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复翻译的作品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翻译传播的经验弥足珍贵

近百年来,我国翻译并出版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全集、选集以及大量的经典著作的单行本和专题文集,形成了浩如烟海、蔚为壮观的马克思主义典藏,从而使我国成为全世界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翻译大国。随着我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不断发展,还形成了与经典作家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全民族的科学理论水平不断提高。

正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中国社会发生了近代以来乃至数千年文明史上最巨大的变化。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翻译传播的历程中,积累了丰富经验。

一百多年前,严复在其所译的赫胥黎《天演论》的序言中提出了翻译的基本精神和方法,即所谓“译事三难:信、达、雅”。我国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翻译研究者们既继承了前人,又超越了前人,形成了一整套比较科学的翻译研究理念和方法。这在1938年成立的延安马列学院中已经逐步形成,即“严谨治学,无私奉献,追求理想,传播真理”。这些经验在后来长期的翻译传播实践中得到了丰富和发展。

一是追求真理的崇高精神。这是马克思主义翻译传播事业发展的根本动力。一百年来,一代又一代马克思主义翻译家理论家之所以能够矢志不移,皓首穷经,不畏艰难,甚至献出宝贵生命,就是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始终把追求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和繁荣富强作为自己工作的历史使命。

郭沫若1924年从日本回国,计划翻译《资本论》,有人劝他放弃,原因是这项工作会耗尽心血。他说,如果为翻译《资本论》而死,那死得光荣。潘冬舟为从事翻译《资本论》等革命工作,被叛徒出卖而牺牲。

解放后,中央编译局的著名翻译家周亮勋为翻译马列著作倒在工作岗位上,在昏迷中还在喊“开会”、“稿子”,在他的心中,只有工作。像这样的动人故事不胜枚举,充分展现了我国马克思主义翻译家、理论家的崇高品格。

二是严谨治学的科学态度。翻译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既是一项政治性很强的工作,又是一项严肃的科学工作。必须保证译文的准确性和权威性。要做到这一点,绝非易事。这些经典著作犹如百科全书,涉及各个学科的知识,要准确翻译,需要付出加倍努力。

著名翻译家张钟朴先生曾举过一个例子,为翻译《资本论》中关于我国武夷山茶叶的文字,他们求教了许多人,最后到福建调研,才从当地的方言中了解到有关词语和地名的确切含义。因为这些词语在翻译为英文等过程中发生了变音。这种严谨治学的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三是集体攻关的合作机制。古今中外翻译工作很多,但像我国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翻译这样集体合作,而且规模之大,时间之长,前所未有。解放前,我们的经典著作翻译工作已经具有集体性,但真正大规模地集体合作是在解放后。

1949年党中央决定成立中央俄文编译局与斯大林全集翻译室,1953年又将这两个机构合并正式成立中共中央编译局。从那时起,经典著作编译工作开始了大规模的集体攻关,即以编译局同志为主,同时请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军事科学院等单位同志参加,还邀请了苏联专家等。

从事编译研究工作的专家既分工负责,又通力合作,大家充分发扬学术民主,发挥集体智慧作用,借鉴前人成果和经验,打造出一卷又一卷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学术精品。

每一卷著作的问世都经过几十道工序,饱含着许许多多工作者的心血和汗水,很难说清这是谁的作品。因此,这些书上没有留下这些专家的名字。然而,这种默默无闻、无私奉献、一丝不苟、精诚合作的精神永远在历史的空间熠熠生辉!

四是学以致用的实践品格。经典著作的翻译研究不同于一般的学术著作翻译研究,其目的在于武装人民,指导中国社会发展进步。因此,翻译研究工作者充分考虑了语言的科学性,包括规范性、典雅性、通俗性、民族性。中文版经典著作所用的语言是白话文,不同于五四之前的文言文;所用的语法是日常表达语法,并吸收了西方现代语法的合理成分;所用术语吸收了大众术语,同时吸取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词语,还借鉴了日语中的一些汉字词语。

这样,就形成了更加科学的翻译语言,更易于人们学习研究经典著作。

在翻译研究经典著作的基础上,还撰写了大量的马克思主义学习材料,使得科学理论与中国实际很好结合起来,与中华文化很好地融合起来,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做出了重要贡献。

五是翻译出版的有力配合。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传播是一个系统工程。其中,翻译研究和出版发行又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几个重要环节。1920年8月我国第一部中文版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共产党宣言》问世就是翻译研究和传播发行紧密联系的典范。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更加自觉地把这些环节结合起来,先后成立了人民出版社、华兴书局、延安解放社等。解放前,国民党统治区的进步书店也出版了一定数量的马克思主义著作,特别是后来“三联书店”在这方面贡献很大。

解放后,正式成立人民出版社,专门负责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出版工作。通过出版发行机构的配合,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翻译研究成果和大众普及读物不断问世,极大地提高了全民族的思想理论水平。

六是教学体系的积极推动。马克思主义著作要走向大众,需要有体制机制,于是,马克思主义的教学体系以及相关的学科体系、教材体系应运而生。解放前,我们党成立的很多学校就开设马克思主义课程,特别是在延安时期,成立了马列学院、中央党校等,设置课程,编写教材,培养师资,形成了初步的马克思主义教学体系。

在此基础上,解放后我们借鉴苏联经验,在高校建立了马克思主义教学体系。改革开放后,特别是2004年以来,中央实施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编写了一系列反映时代特点的新的马克思主义教材,形成了新的教学、科研体系和师资队伍,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教学的与时俱进。

一个多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在中国经历了从翻译片断到翻译全文,从自发传播到自觉运用,从秘密出版到公开发行,从在少数知识分子中流传到在全国范围内广泛传播,从译为汉语到译为多种民族语文,从伪装本、手抄本到纪念版、珍藏版的艰难曲折、可歌可泣的过程,积累了丰富经验,除上述几点外,还有注重普及、学用结合、加强领导等经验。这些都是我们中华民族的重要精神财富,应当永远记取并不断发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