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慧英性别 李慧英:为让中央党校开设社会性别课 我蛮拼的
社会性别 社会性别理论 社会性别视角
编者按
1995年,在北京举行的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及其通过的一系列纲领性文件和精神指引着世界妇女运动的发展。20年来,中国参加过或受’95世妇会精神启发的妇女事业工作者们,在自己的领域勤勉地努力着。值此20周年纪念之际,《新女学周刊》特推出“纪念北京 20·20年20人”系列口述史,让亲历者或受世妇会精神启发者讲讲这20年来在性别研究、立法推动、社会参与方面的酸甜苦辣,以期从她/他们身上感知性别平等的发展,用她/他们的经历传递梦想的力量。
关键记忆
1999年,我提出了开设“社会性别与公共政策”课程的想法。结果,被当时的教研室主任断然拒绝。我实在不甘心,到了课程设置即将敲定的时候,我再次据理力争。说着说着,眼泪不由自主地流了出来。见我泪洒教研室,大家深受感动,老师们纷纷表示赞同,部领导一锤定音:将社会性别与公共政策设为必修课。
■ 口述人:中央党校教授 李慧英
■ 访谈、整理人:本报记者 南储鑫
不经意间“闯”进了妇女研究领域
我与妇女研究结缘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那时,作为年轻教师参加了中央党校一项妇女方面的课题,莫名地对妇女研究有一种强烈的兴趣。
妇女研究就像一块磁铁,对我有着极大的吸引力。到了1995年召开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那年,我便情不自禁踏入妇女研究的领地,并且越陷越深不能自拔,最后告别了多年从事的文学专业,跻身社会学领域专心致力于妇女研究。
步入妇女研究圈子,我结识了一批女界学子。在开诚布公的交流中,在平等真诚的座谈中,我深受触动,精神亢奋,夜不能寐,整个身心沉浸在思绪激荡的状态中,这是一种往日不曾发现的心理体验。我反复自问:究竟是什么打动了我?伴着探究和思考,我终于发现了一种内在的精神,一种人生的境界,一种美丽的灵魂,一种独立的人格。正是这一体验,使我从一个新的生长点审视人生及妇女研究。
妇女研究在中央党校曾十分边缘,还常常令人不解。1996年的一天,我参加领导干部培训班的讨论,该班的组织员老师向学员介绍说,这是社会学副教授李慧英,她的专业方向是妇女研究。听到妇女研究,学员发出了一阵笑声,仿佛在说,妇女也用研究?好笑。我却没有笑。还有一次,在校园偶然遇到一位旧相识,她问我干什么去?我答参加一个妇女会议。她不解地说,世妇会早闭幕了,你怎么还搞妇女研究。我笑了笑,也没有回答。
而后,我在中央党校报刊上写了一篇文章《我为什么要搞妇女研究》,表达了内心的真切感受:我从内心认同妇女研究,它使我的人生丰富充实。虽然,外表上一切都没有改变,然而我的精神世界却极大地改变了,可以说妇女研究重塑了我的人生。
含泪力推中央党校开设社会性别与公共政策课程
妇女研究具有极强的行动性,绝不是纯粹的书斋学问。在我国,妇女研究处于边缘,它的意义和超越于自身的价值远远不曾为人们认识,它的视角及对人类认识领域的丰富和扩展远远不曾为人们了解,需要女性主义者多一份普及与推动的自觉。
’95世妇会后,妇女研究悄悄向性别研究转变,将社会性别意识纳入决策主流,成为北京行动纲领的主题词。我的研究重心也在发生着位移,从关注女领导转向关注公共政策,从妇女问题研究转向社会性别研究,社会性别与公共政策渐渐成为我的专业方向。
1999年,中央党校科社部社会学教研室获批社会学硕士点,这意味着可以开设一系列社会学课程。对我来说,这也是妇女/性别研究纳入社会学的天赐良机,我立即向教研室提出了开设“社会性别与公共政策”课程的想法。结果,这一想法被当时的教研室主任断然拒绝,在他看来,妇女研究与社会学根本不沾边。
我实在不甘心,四处寻求教研室同事以及部领导的支持。到了课程设置即将敲定的时候,我再次提出开设社会性别课程的想法,据理力争:社会学研究角度很多,可以从阶层、城乡切入,也可以从性别、年龄切入,性别研究是一个新兴学科,可以成为社会学的一个交叉学科,丰富社会学研究视角。
我从文学专业转向社会学,一不图名,二不图利,只图妇女研究这个专业方向。
我热爱它,我愿意倾尽一生的精力研究它。说着说着,眼泪不由自主地流了出来。见我泪洒教研室,大家深受感动,老师们纷纷表示赞同。部领导一锤定音:就将社会性别与公共政策设为必修课。社会性别与公共政策就这样进入了社会学的专业课程。
凭着一股锲而不舍的傻劲,凭着团结就是力量的合力,社会性别与公共政策的课程开进了中央党校的远程教学,开进了社会学在职研究生的专题课,也开进30多家党校的领导干部大报告与地方中心组学习课程。在领导干部中开设社会性别课程,实际上是一种特殊的妇女参政,可以将女性的声音传递给决策者,可以传播男女平等基本国策与政府责任的新观念。
在讲课中,通常需要化解三大阻抗,一是领导干部一般认为我国根本不存在男女不平等的问题,这就需要用生动鲜活的案例和无可置疑的数据讲话,使得“看不见”变成“看得见”;二是看见性别不平等的问题之后,往往归因于“经济决定论”和“妇女素质论”,这就需要借助社会性别理论,分析社会性别结构与性别不平等之间的深层联系,发掘经济制度之外隐蔽的性别制度;三是一旦发现了性别制度的根源之后,领导干部往往认为千百年的老规矩是无法改变的,感到无能为力。
这就需要拿出切实有效的对策和办法,说服他们传统的性别规范是可以改变的。坚冰,在持续的努力中渐渐有所松动……
进行性别平等的公共政策倡导
我们进行领导干部培训的最终目的是将性别平等纳入决策主流,形成具有强制执行力的性别平等公共政策,改变人们习以为常的行为方式。也就是说,培训仅仅是第一步,第二步是领导干部产生行动的愿望,第三步是形成具有性别敏感的公共政策。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萌生了一个愿望,直接进行性别平等的政策倡导与推动。
从2005年开始,我们进行了两项公共政策的性别平等倡导,一项是推动当时的劳动保障部设立男职工父亲假,一项是修订村规民约,从源头上解决妇女土地权益。前一个项目立足于赋权于男性,我们选择了男职工父亲假作为政策推动的一项建议。建议得到公众的高度支持,问卷调查支持率92%,2万人参与的网站调查支持率95%。我们将政策论证以及建议递交给相关政府部门以及立法部门,结果却石沉大海。
后一个项目,我们选择的是与原国家人口计生委合作。曾经有人不解地问,妇女土地问题怎么与计生委发生联系?在我们看来,妇女土地问题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一面是妇女财产权受剥夺,一面会强化生男偏好,生了女孩没有宅基地,结婚要收回土地。
生了男孩可以分配宅基地,结婚娶妻可以增加土地。资源越是向男性倾向,人们越是要规避男女不平等的风险,千方百计要男孩,出生性别比失衡就会加剧。原计生委在转化生育观念的行动中,看到了计划生育工作与男女平等的内在联系,表示愿意和中央党校妇女研究中心性别平等政策倡导课题组合作,一起修订村规民约、纠正男孩偏好。
修订村规民约纠正男孩偏好,阻力重重,几乎所有人都摇头反对,村干部说,村民自治,大家都不同意给女孩土地,我们没有办法;乡县领导说,千百年的老规矩改不了;人口专家说,修订村规民约解决生男偏好太幼稚了。我们课题组的态度是:不要争论,争取将性别平等村规民约修订出来,让事实说话。
于是,整个课题组先进行8个月的深入调查,然后选择试点村乡县领导干部进行培训,寻找到村级合作伙伴修订村规民约,然后将试点经验扩大到乡和县,2011年12月在北京进行了推进性别平等村规民约的高层倡导。
政策倡导成功,修订村规民约纠正男孩偏好终于纳入国家人口“十二五”发展规划,随后,推动了全国妇联、农业部、民政部维护农村妇女土地权益工作会议的召开,修订村规民约在全国十几个省市开展起来。
我越是进行性别平等政策倡导与推动,越是认同一位美国女性主义学者的观点:“妇女,最漫长的革命”,我愿意在这场漫长的革命中尽一点点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