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世骏讲话 华师大党委书记童世骏:领导不做“重要”讲话

党委书记是做什么的,童世骏一开始也不是很清楚,他说:“我是‘无证上岗’的。”

“2011年,来华师大上任前,我内心有点忐忑,这是我第一次主持党委工作。不过幸好有之前在上海社科院做党委副书记的经验,我了解了党委会是怎么召开的,如何确定议题,如何归纳讨论,如何进行表决,总算是有一点点上岗经验。不过,做述职报告的时候我发现自己没做什么事,因为具体的一件件事情都是某个部门,某些同事,某位分管领导完成的,我总不能说我主持了几次校党委常委会吧。”

这些话,“半真半假”。真的是,和此前从事学术工作相比,行政工作容易有种“忙忙碌碌却什么也没有做”的感觉。而“假”的是,“无证上岗”的童世骏对于自己在这个职位上要做什么,内心其实很清楚,或者说,他对自己是有期待的。

每天络绎不绝的谈话,是童世骏在执行党委书记的另外一项重要工作:人事安排。

星期日:人事可是一个高难度的敏感工作,你选人、用人的标准是什么?

童世骏:我首先当然会看这个岗位需要什么样的专业能力,这个人适合不适合。

星期日:比如说,一个学院院长,需要什么专业能力?什么样的人合适?

童世骏:院长(或实体系的系主任)要对一个学科的发展负责,对一个较大群体的师生的成长负责,所以最好是专业上拔尖的,同时又必须是认同学校发展目标的,具有为同事服务的意愿,并具有基本的管理经验和管理能力。对于一些较年轻的干部来说,管理经验和管理能力往往是要在岗位上积累和培养的,所以对年轻干部来说,最重要的是在具备基本的素质的同时,要有协商共事的意愿和能力,要有不断学习、自我提高的意愿和能力。

星期日:当任命出现分歧时,怎么办?投票表决?还是党委书记有决定权?

童世骏:我们所说的办学的政治优势之一,就是重视在基本原则前提下的沟通和协商。任命干部的程序很复杂,其核心是充分听取相关方面的意见,在表决之前就已经把分歧澄清了、消除了。投票表决是表达沟通和协商结果的一种方式;在投票时党委书记只有一票,但在沟通协商时要发挥很重要的作用。

星期日:你每天有那么多谈话,任命之前,会和当事人谈话吗?

童世骏:会。在工作的过程中,我会尽量让大家知道我的工作要求是什么,我是不苟且的,该努力就要努力。如果你该做的努力没有做,那是可以批评的。但是每个人都会受能力的局限,工作不够好有时就是能力问题,能力是没有办法苛求的,不能因为能力差而责怪别人。

我们自己也不是全能的,也有很多弱点。但能力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通过努力来改进的。但话说回来,时间长了,经过努力了,还是不行,那这个时候就不是有关同事的问题,而是组织部门的问题了。

星期日:组织部门出了什么问题?

童世骏:在用人上,要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但这并不意味着把选干部等同于选劳模、评先进。特别是在一些专业要求高的岗位上,尤其要强调好人加能人,甚至是“只需达到道德底线的好人”加上“尽量接近顶端的能人”。这并不是忽视德的重要性,而恰恰是重视德的重要性。

星期日:我应该怎么理解这句话?

童世骏:因为,在专业要求高的岗位上,如果才不够,是很容易影响德的。才不够,做的事总是不够好,出的主意总是被否定,就很难维护自己的尊严和基本利益,那么就很有可能通过付出某种道德代价去加以弥补。出现了问题之后,这些人固然要负责任,但把这些人放到这个位置上的人也要负责任。

星期日:在你的人事任命上,有这样的问题出现了吗?

童世骏:有时候,我会想,我们自己大概也是被放错了位置的人,我们自己能力也不够。有时学校要申报一个项目,或者做成某件事情,我们自认为尽了最大的努力,但最后还是未能如愿,我有时就会认为这不仅是努力问题,而更多的是能力问题,也会宽慰自己,我们大概是被放错了位置呢。

星期日:实现一个目标,尤其是像申报一个项目这样的事情,可能有时还不仅仅是能力问题,会不会和一些环境问题也有关系,你会懊恼于此吗?

童世骏:当然会懊恼,甚至会愤怒。但最重要的,是利用每一次这样的机会来反省自己的不足。再怎么说环境不公平,还是有自己弱的地方,如果真正做强了,总会得到承认;环境的约束再大,也总有靠自己的努力和能力能做得更好的空间。

大部分时间,童世骏是个温和的党委书记。他常常微笑,倾听,以商量的语气和他人讨论问题,鼓励对方无保留地说出自己的观点。走在校园路上或在会场上,他最开心的是能与老同事们直呼其名打个招呼,开句玩笑,谈谈共同关心的教学科研问题。

“做领导之后我变得更为谦卑,我去要求人家办事,我不好发脾气,对每一位同事都必须客客气气。我以前做老师,做教授的时候,也是不错的,我是可以摆架子,和领导发脾气的,但现在不可以,现在更多的时候我要去理解和欣赏我大大小小的‘伙伴们’,尤其是学科带头人们。”

他从自己的经历中体验到,管理的一个秘密,就是除了把事情做好,还要把人关心好,不仅要用人家,还要让他有成长的空间。

不过有时候,童世骏的尖锐和严厉会有点让人难以接受。有次,几位老师找童世骏汇报工作,听了报告后童世骏指出:“你刚才所用的概念其实是个逻辑矛盾,在这个概念前提下的方案因此可能是不能成立的。”他的哲学训练让他在指出问题的时候一针见血。

“一件事做得认不认真,我会很苛刻,有时难免会让我的同事们感到沮丧。我自己也会想,我是不是太严厉了,但我想让大家知道的是,我对工作的要求是怎么样的。”

2011年年中,正式任职书还未下达,但都在风传童世骏将要去担任华师大的党委书记。有相熟的人向他确认此事,他笑着说:“你听说了?我也听说了这事哎。”

“那个时候大概在走程序,我还没被正式通知,等到我被找去做任前谈话时,这事才算是确定了下来。”

正式任职前,童世骏在挪威进行学术访问。挪威对他来说是一个特殊的地方。1988年,他作为哲学系的青年教师获得了去挪威卑尔根大学交流的机会,后来还在这里攻读在职博士学位,并于1994年获得博士学位。2011年到卑尔根来为一个国际暑期班讲课,他是故土重游,并利用空闲时间去爬山。

爬到山顶的时候,他找了张椅子坐下,打开随身携带的电脑,开始撰写一篇工作手记:《2011年7月1日星期五上午,卑尔根山顶上思考华东师大工作》。

“电脑里我已经预先存放了一些资料,其中有华师大的历史和现状;几次党代会的报告,我的前任张书记所做的报告等等。我想从一个党委书记的角度来思考一下,找找感觉。”

在所有资料中,童世骏着重阅读了华师大老校长孟宪承的大学教育思想。

孟宪承,著名教育家,就读于圣约翰大学,1918年留学美国,入华盛顿大学专攻教育学,后又赴英国伦敦大学研究生院深造。回国后,在多所知名高校任教,后专任华东师范大学校长。他对文、史、哲等学科具有很深的造诣,通晓英语、法语,晚年还刻苦学习俄语。

“大学是最高的学府……在人类运用他的智慧于真善美的探求上,在以这探求所获来谋文化和社会的向上发展上,它代表了人们最高的努力了。大学的理想,实在就含孕着人们关于文化和社会的最高的理想。”1930年代,孟宪承如此写道。

从挪威回来,童世骏在为他主编的期刊《哲学分析》向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约稿时写道:“顺便说一句,我的职务变了,离解释世界更远,离改变世界更近了。”

星期日:“离解释世界更远,离改造世界更近”,用这句话来解释你要去当党务书记,是什么意思?

童世骏: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说过这样的话,这也是刻在他墓志铭上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哈贝马斯是搞哲学的,我这样引用,他就知道我的意思。

星期日:在你看来,党委书记是改造世界的工作?

童世骏:我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做和哲学相关的工作,以前是哲学老师,做哲学研究,这更多的是解释世界。在现代大学的形成过程中,一直有哲学家热衷于讨论“大学”这个“理念”。当我在大学从事管理工作后,就能把之前的理论用于实践,这是很幸运的事。

大学是培养人的地方,华东东师大更特殊,是“培养培养人的人的地方”,这句话说来有点拗口,简单来说就是,华师大培养的学生,很多出去是要成为老师的,要为人师表。这是根本上的改造世界啊。

星期日:你虽然是服务于一所大学做党委书记,但你的服务几乎和我们每个人都有关系,华师大的学生毕业出来,可能就会成为我们孩子的老师,我们的孩子会得到怎么样的教育,如何成长,和这些老师会有很大的关系。而这些老师是怎么成长的,和你也有一定关系。

童世骏:之前和青年教师座谈,有老师提出过一个问题:现在的社会环境那么糟糕,我们大学教育能行吗?这话有其一定道理,要就业,要争取社会资源,都有一定无奈之处。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来看,那么多贪官污吏,谁不是从大学毕业的?所以我们也可以这么问:大学教育这样,我们的社会环境能好吗?

星期日:好问题。

童世骏:这两方面都有道理,但你在大学从事教育,从事管理,最能掌控的是你自己的行为。你不能对环境的要求高于对你自己的要求,环境的要求你可以提,但是最能造成实际效果的是你对自己的要求。在我们自己手里把大学搞好了,那么社会也会变好,而社会变好了,大学教育会更好。人和环境就是一个这样相互作用的关系,要靠我们的努力来走出恶性循环。

星期日:走出恶性循环,这是很好的目标。当你有时候变得严厉、尖锐,是期待每个个体可以在自己层面做得更好些?

童世骏:是的。大学教育怎么样会出问题?校风、学风不行。如果我们管理人员对老师学生不尊重、冷漠、疏于职守,学生就经过了四年很糟糕的成长,可能比他进来的时候更糟糕,毕业出去之后他就会成为很糟糕的职员,基层干部,专业人员……这就是很糟糕的局面。

但每个人,是可以从个人能掌控的部分做起,突破一些恶性循环的。做普通教师的时候,学风不好,那就通过自己的教学来影响。现在做管理工作了,就把我珍视的那些价值体现在我的岗位工作上,不要造成那些糟糕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