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海关天下第一关 为何山海关能获得万里长城“天下第一关”的盛名?

山海关是中原通往祖国东北地区的咽喉要地。这里北依燕山,南临渤海,长城纵贯南北,雄关控扼其间,有“京师屏障,辽左咽喉”,“天下第一关”的美誉。明代北方长城沿线设有“九边镇”,山海关当时属蓟镇,是兵部直接管理的“山海卫”,因而是当时长城同时也是天下重要的关隘及卫所之一。

明代的山海关七城奇正连锁,长城一线中穿,城、关、堡、台、烽燧,有机构成科学严谨、完整一体的军事关防体系,集中体现了设计者及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是中国古代军事建筑及军事思想的典范之作。

山海关建关设卫修筑长城,出于明王朝最高统治者的决策,是明代蓟镇长城修筑的一部分;山海关及山海关长城修筑的起因和意义,与这部分长城关隘的修筑密切相关。与此同时,山海关及山海关长城的修筑,也有着自身的原因和特定历史背景。明代山海关建关设卫修筑长城,既是明初军事形势的特别需要,同时也是山海关地理及战略位置所决定的。

公元1368年(洪武元年),刚刚在南京建立政权的明王朝,便以开国元勋徐达为征虏大将军,常遇春为副将军,统率大军25万北伐征元。当年闰七月二十八日,元顺帝在大军压境的情况下,逃离大都(今北京)退往塞外的上都(今内蒙古多伦西北)。

北逃之后的元朝残余势力,仍然保有相当的军事实力,政府机构也比较完整,史称“北元”。他们不断地派兵南下攻明,企图“整复故都”,夺回往日的江山社稷。当时对初建明王朝威胁最大的有两支北元军事力量:一支是拥“骑兵十万,步卒倍之”,盘踞晋、陕及西北一带的元河南王扩廓帖木儿;另一支是屯兵东北、拥兵20万于辽东的元太尉纳哈出。

这两股武装与各路北元势力“彼此相依,互为声援”,在北方数千里的战线上形成箝制明军的军事态势,总兵力“不下百万众”,地域“不下数千里”,(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十“故元遗兵”)严重威胁着新生的明王朝生存,特别是山海关所在的永平府一带,更是频遭袭扰。

洪武十四年以前,北元势力对这个地区的侵扰接连不断,见于文献大的侵扰就有三次:

洪武二年(1369年),元行省丞相也速入寇永平、通州,兵临北平(今北京)城郊。纳哈出的骑兵也“出没塞下杀掠吏民为边患”。准备征伐北元的常遇春会合他路明军,“导三河、捣永平,……逐胡寇而守御之”。(明郭造卿《卢龙塞略》卷五)

洪武六年(1373年)十二月,北元骑兵又入寇永平之抚宁县及瑞州(今辽宁绥中县北),大肆剽掠,迫使明王朝罢废瑞州州治,迁民于靠近内地的滦州(今河北滦县)。城小墙薄的抚宁县城也迁往洋河之西另筑新城,同时将北部近边居民向内迁徙。(《卢龙塞略》卷五)

洪武十三年(1380年)冬,北元平章完者不花和乃儿不花率数千骑兵入桃林口,攻打永平府城,明军指挥刘广战死,千户王辂负伤。后经明军拼死奋战和设伏兵于迁民镇、界岭口等处,前后夹击,才艰苦的战胜了北元军。(《卢龙塞略》卷五)

自以上情况看,山海关所在的永平一带是北元蒙古政权侵扰进攻的重点地区,也是明王朝北方防务上的薄弱环节。以当时的情况分析,明王朝在山海关一带修筑长城,建关设卫,用以防御来去飘乎的蒙古骑兵是最合理不过的军事选择,这是所谓军事形势需要的第一个原因。除此之外,明王朝对北元作战的发展态势也与山海关的建关设卫有密切关系。

明初对残元势力的军事作战是互有胜负的。洪武五年(1372年),明王朝出动15万大军分3路进击漠北。在这次战役中,除冯胜率领的西路军进军顺利获得胜利。徐达率领的中路军则在杭爱岭(今蒙古国杭爱山)以北被元将扩廓帖木儿打的大败。

东路李文忠部孤军深入,在遭到元军袭击后,拼死奋战才得以返回。这次军事行动总的来说是一次失败的战役,战役的结果使明王朝认识到要彻底消灭北元军事力量在当时是困难的,存在着很大的军事冒险。正因如此,明王朝对残元势力的军事策略,便由连续发动大战役剿灭铲除,转变为以积极防御的守土为主。

洪武六年(1373年),朝廷命大将军徐达等整修边备。同年四月,北平镇守华云龙向朝廷建言:“塞上诸关东自永平、蓟州、密云,南至五灰岭外温口通一百二十一处,相去约二千二百里,其王平口至官山岭口关隘有九,约去五百余里,俱繁扰冲要之地,并宜设兵守之”,(《卢龙塞略》卷五)被采纳。

洪武九年(1376年)八月,朝廷下旨:“敕燕山前后、永清左右,蓟州、永平、密云、彭城、济阳、济州、大兴十一卫,分兵守北边。关隘之要者有四:曰古北口,曰居庸关,曰喜峰口,曰松亭关,而烽堠相望者一百九十六处,徼巡将士六千三百八十四人,……”(《卢龙塞略》卷五)

洪武十四年(1381年),镇守北平的大将军徐达奉旨发燕山等卫屯戍官军15100人,修永平、界岭等32处关隘,修筑整理长城以防御来自北方的蒙古骑兵。当年九月,在朝廷的批准下又设置了隶属于中央军事系统的卫所“山海卫”。洪武十五年(1382年),在原元代迁民镇地新筑的山海关关城也竣工落成。(《卢龙塞略》卷五)

再说地理和战略地位因素。山海关地接东西,古为著名的“碣石道”,战略地位及战略位置都十分重要。东北地区及中原地区之间的迁徙、交往、贸易、征伐,无不往来于此。东北地区的民族要进入中原,中原统治者欲经略东北地区,这里是必经之路。

历史上,这里第一次大军过境是战国末年秦将王贲灭燕之役。公元前226年(秦王政二十二年)秦破燕都蓟,燕王室逃往辽东。四年之后,秦将王贲再次率大军由此进军辽东,虏燕王喜而归。

秦汉时期,车骑浩荡、威示天下的秦皇、汉武巡狩队伍都来过此地,当时还修筑有规模宏大、壮丽非凡的行宫于濒海的碣石之旁。

东汉末年,弄东汉朝政于股掌之间的曹操,在公元207年(汉献帝建安十二年)统大军北征乌桓,奏凯班师时途经“碣石道”,留下了著名的《观沧海》励志诗篇。

三国时,曹魏丞相司马懿在公元238年(魏明帝景初二年),率军“越碣石,次于辽水”,消灭了割据辽东的公孙氏政权。

十六国时期,先是公元352年前燕慕容儁兵出“碣石道”,进军中原,攻打石氏后赵及其继承者冉魏政权;后是公元370年前秦苻坚攻陷冉魏国都邺城,乘胜经“碣石道”攻占辽东、辽西,端掉了这个起于东方的政权之老巢。

南北朝时期,公元436年北魏攻北燕经此进兵辽东。公元553年北齐文宣帝高洋伐契丹,也曾经从这里取道。

隋唐时期,隋炀帝杨广和唐太宗李世民多次发大军征伐东方的高句丽,金戈铁马,车船舟楫,这里是军旅往来,粮草运输的枢要之地。

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和重要地理位置,秦奉这里为“国门”;隋唐这里设临渝关,元朝置军事管辖的迁民镇千户所。

山海关地处辽西走廊中腰偏西地段,北面是层峦叠嶂的燕山山脉,南方为波涛万顷的渤海,山海之间仅7.5公里,地势险要,易守难攻。明代大学士商辂在《山海关显功祠碑记》中对此有一段精彩描述:“其地大山北峙,巨海南浸,高岭东环,石河西绕,形势险要,诚天造地设,……”设卫于山海关所在的位置,东可控数百里山海间东西通道,西可护地旷无险可守的冀东平原。

在这样一个地方建关设卫修筑长城,是一个事倍功半的最佳选择,是古代军事设防方面充分利用地理形胜的典型范例。

明代嘉靖朝太常寺少卿、山海卫人詹荣在谈到山海关优越地理位置时说:“相厥山川,山自居庸而东,其势渐南;海自直沽而东,其势渐北;至我临渝山麓,海滨不盈一视,扼而塞之,其为力甚易,其为功甚巨也。”(明嘉靖《山海关志》)

事实证明,山海关建关,的确体现了创建者的科学眼光及高瞻远瞩。终明一世,边患不断的长城线上,山海关始终固若金汤,从未经历过大的险患。

山海关的修筑,在明王朝经营东北方的军事战略方面作用重大。明初征讨残元势力纳哈出、兀良哈部,中期抵御蒙古土蛮、朵颜三卫的进扰,后期与后金政权在辽东的军事较量,山海关都发挥了枢要与策应的作用。明成祖迁都北京之后,又有了拱卫京师东大门的责任,山海关地位就显得更为重要了。

时人评论:“山海关东控辽阳,西护畿辅,防扼海泊倭番,验放高丽、女真进贡诸夷,本为重镇。譬人之身,京师则腹心也,蓟镇则肩背也,辽阳则臂指也,山海关则节窍寂合之最紧要者也。”(《卢龙塞略》卷十六)

古碣石道上的山海关,在明朝数代人的苦心经营之下,便以万里长城“天下第一关”的盛名而传扬天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