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怀宇余英时 (时代周报李怀宇)阎明写“一号号令”:有关部门建议别点作伪证人

核心提示:阎明告诉时代周报记者,他在史料的采证上主要是根据当事人口述,也有些资料,还有林彪的秘书写的东西。关于“一号号令”,他一开始很含糊地把过程写出来,后来新闻出版总署和中央党史办的人给他提了两点意见:第一是提到作伪证的人,可以点事儿,但是不要点人名;第二要引用一些书证,作为旁证。

于是,阎明找了很多资料,“把该书丰满起来。感谢新闻出版总署和党史办对历史采取的实事求是的态度。”他介绍,《往事不忍成历史》一书自己前后写了十年,出版过程中一共审了一年。

文章摘自《时代周报》2010年10月21日第101期 作者:李怀宇 原题为《“四野”后代书写特殊历史:我岳父亲临林彪坠机现场》 阎明的《往事不忍成历史》一书在2010年9月出版后,引起颇多反响。

阎明的父亲阎仲川曾任军委总参谋部副总参谋长兼作战部长,1971年“九一三”林彪出逃后随即被关押审查。林彪坠机蒙古温都尔汗,亲临坠机现场的是阎明的岳父许文益。

在处理坠机事件中由于蒙方通讯不畅,许文益冒着受处分的风险断然决定启用停用多年的“中苏热线”,这条“热线”又是阎明的姥爷孙继述在20年前任东北邮电总局副局长时亲率工人架设的。这些历史巧合集中在阎明身上,使他的叙述更具历史细节。

2007年8月30日,两名画家在山西省大同市灵丘县扩建的平型关大捷纪念馆半景画馆中描绘《平型关大捷图》 对林彪只描述不评价 阎明1952年出生后一直在部队里生活。由于父亲的特殊经历,1975年阎明被部队处理在广州当工人,境遇非常差。

1980年调回北京,后来到一家出版社当副社长12年。他自称这两年比较清闲,因此才有时间写这本书。书中《我的父亲阎仲川—从作战参谋到副总参谋长》、《亲临林彪坠机现场—原驻蒙大使许文益眼中的“九一三”》、《我的姥爷孙继述》三篇,从一个后代的眼光,讲述和反思历史。

他对林彪描述,只记录从父辈口述中所知的事实,不作任何评价。 阎仲川长期在林彪领导的“四野”工作,1969年5月调军委总参任副总参谋长兼作战部长(1970年4月作战部长由王夫之接任)。

阎明写道:“父亲深知京官难当,采取了一种自我封闭的方式对待工作以外的事物。对总参内部‘文革’中发生的一切事情概不介入、不表态,而且不串门、不走动,以免造成不必要的麻烦,甚至连林彪、黄永胜家放电影时诚邀老部下参加,他不仅自己从来不去,也不让母亲和妹妹参加。

为此,一些父亲过去的老上级很有意见,认为父亲不近人情,人都到了北京,也不去看看老领导。

”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阎仲川开始了漫长的隔离审查生活。他在总参工作了2年零4个月,隔离审查时间是7年零6个月。阎仲川认为自己和林彪、黄永胜等完全是正常的工作关系,执行公务均有据可查。

而他被审查的重点就是关于“一号号令”的问题。阎明运用各种史料来证明此事,其中重要的旁证是汪东兴的回忆著作。 阎明告诉时代周报记者,他在史料的采证上主要是根据当事人口述,也有些资料,还有林彪的秘书写的东西。

关于“一号号令”,他一开始很含糊地把过程写出来,后来新闻出版总署和中央党史办的人给他提了两点意见:第一是提到作伪证的人,可以点事儿,但是不要点人名;第二要引用一些书证,作为旁证。

于是,阎明找了很多资料,“把该书丰满起来。感谢新闻出版总署和党史办对历史采取的实事求是的态度。”他介绍,《往事不忍成历史》一书自己前后写了十年,出版过程中一共审了一年。 白求恩骂得他狗血喷头 除了写自己的父亲、岳父、姥爷之外,阎明的《虽九死,犹未悔—记红军战士欧阳启旭》一文是应欧阳启旭的子女要求而写的。

“白求恩刚到八路军晋察冀总部的时候,第一次巡诊就是欧阳启旭陪着去的。聂荣臻老婆生孩子难产,他跟白求恩一块儿走了一夜,去搞接生。

平常白求恩做手术,他打下手。”阎明介绍,“有一次,欧阳启旭消毒的时候不小心把一个注射器的针管打碎了。白求恩差点揍他,骂得他狗血淋头。那时候八路军很困难,这些东西很少,他跟我讲那时候制式手术器械简直是宝贝一样。

所以白求恩有时候发脾气也是对的,他对技术还是精益求精的,但是脾气不是太好。” 阎明也写一些跟自己有相当交往的前辈。在《柯柏年百年》中,他描绘一个富有人文情怀的前辈。

阎明说:“柯柏年没有留过洋,但是英语非常好。毛泽东都很信任他了。老头生活上很低调。他虽然是跟革命部队工作,毕竟还是个文人。我跟他接触很多,我对这个老头非常喜欢。他也很喜欢我们这些孩子,没大没小。

嘻嘻哈哈开开玩笑,像个大孩子。老头身体非常不好,但是活到84岁。他的子女,也就是我的亲戚说了:关键是老头心态好。他要是心态不好,天天怨气满天,早都不在了。” 阎明自认有“四野情结”,关于“四野”的资料,很多都是他父亲提供的,“因为他亲历了‘四野’史,包括机关的一些经历,我会看,去挖掘。

”而在写《平型关往事—70年前的血与火》时,阎明专程去了一次平型关,没有找任何人接待,坐了慢车,到平型关站下车,从庄稼地走到老乡家里,在那里待了两三天,每天花一百块钱请向导带他到平型关四处走,分别体会八路军和日本鬼子当时的感觉。

回来后,阎明把当时参加平型关战役的主要领导人的子女都采访了,在一手资料上下了大功夫。

阎明说:“我父亲是没有参加平型关战役的。还是我的军人情结吧,觉得经过70年了,后人还是要写一点东西的。70年前的平型关首战,打出了八路军的威信。刚开始我说不一定要写,是根据采访的资料掌握情况,有一种厚重感了,我才能写。

” “林彪会打仗,老打胜仗” 时代周报:你父亲阎仲川生前,如何跟你谈起他在“四野”的往事? 阎明:我们家兄弟四人,在父亲身边,就是我一个。所以,有一些得天独厚的机会吧,我就和我父亲接触得比较多。

但是我父亲有一个特点,因为他长期搞作战,他的嘴是比较严的。父亲在作战部门,涉及很多机密的东西,许多事不愿意说,他可能怕泄密。但是晚年有一些“一号号令”、“四野”的一些领导的情况,偶尔跟我们说说。

父亲过去很少跟我们讲他的经历,所以他南下到广州以后,我们家里孩子就很自觉地形成一种习惯,不随便去问,因为我们知道他工作在身,很多东西不便。我们就觉得他是一个比较严厉的父亲,平常话很少。以前在广州,他真的非常忙,很少有什么交流。

时代周报:你父亲有没有专门谈过林彪呢? 阎明:林彪作为“四野”的主要领导,对他的指挥能力,我父亲是非常敬佩的。因为从辽沈战役开始,我父亲已经是作战科的副科长,张正隆写了这么一段,是说当时“四野”刚到东北,那时候叫东北民主联军,当时情况是非常糟糕的,兵不多,枪不多,而且很散,被国民党追得到处跑,非常困难。

林彪的作战科长也叛变了。我父亲外出没及时归队还受了审查。

当时我父亲就在作战科,他是属于林彪核心指挥机构里的成员。他经常被刘亚楼派到林彪秘书那里值班。我父亲对林彪的指挥艺术,那是非常佩服的。不仅我父亲,凡是在“四野”的老一辈都非常佩服,林彪会打仗,老打胜仗。

给林彪三鞠躬的人 时代周报:有时候人的命运不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你父亲跟林彪是在工作上的关系,后来因为“九一三”林彪事件,被隔离审查。他在离休之后有没有对自己的历史作申诉,或者要求进一步平反? 阎明:中国的政治太复杂而且太害人了。

我父亲当初绝对没有想到,因为调到北京工作,而且是在听命于上级交给的工作的情况下,会发生这样的问题。当时作为部属,作为子女一点不受牵连是不可能的。咱们经历了好多次所谓“路线斗争”,大部分属于党内不同意见。

赶上这么一个大的“路线斗争”,任何辩解都是很脆弱的,没有办法的。就像彭德怀,包括在“文化大革命”中,广州军区很多老同志,这些年一直在申诉,因为工作关系,跟林彪有关系,但是最后这个结论都是搞得不清不楚的。

因为他跟大的政治事件联系,任何申诉都显得苍白无力。他们一直到死都在申诉,但是没有用。所以,我父亲就采取一种很淡然的态度,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吧,我父亲在后面的结局比他们稍微好一点,就没有开除党籍,离休,还降职了。

时代周报:你岳父许文益在当驻蒙大使时去处理林彪的坠机事件。他在处理这个事情的时候,完全不知情? 阎明:对,不知情。我岳父去了蒙古20天,就碰到了林彪撞机事件。

我在跟我岳父接触过程中了解到,他在整个处理过程中是不知情的,他不知道是林彪,他们把林彪埋了以后,还怀着悲痛的心情给他们三鞠躬。我们还开玩笑地说:你是唯一在林彪死了以后给林彪三鞠躬的人。他自己也笑,说:我不知情嘛!

他们就觉得蹊跷,原来以为一个民航飞机出事,处理处理就完了。可是国内催得很紧,他们感觉蹊跷,但是他们不知情。 时代周报:这本书给我一种感觉,你有很深的“军人情结”,或者说“四野情结”。你自己有没有这种感觉? 阎明:你说对了。

尽管我现在是老百姓,我当兵时间也不长,可是我血液里面有这种元素,所以对部队很有感情。比如说,我们现在一般老百姓以为,北京是和平解放的,其实北京打仗也打得很厉害,就是天安门没挨炮,连东单体育场都挨了炮,我的那个部队在丰台打得很惨烈,牺牲了不少同志。

这个部队曾经处理了我,但我并不因为这个就记恨,因为这个部队还是有传统的。而且我的血液里还是流动的一些军人的血液,从小就是在这么一个环境下熏陶出来的,所以一旦觉得这些东西有价值,我还是要写的。因为我尊重的不是部队对我的影响,而是尊重一个军人的立场,一个部队的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