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永胜简历 黄永胜之子黄春光简历 黄永胜、邱会作的儿子谈“913”事件

    黄春光(1943-)黄永胜大儿子,时任北京军区空军防止突然袭击办公室副主任 1971年9月24日,黄永胜夫人项辉方给大儿子黄春光打电话,说让搬家。因为黄春光的大儿子刚出生五个月,和爷爷住在西山。把家搬进城里,西山的房子就封了。黄春光问黄永胜的警卫参谋费四金,父亲还有没有钱,要些生活费。费四金说:首长的钱在西山。他去取时,就被抓起来了,一关四年。

黄春光回忆:刚过完国庆节,我在办公室,就被办公室的参谋看起来,我走到哪里跟到哪里。十天左右, [黄永胜的长子黄春光简历 黄春光事迹] 把我弄到亚疗。父亲对九一三事件都一无所知,我就更不知道了。我分析抓我的原因,是他们认为9月16日晚,我帮助父亲烧材料。

父亲烧材料,我不知道。因为走廊有两个门,23时多,秘书看见我在,就揭发了,说我划不清界限。其实这时父亲只是整理出一些材料,并没有烧,我走后父亲才烧的。

纪登奎、郭玉峰找我谈话,第一句话就问我,你帮你父亲烧什么东西?我说我没帮他烧。纪登奎说,你父亲烧了很多东西,把花盆都烧裂了。还有就是李先念到广州,说黄春光帮助他父亲烧东西。可是我根本没有帮父亲烧东西。 和费四金一样,我也被关了四年。

林办秘书,李作鹏女婿,王秉璋秘书,张宁,我们都关在一起。为什么不放我?因为对父亲定不了罪,还想从我这里“挖”东西。 1962年,黄春光考入西安军事电信工程学院。因为文化大革命,1968年才毕业,到空军云南蒙自机场,在航空兵某师轮战小分队下放锻炼,当机械员。

刚参军的吴法宪大儿子吴新潮正巧也在这里,一个姓黄,一个姓吴,目标太大,人家一看就知道是黄永胜、吴法宪的孩子,他们就改了名字。黄春光叫项阳,吴新潮叫辛潮。

1969年春节前,黄春光调航空兵38师作战科任参谋。 1970年12月,黄春光调到北京军区空军防止突然袭击办公室任副主任。 1971年的国庆节刚过,黄春光就被抓起来了,关到亚疗。 1972年春节前,黄春光被转移到北京军区招待所86楼。

亚疗的“犯人”越来越多,关不下了(像邱会作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只能由总后关押),轻“犯人”就挪了出来。黄春光算轻的,他没有什么罪行,专案组就是认为他帮父亲黄永胜烧一些材料。

86楼的“犯人”,还是一个战士看一个,而黄春光轻,他与负责看犯人的北京卫戍区一位参谋同住,白天参谋出去,只有黄春光一人,没有人看守,每天的任务是写揭发材料。虽然不让外出,但可以到外面上厕所。所以黄春光看见他妈妈项辉方、董其采(李作鹏夫人)、宋城等人。

不过他奇怪,没有看见陈绥圻(吴法宪夫人)。 1973年春节后,黄春光在团河农场又呆了近一年。 1973年国庆节后,莫名其妙说黄春光和李作鹏女婿刘伟钦搞反革命集团,又严加逼供。

因为从黄吴李邱那里没有找到与“两谋”有关的罪行,专案组决定从黄春光身上突破。但还是一无所获。 1975年,毛泽东批了林彪保健医生蒋葆生的信后,一个星期解散了团河农场学习班。

几天后,黄春光也被交回北京军区空军,分配到北空司令部管理处军粮城生产队,任副队长。黄春光是副团职,没说降职,但实际上生产队队长才是正连职。他问是队长管我,还是我管他们? 1975年底,通知黄春光转业湖北。

黄春光不同意,拖了一年。 1976年,黄春光按营职转业到广东韶关一家工厂任副厂长。 黄春光的三个弟弟也都转业了。 黄永胜一直没有消息,不知是死是活。 黄春光反复给上边写信,要求去看望父亲。 1976年12月,黄永胜被关进秦城。

1980年7月9日,审判“两案”前,终于通知可以看。母亲项辉方在安徽农场劳改,去不了。黄家四兄弟约好,老婆、孩子十人,浩浩荡荡到了秦城。黄春光回忆:父亲不见,不是监狱不让见,而是父亲不见我们。

自从关进监狱,这么多年了,父亲从来没有见过家人,他能不想见吗?但父亲说,我不能以这种身份见我的孩子,我要见你们,还我清白以后再见。我们既然千里迢迢来了,不见到父亲我们不走,就在秦城住下了。我写了一封信,恳求父亲,说你可以不见儿子,应该见见儿媳妇,你都没有见过,更没有见过孙子。

父亲终于同意了。监狱看得特别严,不许照相,别人还有与父亲在监狱拍的照片,我们没有。但那次见面给我印象极深,我第一个进去,父亲刮了胡子,但仍然非常苍老。

他说你不该给我写这样的信,摧毁了我的感情防线。 秦城规定一个季度可以看一次。但黄春光在外地,只能利用出差北京的机会。经请求批准,又去探过父亲几次,每次半天。 黄春光回忆:父亲说,我不知道,我怎么知道(林彪)他们要跑?父亲从小打仗,一直做军事工作。他根本不知道谋害毛主席,也不知道南逃广州另立中央。事实与罪名无关,打倒谁是黄永胜签字?没有签过任何一个打倒的文件。

黄永胜领导专案组是接周总理和杨成武的,他们都基本搞定了,没有更多的事了。开除彭德怀党籍,呈主席、林副主席批示,这就算迫害?九一三事件后,也没有解放彭德怀嘛,彭德怀1974年惨死,还让搞化名。

父亲说,请律师有什么用?不相信律师。其实应该请律师,父亲不懂,没请,他自己为自己辩护。他始终认为自己没事,我们是真心反江青的,抵制江青的,怎么会与他们是一伙?从我到北京来就抵制。在“两案”公开审理的现场,父亲还和江青互相瞪眼睛。

1967年初,黄永胜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大嗓门地向江青喊到:“希望中央文革多听毛主席的话,特别是江青同志要多听毛主席的话!”在“揪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中,广州“红色造反者”一派猛批黄永胜反对中央文革,还发出了“敦促黄永胜向毛主席革命路线投降书”,黄永胜大怒。

以后,黄永胜上调中央,对江青始终敬而远之。 黄永胜喜欢听京戏,一台老唱机放在卧室,一部日本进口的磁带录放机放在洗手间,工作再忙也要听一段。

黄永胜为人严肃,特别是对高级将领,说一不二。但对下属却特别宽容。 1981年,中央决定黄永胜保外就医,同意调两个孩子到青岛。

黄春光和三弟调过去照顾他,黄春光调到青岛无线电三厂任副厂长。 1983年春节前,黄永胜被发现肝癌,4月去世。因为医院没有冰柜,公安局买了一些大冰块,垒在遗体四周,等远方的弟弟来最后见一面。 黄春光回忆:我问过父亲,一生中最好的领导是谁?他说当然是林彪。

跟林彪打仗多,痛快!我打仗怎么样?有史可查,父亲最后没有写东西,不写!写什么?人家相信吗?关于九一三事件我都说了,我写有什么用?有个录音带,留给儿女,算遗嘱吧。

临死父亲只讲了两句话,我要求中央平反;我没有反毛主席,没有反党! 战争年代黄永胜和家人 黄永胜简历:黄永胜,原名黄叙钱,1910年出生于湖北省咸宁县高桥镇黄铁村一个世代务农的家庭。

1926年,黄叙钱娶妻,长他1岁的妻子为人贤淑能干,孝顺公婆,关心体贴丈夫。然而,受社会恶习影响,黄叙钱迷上了赌博,不久便负债累累。

债主们日夜上门逼债,令黄叙钱忍无可忍,决定离家出走。1927年7月,黄叙钱去了崇阳县城,在县团防局当了一名民团土兵。 毛泽东为他改名黄永胜 当时的崇阳县民团团总、团防局局长叶重开是一位秘密的中共党员。

在叶重开的领导下,崇阳县民团早已成为当地共产党所掌握的武装力量。1927年9月9日,黄叙钱随部队参加了秋收起义,并上了井冈山。在一次战斗中,一股敌人突然打到前敌委员会与红四军军部附近。

时任班长的黄叙钱来不及请示连长,立即主动率全班战士向敌人反击,击退了敌人,保卫了前委与军部的安全。战斗结束后,前委书记兼党代表毛泽东表扬了他,并问他是哪里人,叫什么名字。

黄叙钱说:“报告毛委员,我是湖北咸宁人,我叫黄叙钱。”毛泽东说:“叙钱,叙钱,还是讲钱呀!那不好,革命战士不能只讲钱,要讲为无产阶级而奋斗。这样吧,我给你改个名字,希望你在革命的道路上永远胜利前进,你就叫黄永胜吧!” 此后,黄永胜由班长升至排长、连长、营长、团长。解放战争时期,任冀热辽军区司令员、东北联军第八纵队司令员。1949年,黄永胜任十四兵团第一副司令员兼第四十五军军长。

1950年,经林彪推荐,毛泽东同意,由黄永胜代理十三兵团司令员。不久,正式任十三兵团司令员 。1952年7月,中南军区机关由武汉迁往广州,原华南军区并人中南军区。因林彪养病休息,由叶剑英代理司令员,黄永胜也从华南军区副司令员一职升任中南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

1955年3月,黄永胜被任命为广州军区司令员,9月,被授予上将军衔,并被授予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以表彰他在人民革命战争中所作的贡献。 “九·一三”事件后,黄永胜被撤销一切职务。1973年被中共中央开除党籍。1981年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确认为林彪反革命集团主犯,判处有期徒刑18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1983年4月26日黄永胜去世。

2011年7月20日,黄春光(黄永胜之长子)、邱路光(邱会作之长子)对媒体谈了了“九一三”事件。黄春光、邱路光说:我们先说个前提。我们不是搞政治的,只是想研究历史的真相。由于我们也是亲历者,我们清楚地知道黄、吴、李、邱没有搞政变,他们是和“四人帮”做斗争的。他们是和总理及当时在台上工作的老同志一起支撑共和国大厦的,是倾心支持总理和国务院各部委工作、认真处理各省市、自治区工作的。

黄春光:九届二中全会开始的时候,我父亲并没有上山,他留在北京值班。8月31日,主席突然通知,让我父亲上山开会。黄上山以后,主席直接把黄接到他那儿,跟他谈了很长时间。但一提到张春桥,黄就说:“张春桥是叛徒,跟主席汇报过多次,他看不起我们这大老粗。”他没有说张的好话。从这儿也看出,对张春桥这些中央文革的人,黄是从心底反对的。

邱路光:文革中,主席对黄永胜是抱有重望的。什么重望呢?说穿了,主席是想让黄永胜倒向他毛泽东个人的怀抱!实际上,军权不在林的手上,林彪的权力都是和主席连在一起的。如“经毛主席、林副主席批准”等等,林彪没有单独调动一个连的权力。

实际的军权在黄永胜及吴、李、邱的手上,林只是个挂名。那时候,黄是总参谋长,像部队的调动,主席批准后,都要经过黄永胜和总参作战部发电报生效执行,而林却不能命令黄永胜调动部队。如果黄永胜被毛拉过去了,那主席就不需要林彪了,毛对林彪的冷落、甚至让林下台就是迟早的事儿。

但是,黄永胜对党和人民事业忠诚的天性,使他没有往主席个人那边靠。他不是故意不往毛主席身上靠,是他根本没往那方面想,是他的人民军队忠于党的天性决定了没有靠。如果靠了,那就是另外一个格局了。

黄春光:在九届二中全会上,林把矛头对着张春桥。其实,当时只能抓张春桥,对康生不可以,对江青也不可以,而张春桥的确有一些小辫子。实际上,对张就是对着文革。刚开始,毛也没觉得有什么严重的问题。当会上群情激愤、大家都攻张春桥时,毛愤怒了!

好家伙,200多个中央委员,90%的中央委员都对文化大革命不满,这才引起他的愤怒。他之所以愤怒,就在于大家对文革不满,而且是这么大的一股势力,这么大的一股潮流。毛对文革是不容否定的。

所以,为了保文革,他保了中央文革那几个人,舍弃了部队这些跟着他打江山的人。客观地讲,黄、吴、李、邱的确对江青的一些做法不满,但并不是对主席不满。在他们的眼里,主席永远是伟人,是正确的,是不容怀疑的,是不可违背的。

自己再怎么委屈,也要委曲求全。所以,九届二中全会后,我父亲一直想不通,认为自己没错,拒绝检讨。总理做他的工作,做不通;毛泽东批评了他几次,他仍然不通;最后,总理让邱跟他谈了一次话,他才通了。

邱跟他说:“我们反宗派主义,现在我们不检讨,不也成了一个宗派了吗?别人不也抓住我们的把柄了?”那时候,检讨都是说自己犯了路线错误,其实这是一个很空的东西。我父亲实在没什么可检讨的,他就把向主席反映江青骂总理的事情,作为自己的错误来检讨。一看就知道,这是很违心的。

实际上,九届二中全会上,大家只说揪人,并没有点名揪谁,包括汪东兴也没点名。不过,许世友在后来的信里面写了,要让张春桥下放劳动。为此,主席还做了他们的工作,让许、张搞好团结。其实,许和张的关系还行,他们还在一起喝酒嘛。许世友不像军委办事组的人,根本不搭理张春桥。

从庐山下来以后,毛一直抓着九届二中全会的事情不放,主要是因为林的软抗,一直拒绝检讨。毛搞政治斗争的一贯做法是,让你服,让你写检讨,然后把检讨锁在保险柜里,什么时候敢不服,就拿出来收拾你。同时,黄、吴、李、邱这些人,对文革也没有一个明确态度,让毛捉摸难辨。所以,毛在1971年夏天南巡,开始做局倒林。

黄春光:1971年,“九一三”事件出来后,我父亲实际上就靠边站了。那几天,我父亲的心情非常不好。在他看来,国防部长跑了,他这个总长能脱得了干系?!在他那个位置上,肯定是在劫难逃啊!因此,他看到林的照片就来气,说:“跑什么跑?!害死人!”于是,他就把过去自己和林在一起的照片都烧了。

9月16日,我跟我父亲有过一次谈话。我说;“林跑了,这么大的事,你是不是给主席写一个检讨?”他说:“我检讨什么?林跑,我不知道。九届二中会我没上山,也检讨了。现在,我也没犯新错误,我检讨什么?!”我说:“最起码,你对林的事情做一个表态。

”他说:“我怎么表态?现在中央都没态度,我表什么态?表态和不表态是一样的。”我听完以后说:“那我不上班了,咱们准备回老家吧。”他说:“不用,你去上班吧。”我说:“我不上班了,在家陪你吧。

”他说:“不用,你还是上班,看看再说。”没两天,总理让邱会作找我父亲谈话,谈完话以后,我父亲说:“看来没事了,主席还是信任我的,总理让邱带话过来了。”父亲是为宽我的心,但他没想到主席对他下手会这么狠!

邱路光:9月17号,总理往家里打来电话。电话就放在小茶几上,那时候没有免提电话,我父亲一接电话,我和我母亲都凑在电话旁边听。我父亲接完电话,显得挺激动,扬着手,叫吃饭,嘴里不停地说:“总理保我了,总理保我了!

”饭后,我们就上了西山。我父亲跟我说:“去看看你黄伯伯在不在?”那时候,黄永胜住在西山前指。我去后,黄伯伯见到我,提到“九一三”这件事,黄站起来对着墙上巨大的三北地图说:“跑什么跑?!真是害死人呀!”我父亲去后对黄说:“总理保我们了。”黄当时很冷静,沉思了一下,说:“话是这么说,文章不一定这么做哟!”

“九一三”事件后,给林彪扣的帽子是另立中央,纯粹是瞎扯!林就是搞政变,也不会先到广州另立中央呀!难道林彪不知道这是毛泽东的天下,到广州另立中央,有人拥护他吗?林彪到广州另立中央,没有一个人会跟着他;即便是黄、吴、李、邱,也根本不会跟他去的。

林彪怎么会那么傻?他也是身经百战的人,在政治上那么成熟、那么深刻,他怎么会在广州搞政变、另立中央?这都是瞎编的!你说他走为上计,跑掉了,还有可能;但说他要另立中央,纯粹瞎扯蛋!

至于说,林彪知不知道飞机去苏联?我们不知道,谁也不知道。从法律上讲,你说林彪主动外逃,你把证据拿出来;我说林彪没有主动外逃,我也没有根据。所以,不能乱说。这里面,谨慎一些的科学分析是什么呢?一个长期吃安眠药的人,当他晚上10点多钟吃了安眠药,夜里12点会是个什么状态?你想想就清楚了。

不过,从当时的政治走势判断,从主席和林彪的关系变化来说,林的举动是被毛主席逼的,他在政治上走投无路了,这是可以肯定的。

中国的实事求是,都是有前提的。第一是政治,第二才是实事求是。我讲一个例子,是卜占亚跟我讲的。“九一三”之后,总理、叶帅和张春桥找卜占亚谈话。卜是广州军区副政委兼湖南军区的政委。总理还没说话,叶帅先说了:“卜占亚,你是要林贼,还是要毛主席?”卜说:“我当然要毛主席呀!

”叶又问他:“你是要苏修社会帝国主义,还是要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卜说:“我当然要我们的祖国。”叶说:“那好,很简单,一张纸,一支笔,一句话,明天老婆、孩子见面!

”叶的意思非常露骨。说白了,就是让卜做一个伪证就行了。事实本身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卜占亚按照叶的意思办了,说了假话,承认了18条罪证,过几天就放出来了。

放出来以后,平调到兰州军区当副政委。丁盛的儿子去看他,说:“广州军区对你意见大了,你害了多少人啊!”包括卜占亚的老婆都骂他,因为卜占亚曾交待:是他让他老婆带着厨子去迎接林彪,在广州搞开国大典。于是,就把他老婆也关起来了。

哪有的事儿啊?卜占亚听丁盛儿子讲完,就哭起来了,说18条全是假话,是被逼出来的。他到兰州军区以后,他又写了一个材料,表示自己说了假话。中央发火了,立刻免职,降成甘肃省军区副政委,从大军区副职降到副军。

同时,把他的电视、冰箱都拉到省军区招待所了,连房子也没有了。为此,卜占亚又翻过来了,说自己在风言风语之下,听了一些无原则的话,思想没有改造好等等。结果,他按照大军区副职离休,让他到了西安。

退休以后,跟当官没什么联系了,又开始讲真话了。还有一个例子。有一次,我跟春光参加一个座谈会。会上,有一个人说,文献研究室搬进毛家湾之前,派几个人去打扫卫生。有人在地上捡到一个小册子,是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单行本。

打开一看,里面全是林彪的批注。他很震惊,不是说林彪躲在昏暗的角落里搞阴谋吗?怎么还研究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呀?结果,领导一来,就跟他宣布,个人捡到的任何东西都要交公,他就交了。

黄春光:林彪出事后,大概是1971年10月中上旬,把我也抓起来了。我家孩子中就抓了我一人,因为我家的秘书揭发,我帮着父亲烧材料。当时,把我关在亚疗(即亚洲学生疗养院),美其名曰,参加毛泽东思想学习班,集中揭发黄、吴、李、邱、林、叶的罪行。

1971年底,听说要放一批人,其中有我,但不知道为什么,后来又没有放。我在亚疗被关了2个多月,1972年1月,把我降了一级,弄到北京军区86楼招待所,和卫戍区的一个李参谋住在一个房间。

李参谋是个小负责人,只带班,不负责具体看守审查对象,他白天很少在房间里,所以这个房间就我一个人。当时,林彪256专机的机组人员,两个副驾驶陈联炳、康廷梓,通信员陈松鹤,领航员李成昌也关在这里。

86楼上去以后,有一个大会议室,里面有4张床,中间有个会议桌,他们4个机组人员就住在那儿。关在86楼的还有4个女孩。其中两个是跟林立果去山海关机场的,另外两个是跟王永奎往广州跑的。白天,我们就在会议室里学习、批判,还可以打牌、下棋、聊天。正是通过和他们聊天,我才了解了林彪出逃前的一些情况。

机组人员告诉我,1971年9月12号傍晚,在北京西郊机场的时候,潘景寅就让给飞机加满油;飞到北戴河后,他又让加油。前后两次都被陈联炳阻止了,理由是没有必要加油。因为专机降落的时候,飞机的重量是有要求的。

如果油太多,就要在空中盘旋,把油耗到符合降落的安全重量时才可以降落。所以,陈联炳说:“根本不应该抓我,还应该给我记功。如果潘景寅把油加满了,他们就飞到目的地了。”在我看来,潘景寅比4个机组人员、甚至比吴法宪、胡萍更了解内情。

首先,他为什么一再坚持要加油?无论是从山海关飞北京,还是飞大连,都是短途,完全不需要加那么多油。他很可能是接到林立果的指示要飞广州,但林立果为什么不给胡萍打电话,而直接给潘打电话?为什么能指挥动他?第二,9月12号夜里,潘景寅为什么不睡觉?他就是在等林立果的电话。

第三,他为什么不叫其他的机组人员?只叫了机械师。第四,吴法宪已经给潘景寅打了电话,明确告诉他不许起飞,潘没有执行吴法宪的命令。他为什么敢不听司令的命令强行起飞?根据他们讲的情况,我觉得,主要责任在潘景寅,机组人员也是这个看法。

为这事,我还和舒云辩论过。关于“九一三”的经过,康廷梓后来写了一些文章,与我当时听到的情况有些出入,但不是很大。实际上,在“九一三”以前,我就认识陈联炳了,曾经坐过几次他开的专机,他都是机长。

林彪在南苑机场参观歼-8时,我和他见过面,还跟他聊过歼-8,所以他愿意跟我讲一些情况。不过,陈联炳没留下什么文章。后来邓小平说:“我看这个飞行员(即潘景寅)是好人。”我不知道邓根据什么说的。

潘景寅的家属就抓住邓小平的这句话,找空军落实政策,说:“邓小平都说他是好人了,你们为什么还把他当坏人?”结果,潘景寅被定性为正常死亡,把家属安排得还比较好;倒是那些没上飞机的机组人员,全部被处理复员了,到现在生活都不怎么好。

1972年的春节前,机组的4个人就走了。大年三十,我是跟这4个女孩一块过的。春节过后没多久,这几个女孩也走了,就剩下我一人了,还是和李参谋住在一起。据我后来了解,这些走的人不是放了。机组的4个人降级到空军参加学习班,那几个女孩先去了亚疗,后又去团河劳改农场参加学习班。

4月份,我也去了团河。到团河以后,我就跟林办的秘书、我们家的秘书、吴家的秘书,大概有几十个人吧,在一起劳动改造。林办的秘书有李德、宋德金、张云生等;李文普和于运深没有在这儿。按现在的说法,于运深是大秘,知道的情况更多一些,所以,他和李文普一直关在另外的地方。林是不是要跑?这些人也搞不清楚,没有谁能搞清楚。