱的党永远朝气蓬勃,人民的伟大事业如日中天!”这其实是在慕绥新所写的交代材料里的话。放在这儿,我认为是恰如其分的。
记者:对任何作品的解读,似乎都有些“多余”。对于已经出版的文字,读者会在里面读到所蕴含的所有“东西”。我想,你的目的是达到了的。
一合现在在写北京前公安局长张良基的故事。一合曾写了姜瑞峰的《黑脸》,眼下这一部叫《红脸》。红脸在京剧里是忠勇之士的颜色,这本新作的名字就叫《红脸——京都九门提督张良基》。一合说:写这本书不比写慕绥新容易,这决不是比较单纯意义上的“抓坏人”。我要写出新意来。(记者/陆幸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