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作霖的孙子 顾作霖在苏区时期路线斗争中的是是非非

顾作霖在苏区时期路线斗争中的是是非非 2009-07-24 15:22 晓 农 我要评论0 字号: 引子 了解中央苏区斗争史的人都知道顾作霖。对于顾的政治身份可以作这样的定位:他是中央苏区共青团事业的奠基者、杰出的青年领袖;又是闽赣省的主要领导人和创建者,为这块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顾作霖是在广昌战役中拖着病体倒在火线上,于瑞金中央红色医院去世,成为牺牲在中央苏区的级别最高的中共领导人,因为顾是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当选的中央政治局委员。

多少年来,顾作霖给人的印象是左的。盖其原委有两个方面,一为顾作霖曾是王明“左”倾中央派在中央苏区的“心腹”人物,二为事实上他一直是忠实执行了“左”倾中央一系列旨意的,向来言行上比较左。

直到他牺牲之前,在思想意识上并不能像张闻天、王稼祥等人那样,有所认识或发生转变。实事求是地说,王明“左”倾中央的进攻路线能在中央苏区得以实行,顾作霖是一个执行得力的中坚人物。

有关苏区时期路线斗争上的一些是是非非,像一个扭了结的线团那样缠绕在顾作霖的身上。 作为王明“左”倾路线忠实的执行团体,顾作霖是成员之一 1931年春暖花开的4月中旬,于中共六届四中全会被扶到中共政治权力前台的王明,上台后便向中央苏区派出了一个“三人代表团”。

派出这个代表团的实质,是让他们掌握苏区的权力之棒,以保障“左”倾进攻路线的执行。对于代表团成员的选择,王明等人是经过了一番考虑的。

任弼时是六届四中全会升任上来的中央政治局委员,王稼祥为“二十八个半”内的人物,与王明中央保持的高度一致自不必说。而顾作霖历任江苏、山东的团省委书记,又任过共青团中央组织部长。1930年成为中共长江局行动委员会成员兼秘书处负责人,在反“立三路线”的斗争中有不凡的表现。

因此,王明中央将年仅23岁的富有共青团工作经验的顾作霖派往中央苏区,担任苏区共青团中央局书记,不但成为共青团工作的总抓手,还要协助任弼时、王稼祥处理苏区的一切党政军事务。

这样一来,王明“左”倾中央在赣南闽西苏区就有了一个忠实的执行团体。 “三人代表团”到达中央苏区后,带着王明中央的重托,立即展开了要做的工作。在这一时期,任弼时、王稼祥和顾作霖都在思想上保持了与“左”倾中央的高度一致,行动上也是步调一致的。

首先是推翻了项英对“富田事变”的处理方针,将这一事变重新定性为敌我矛盾,提出“富田事变是AB团领导的反革命暴动”,“富田事变的要犯段良弼、李白芳、谢汉昌、刘敌、金万邦等都是AB团的重要分子,同时又占据了革命机关的重要位置。

”在1931年4月17日于宁都青塘召开的苏区中央局第一次会议上,王稼祥作了“关于富田事变的报告”,会议通过了“三人代表团”起草的《关于富田事变的决议》。

决议批评了项英为代理书记的中央局“对富田事变解决方法的错误”,认为“过去总前委对于AB团采取坚决进攻的路线,这完全是正确的,”而项英“根本没有指出富田事变是AB团的暴动,这完全是模糊了富田事变的反革命性,又说事变是由无原则派别斗争演进而成的,更是大错特错!

” 显然,“三人代表团”对于富田事变的结论,比毛泽东为书记的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所定性的更加升级、拔高。

本来,项英在处理这一问题上表现了比毛泽东等人高深的马列主义水平,找到了解决党内矛盾的最佳方案,却被秉承“左”倾中央旨意的“三人代表团”否定了。在这一错误方针的指导下,正在宁都“翘首以待,盼望开会解决问题”的富田事变领导人谢汉昌、李白芳、刘敌等,被重新逮捕,遭受处决。

与此同时,一股整肃“AB团”的滥杀恶风猛袭苏区,造成了无比严重的后果。 在苏区中央局的第一次会议上,对于第二次反“围剿”的战略方针,任弼时等三人态度一致地支持项英“远退四川”的主张,差一点酿成不堪设想的大错!

面对20万敌军的二次“围剿”,只有4万人不到的红军兵力和劣势武器如此悬殊,打不打?怎么打?着实是需要认真讨论的严峻问题。

此间的毛泽东不能像往常那样“唱主角”说了算,应该听项英和中央代表团的了。而项英一开始就主张退到四川去:“共产国际、斯大林同志都讲过,四川是最好的根据地,红军主力要生存,要发展,就必须退到那儿去。

”继项英说完,“三人代表团”也语气强硬地表示支持。这样一来可是急坏了毛泽东、朱德等人,毛神情严峻而语态急迫地陈述了一大通理由,竭力主张红军在根据地诱敌深入,寻机歼灭,初步将退走的气氛扭转过来。然而有“中央代表团”这把大红伞的遮护,尽管朱德、谭震林等人支持毛泽东,会议的争论仍旧未果。

第二天,情急之下的毛泽东采取变通方法,搬来了各军的军长、政委、参谋长20余人参加会议,由这些战将力陈见解,形成强烈呼吁。

毛泽东又适时地据理分析,阐释得精辟周到,连“中央代表团”和项英也不得不转变态度,佩服毛对战局的洞察力和精当设想。 青塘之争结束了。毛泽东高人一筹的战略远见得到了预期的实现。红一方面军在毛泽东、朱德的指挥下,采取击敌软弱、灵活多变的战略,从5月16日至31日,15天之中横扫700里,五战五捷,歼敌3万余人,光是敌方旅长、师长就击毙、生擒了7个,缴获武器弹药无数,淋漓痛快地粉碎了国民党军的第二次“围剿”。

看到这种空前辉煌的胜利,任弼时、顾作霖等人感慨万分,尤其是项英想起自己当初提出红军远走四川,难免心生悔意。事实充分说明,“中央代表团”和项英的主张是错误的。 顾作霖与任弼时等人在来到中央苏区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完全成了“左”倾中央的“传声筒”。

王明等人怎样说,他们就得怎样做。召开于1931年11月1日至5日的“赣南会议”,就是顾作霖等人从赞扬毛泽东逆转为违心批判的例子。本来,到这时候的中央苏区,正处在“百万工农齐踊跃,席卷江西直捣湘和鄂”的大好局势之中。

苏区军民在毛泽东、朱德为决策中枢的指挥下,又打破了国民党的第三次“围剿”,六战五胜歼灭敌军二万有余,缴获的无线电台就有6部,火炮30余门。

就是“三人代表团”也怀着一种欣喜而钦敬的心情,认为毛泽东指挥打仗确实韬略非凡,中央苏区无人可以相比,于平时的言谈中加以赞扬。不料到了同年10月底,接到了中央自上海发来的第四号电报,长长的电文中见不到一句对中央苏区军事获胜和大好形势作出赞扬的话,反而充满一系列严厉的批评和指责,最后的结论是“总之,苏区中央局和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犯了调和路线错误,还犯有富农路线的某些错误”。

根据中央的指示,“中央代表团”经过一番筹备,在瑞金叶坪召开了“中国共产党苏区第一次代表大会,”会议开不到半天就进入实质性议程。

批判苏区中央局和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的错误,毛泽东一下就成了主要的挨批对象。顾作霖与任弼时等人一改前不久的态度,按照中央四号电报的基调,转向批判毛泽东。

在上有中央代表团“尚方宝剑”,下有见风使航的人竭力迎合的情状下,对毛泽东的批判之势甚为凌厉。这些人或情绪激昂地发言,或声色俱厉地斥责,什么“调和路线”、“狭隘的经验论”等等,一顶顶大得惊人的帽子压在毛泽东的头上,仿佛中央苏区的创立,非但没有毛泽东的功劳,反而犯下了深重的错误,造成了不可弥补的损失而重责难逃!

在毛泽东懒于争辩、忍受悲苦的沉默中,会议通过了五个决议案,其中的《政治决议案》宣称:“今后党的两条路线的斗争,必须发展到最高度,集中火力,反对党内目前最主要的危险——右倾,反对狭隘的经验论。

”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是不点名的指毛泽东。正是基于毛泽东有着这么严重的“错误”,会议作出了撤销毛泽东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职务的决定。 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阅读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