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藤博文和李鸿章 建国理念:伊藤博文1882年旅欧宪法考察

1882年3月14日,伊藤博文率领日本宪法考察团从日本横滨港出发,准备前往欧洲各国调查宪法,为日本立宪寻找一块“他山之石”。

先前的1881年政变中,伊藤博文把主张建立“英式”宪制的大隈重信赶下台,这就使得日本国内希望建立“德式”宪制的呼声越发激烈。很多人认为伊藤博文由于年少时期曾在英国留学,因而“醉心于英美流宪法”,这次派遣他出国考察,便着重让他去一趟新兴的德意志帝国,只有“详细调查全部境况方才合适”。

伊藤博文为了证明自己是从客观公正的角度来处理立宪工作,也为了寻找一个较为清净的环境,便只好应允,踏上了为期18个月的旅途。但伊藤博文没有想到,他不仅获得休养生息,也从西方宪法体系获得启迪,在回国后成为立宪的掌舵者。

1882年5月中旬,伊藤博文一行9人抵达德国柏林,首先拜会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随后在其介绍下来到柏林大学拜访法学教授鲁道夫·冯·格耐斯特,并由其学生阿尔伯特·莫西(Albert Mosse)为伊藤博文一行讲解德国宪法。

作为政治家,伊藤博文请教学问并不单是为了增长知识,更要为政治改革寻找背书。明治政府面临的最大难题,就是天皇与“宫中”集团对于政府权力的侵蚀。那么如何保证政府拥有足够权力,如何确定天皇与“宫中”集团、政府、议会这些形形色色的机构进行分工便是最大难题——事实上,当时日语“宪法”一词也不是“Constitution”的翻译,更类似于德语“Verfassung”的翻译,这个德语词汇同时包含了“宪法”“宪制”“国家制度”等多重含义。

虽然“宪法”二字取自德语,但德意志帝国与其政治主体普鲁士王国却并不是一个可供借鉴的案例。普鲁士王国过度集权于君主本人,政府与议会权力都相对较弱,另外德皇威廉一世对议会非常反感,这就让希望分化君主权力的伊藤博文不甚满意。

面对日本的难题与德意志帝国复杂的政治生态,伊藤博文不甘心地离开德国,然而柳暗花明,他随即却在维也纳找到了一份上佳的答案。

8月8日开始,维也纳大学法学教授洛伦茨·冯·施泰因(Lorenz von Stein)开始给伊藤博文一行人授课。施泰因主张“国家人格说”,即认为国家也拥有人的自我意识(Ich)、意志(Wille)、行为(Tat),其中自我意识的代表为君主、意志的代表为立法机关、行为的代表是各大行政机关,三者任意一方坐大,便会形成“专制君治”“民政专压(多数派暴政)”“专理者(独裁者)”,都不是健康的政治形态。

如果想要构建高效政府,便需要“宪法规范邦国三大机关的结构及相互关系”。

在施泰因看来,建立宪法最难的事情并不是确立条文,而是如何将国家“意志”化为国家“行为”,即在“行政”(Verwaltung)方面如何下功夫;而伊藤博文处于官僚体系顶点,自然也关注行政权的定义与实施,双方自然一拍即合,形成了极为良好的互动关系。

伊藤博文也最终明白,立宪并不仅仅是撰写一部宪法,更要建立起法治国家,那就需要完整的行政体系来支撑,而代表国家意识的“天皇”、代表国民意志的“国会”,都不应成为行政体系运转的障碍。

通过这番理论,伊藤博文为日本各大政治集团找到定位:日本国自我意识的代表即是天皇,意志的代表是民间各大政治团体,行为的代表则是从明治政府成立以来的整套行政官僚体系,而自己正是这套官僚体系的核心人物。

伊藤博文也确实被夹在中间:一方面大隈重信下野后加入“自由民权运动”,鼓动民众要求建立“英式”宪制,以民权形成的议会为国家最高决策机关;另一方面保守派又极力反对“英式”宪制,要求走“德式”路线,以君主权力对抗意欲兴起的民权。正因如此,施泰因强调“行政权”与官僚体系作用的理论深深感染伊藤博文,在君权与民权激烈对立的状况下,伊藤博文逐步走上“第三条路”。

8月11日,伊藤博文给主张“德式”宪法的右大臣岩仓具视撰写信件,提到“向独逸(德国)有名的格耐斯特、施泰因两师请教,得以了解国家组织之大体,充分知悉固定皇室基础、确保大权不坠之大纲目……颇有‘朝闻道、夕死可矣’之感”。联想到伊藤博文出国前的具体背景,这段文字自然是向醉心于“德式”宪法的岩仓具视洗脱自身“英式”倾向的嫌疑。

但随后,伊藤博文也从侧面敲打岩仓具视:“欧洲现今之形势乃渐次削减君权,政府好似国会之臣仆。”这一方面说明“君权”必然不能滥用,应以行政权作为国家建构的核心权力;另一方面也是暗示君主应与政府合作,以防行政权受限于国会,动摇国家统治的根本。既有合作又有对抗,伊藤博文对待“君权”的态度已经很明晰:借助天皇作为政治正确的基础,但也要从各方面限制天皇权力对行政权的干预。

明治十六年(1883年)8月3日归国,《邮便报知新闻》在8月4日的社论立刻提到“朝野人士之中,多愿实行日耳曼主义之政略,这等士人盼君(伊藤博文)归朝之好机会而因之以遂其愿”,这种舆论风评让对于“英式”宪法有所忌惮的“宫中”集团少许放松警惕;又由于保守派核心人物岩仓具视在稍早一点的7月20日去世,伊藤博文面前再无掣肘。

9月19日,伊藤博文向天皇提出起草宪法的基本方针:“于我国,古来由万世一系之天皇总揽万机,是为万邦无可比拟之国体。以此国体为基础而举经国之大纲,明君臣之分义,以此方针而尽瘁于大典立案,不日即可成草案,再仰圣裁钦定。”

这段基本方针囊括了后来明治宪法的两大基础理念:一是国家以“万世一系之天皇”作为最高统治机关,作为国家元首代表日本的“自我意识”;二是要“明君臣之分义”,即天皇与国务大臣之间的分工要明晰且互不干涉。这一方面符合倒幕运动以来的政治正确,以天皇为名义核心构建近代化民族国家,另一方面也能够保证天皇权力受到限制,让国家行政权免于皇权干涉,走向君主立宪制。

从之前十五年明治维新的经验来看,皇权干涉政治主要以“宫中”集团介入政治争斗为主,那么与其在天皇本人身上做文章,不如想方设法规制“宫中”权力,让宫内省从天皇权力的附庸变成政府的一个独立官僚机构——这也是宫内省改革的思想源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